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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囊”一詞,最早見于宋代洪邁《夷堅志補》,后很快被定義為“裝錢與行李的袋子”。在錢有了專門的錢包之后,“行囊”就特指衣服與日常生活用品的包裹或箱子了。提到“行囊”,就會想到出門遠行、風塵仆仆,想到旅途漫漫、四海為家。它不但是一個詞語,更是一段悠久記憶的載體,一個旅行方式與文化概念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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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虹的隨筆集《逆風的行囊》(作家出版社2025年11月出版),書名中出現了兩個關鍵詞。“行囊”作為其中之一,具有典型的標簽作用,能夠理解這個詞內涵的讀者,容易判斷出圖書的內容構成,自動與“遠方、童年、鄉村、背井離鄉、理想”等詞建立關聯。對于二十歲上下的年輕人來說,他們自然明白這個詞的含義,但恐怕已難以喚起那么多豐富的聯想,因為他們的“行囊”,已經簡化為一部智能手機,一機在手,即能展開他們的“特種兵旅行”。
另一關鍵詞“逆風”,最早出現于南朝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文學》,意指反風向、迎風或頂風。“逆風”與“行囊”組合,由此便有了畫面感:一名旅人背負行囊迎風行走的形象,自然而然地誕生。對此畫面,讀者應不陌生,魯迅從紹興出發到南京、北京、上海等地,沈從文從湘西一路行至常德、北京,蕭紅與蕭軍從哈爾濱再到上海,均吻合“逆風的行囊”的描述,他們有一個共同點是,行囊中最不能少的是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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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插畫
蘇虹自己對于“逆風”的定義是,“既指向地理上從東方到西方的文化凝視,也隱喻對歷史的回溯與對現實的反思”。蘇虹對“逆風”的詮釋,體現了一名當代作家的視角。民國時期及更早的現代作家的“逆風行走”,多蘊含一份揮之不去的凝重與憂慮,而當代作家的“逆風概念”,已經有了一份自信與淡定,因為他們已經有了更為穩固的精神根基,形成了穩定的核心能量場。《逆風的行囊》一書中,《魂夢故里》這一輯寫到的童年生活與鄉村記憶,為作者提供了一個永遠可以回望與回歸的身體的故鄉和精神原鄉;《山河刻度》這一輯中刻畫的山水與星空、花朵與瀑布等,讓作者擁有了澎湃的胸懷;《歐洲掠影》這一輯描述的克萊蒙費朗的慢生活、厚重的阿維尼翁古城等,展現了作者開闊的外向觀察視野;《硯邊感懷》這一輯中提及的閱讀與寫作經歷,則是對中國傳統書房文化的繼承;《生活趣章》這一輯描摹的田園拾趣與市井煙火,兼顧了肉身與精神的雙重需求,正是一代人向往的普通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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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插畫
這種對“普通日子”價值的重新發現,在當下尤為珍貴,恰如劉震云前不久在直播時所說,“最好的日子就是普通的日子”。但“普通的日子”并不能當成“簡單的日子”來對待,如網友所形容的那樣,“我的肉體,只需要很少的食物就能養活;而我的靈魂,需要山川、河流、自由,才能慰藉”。蘇虹的《逆風的行囊》,十分妥帖地解釋了這句話為什么會在網絡上流行起來,這本書擁有許多能夠慰藉心靈的元素,除了山川、河流、自由之外,還有小路、喜鵲、鴿哨、鐘聲、白玉蘭、古琴等等貌似渺小、實則宏大的事物。能把普通的日子過好,其實容易,也不容易。容易的原因是,一個人有了境界與格局,日子便會服帖、溫順起來;不容易的緣由是,錯將“普通”等同于俗氣與庸常,從而喪失了發現和安享“普通日子”內在光芒的能力。
《逆風的行囊》是一次暗藏光環的寫作。它借著行走來審視停頓,通過出發來實現到達;它以輕盈來詮釋重量,以緩慢來抵抗迅速;它在給予中收獲,在接納中饋贈……如作者在后記中所說的那樣,“人生最遠的旅行,并非抵達某個地理的終點,而是歷經跋涉之后,最終走回自己內心深處的那段歸途”。這樣的觀點,曾被以及正在被無數人實踐著,《逆風的行囊》提供了一幅實踐的路線圖,循此路徑,或可助讀者更易叩問內心,尋回心靈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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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風的行囊》后記
誠然,“行囊”在數字時代,是一個有點兒蒙上“灰塵”的詞匯,在這個充斥著碎片化閱讀、被快節奏裹挾的時代,“行囊”漸成過去幾代人的一個標志,但相信它不會落伍,因為“行囊”當中所裝的行李與生活用品肉眼可見,而看不見的情感、思想與境界,才是“行囊”永恒價值的核心。
原標題:《新民藝評|韓浩月:“行囊”的概念永不會落伍——評蘇虹隨筆集《逆風的行囊》》
欄目編輯:蔡瑾
文字編輯:江妍
本文作者:韓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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