2007年王朔接受專訪，談到李敖時：他真好意思叫大師，大學老師吧

1995年9月的威尼斯電影節氣氛熾熱。《陽光燦爛的日子》剛一放映，全場掌聲足足持續了三分鐘。獲獎的不只是姜文，還有把原著《動物兇猛》寫得又痞又辣的王朔。十二年后，這位在內地“橫趟”過文壇、影壇的寫作者坐在《鳳凰會客廳》的沙發上，說話依舊沒拐彎：“李敖？他真好意思叫大師，大學老師吧！”鏡頭切近，王朔短發微亂，眼神充滿了熟悉的挑釁味道。對于熟悉他的人，這一幕并不意外；對不熟的人，這番話卻像電流般炸開，讓2007年的春天多了些火藥味。

那天是3月2日下午，距離王朔上一次高調露面已過去七年。1999年，他因至親離世、好友離散而選擇赴美暫居，斷斷續續寫作，外人幾乎只聽見他偶爾在媒體上放出“再也不罵人”的宣言。可當新書《我的千歲寒》面世時，他的“刀子嘴”又回來了。熟悉的臺詞頻繁出現：“我這次寫得確實好，余華別和我比，我們至少2：0。”主持人又好氣又好笑，只能用一個“嗯？”當緩沖。

時間倒回去，王朔的路子絕不是一帆風順。1958年夏末，他出生在南京復興醫院的產房，那年正值“八二三炮戰”第一周年，他的父親王天羽仍在南京軍區總高級步校任教。三歲時，全家遷到北京復興路29號院——一個軍區大院，孩子們打鬧、罵街、偷偷看大兵訓練，王朔的叛逆種子就是那時埋下的。18歲高中畢業，他參軍當了操舵兵，后被分到北海艦隊衛生學校學護理。入伍第二年，他在《解放軍文藝》上發表處女作《等待》，里面寫的青春躁動和長輩的“嚴防死守”，讓編輯們眼前一亮，把他從船艙調去當了編輯。看似升職，其實不過是把浪涌的精力挪到紙上。

1980年退伍，王朔跑去當藥品業務員，又拉伙計盤了家烤鴨店，炒一通就散伙。經商不順，他更加拼命寫作。1984年，《空中小姐》出現在《當代》，筆下的空姐成了那個年代少男心中遙不可及的白月光；1986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再度引爆刊物銷量；1987年，《頑主》構筑了京味痞子的浮世繪。至此，一支最通俗、最刻薄，也最“解氣”的筆橫空出世。社會學者后來總結：王朔的語言像水泥里摻了辣椒面，抓一把就會灼手，可越燒人越上癮。

作品熱賣帶來的直接后果，是大量導演蜂擁改編。1988年短短一年，四部“王朔電影”齊上陣，《頑主》《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晃晃悠悠》《立體聲》。媒體直接把1988年稱為“王朔年”，而王朔的回應是“老子要的從來不是文壇的香火，而是鬧哄哄的電影院”。的確，1990年《渴望》一經播出就開創54.6%的收視傳奇，次年《編輯部的故事》里小劉星擔任報社值班編輯的身影家喻戶曉。王朔和好友鄭曉龍、趙寶剛掀起了“新北京味”浪潮，土生土長的調侃、戲謔、針砭，令全國觀眾津津樂道。

然而，誰也沒想到，正當他如日中天時，卻悄然離場。2000年，他寫完《看上去很美》，旋即赴美，長居加州海邊。在那里，他自嘲“上班給海鷗看我寫東西”，一年能寫三百萬字，削得只剩三萬，丟進抽屜繼續改。好友們忘不了他在北京舊居那只堆滿煙灰的瓷盤，也忘不了電話里那句半真半假的牢騷：“懶得再跟傻×計較。”直到《我的千歲寒》簽下百萬美元合約，他才終于覺著“差不多得回去露個臉”。

2007年的專訪現場，新書只是序曲，真正的高潮是“吐槽”。被問及對當代作家的觀感，他拉出兩條戰線：北京隊的曹雪芹、老舍、王朔；浙江隊的魯迅、金庸、余華。理由簡單粗暴：“《紅樓夢》完勝《阿Q正傳》，老舍憑《駱駝祥子》在美國賣得好。再說我這本《我的千歲寒》，余華就先歇著吧。”主持人試圖岔開話題，王朔卻“回馬槍”般補上一句：“我是三維寫作，給漢語加了時態！”

許多觀眾記住那場采訪的關鍵時刻，其實是李敖三個字。李敖生于哈爾濱，幼年在北平生活十年，1949年赴臺。王朔對這位同鄉兼同行并不買賬：“他的學問是三腳貓，人家胡因夢說一句，他回十句，摳門，一點大格局都沒有。”語速飛快，字字帶鉤，現場幾乎聽不到喘息。有人說這是“北京嘴”對“臺灣腔”的一次文學伏擊，也有人說是兩個銳利人格間的必然火花。是否公平，見仁見智，但一點可以確定：王朔無意收斂，也不想收斂。

再看“嘴皮子”背后，是他對大眾文化的敏銳判斷。在同一場訪談中，他預言“信息時代正在給女性更多話語權，往后社會可能由女性掌舵”，并調侃道：“我先向你們戰略投降。”這不是敷衍，而是他對社會結構變化的直覺。1990年代初，他就對北京城里的“新自由戀愛”“單位宿舍的煩悶”寫得透徹；步入21世紀，他開始琢磨生命、死亡、宗教。有人說他是痞子，也有人說他深情，都不算錯。

不可忽視的是，王朔一再強調自己“渾身惡習”。少年時被公安“請喝茶”、青年時酗酒熬夜、壯年時忤逆媒體，“壞事干絕了”這句話并非自黑，而是提示讀者：作品之鋒、言辭之辣，離不開那些跌宕。談及未來，他穩了穩語速：“我希望最后不再是負面形象。未必一下子做到，但會努力。”這句略顯收斂的話，倒像是給49歲的自己留條退路。

對40歲以上的男性讀者而言，王朔的故事更像一面鏡子。當年看《渴望》的中年人，如今大多已近退休，他們經歷了大院、國企、下海、互聯網，甚至子女留學，軌跡與王朔的創作年表互相嵌合。小說里那股“不服氣”勁頭，一旦跳出紙面，正好與現實生活的“中年困局”對照：不甘平庸，卻又必須謀生；想對抗權威，卻也學會妥協。王朔提供的，并非解決方案，而是一種情緒出口。

再說李敖。2003年，李敖出獄后重返臺灣政壇，發動“痛罵政壇”式選戰，風頭無兩。對岸的王朔其實頗為欣賞他的“懟人”藝術，可輪到給分，他卻毫不客氣。原因或許就在“格局”二字。王朔自認“罵人有對象，作品先行”，而他覺得李敖把牢獄經歷當成個人IP炒作，缺少升華。對錯暫且不論，這場隔空交鋒倒把兩岸文壇的“口水戰傳統”推上熱點，媒體一夜間鋪天蓋地，大眾熱鬧看完，誰也沒改變誰。

采訪最后，主持人問：“如果再讓您給自己定位，還當不當‘大齡憤青’？”王朔先是哈哈大笑，隨即收聲：“憤青也得長大，可別長成油膩中年。”話音落下，制片人比劃手勢，攝像機慢慢降速。畫面給了他一個特寫——眉頭舒展，眼角帶笑，像是在跟自己達成和解，又像在提醒觀眾：尖刻之外，依舊保有那點少年狂。

“朋友的評價我在乎，敵人的詛咒也照單全收。”這句混雜著得意與調侃的話，被節目組剪進片頭。觀眾隔著屏幕，聞到了屬于80年代北京胡同的那股舊汽油味道。十二年前，他靠這股味道攪動了電影圈；十二年后，一張嘴又讓文學圈、媒體圈、文化評論圈不淡定。有人說他油嘴滑舌，有人說他真性情，王朔從不辯解——寫新的，拍新的，繼續罵新的，這是他的“生存邏輯”，也是他的“生產方式”。

專訪播出當晚，論壇里一句熱評沖上了首頁： “王朔還是那個王朔，世界卻再也回不到1992年。”話是調侃，卻也精準。熟悉他的觀眾清楚，這個名字已從“流行符號”變成“時代注腳”。至于“李大師”與“大學老師”的分野，孰真孰假，只要讀者手里還有書，多少年后都能自己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