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贏學”、“陰謀論”和“自有大儒為其辯經”

所謂“贏學”，關鍵就在一個“贏”字上。反正不管做什么，不管發生了什么，那都是我贏。贏，當然是贏；輸，其實也是贏。黑，是我贏；白，也是我贏。順，我當然贏；逆，其實也是我贏。

但是，說自己贏的時候，看起來是“真的在贏”的局面比看起來“不像是在贏”的局面更能讓人信服。所以，在“贏學”盛行的世界里，消息的管控就變得特別重要：那些會讓我看起來“不像是在贏”的消息就不要傳播出來了，那些會讓我看起來是“真的在贏”的消息必須得廣為流傳。到處都充斥著“我在贏”的好消息，處處歌舞升平，形勢一片大好，所有的不好的消息全都銷聲匿跡。身處這樣的輿論場景之中，完全被“贏”包圍，讓人已經對“贏”感覺遲鈍，“小贏”或者一般的“贏”已經不能刺激人產生任何興奮，真的會讓人覺得既“贏”且“麻”，就是俗稱的“贏麻了”。

有的時候，有些看起來能證明“確實是輸了”的事實的發生已經不可避免，那就需要捏造假消息、編造假新聞來證明“我贏”。大清與日本之間打的那場甲午戰爭，大清國新聞媒體就編造了“大清完勝日本”、“清軍打得日寇滿地找牙”的假消息，讓大清國民眾看得那叫熱血沸騰，“贏麻了”。

如果事實已經無法掩蓋，編造的假消息也會被戳穿，那些看起來“明明像是輸了”的消息會被民眾知道，這個時候該怎么辦？認輸嗎？不可能認輸的。“贏學”的精髓就是無論發生了什么，都是我贏。輸，是不存在的。都認輸了那還叫什么“贏學”？

這個時候，“陰謀論”和“大棋論”就粉墨登場了。

比如說馬老師開了個場子，門外有個黃毛老頭老是說要找馬老師的麻煩。但為什么黃毛遲遲不對馬老師動手？因為我罩著馬老師，黃毛怕我，所以黃毛不敢對馬老師動手，這種情況當然是我贏。那假設有一天黃毛真的帶人沖進去把馬老師抓走了，是不是就證明“黃毛其實不給我面子，我輸了”？看起來像是這樣，但“贏學家”會告訴你：事情并沒有這么簡單。其實我并沒有輸，我反而才是真正的贏家。

為什么？

第一個登場的是“陰謀論”：你們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有些在暗地里發生的事情你們是看不到的。你們知道嗎？并不是黃毛不給我面子抓住了馬老師，恰恰相反，是我允許黃毛這樣干黃毛才敢這樣干的。我在暗地里跟黃毛有交易，你知道嗎？我開出來了價碼，那個島我要了，黃毛不得在這件事上給我搗亂，作為交換我允許你黃毛把馬老師帶走。黃毛乖乖地同意了我的交換條件。在我的允許下，他才敢去抓住馬老師。這難道不是我贏？這難道不證明黃毛其實怕我？

就問你，聽了這番分析之后，你認不認為其實是我贏？那必須贏，贏麻了。

第二個登場的是“大棋論”：這事兒看起來像是我輸，其實不是。因為你的眼光看得不夠長遠、不夠全面。長遠來看，黃毛抓了馬老師這事兒會讓他自己陷于不義、讓他的朋友們都覺得他不是人，孤立了他。以前黃毛跟馬老師之間雖然關系不好，但沒有撕破臉，不會爆發打打殺殺，不會互相提防，這樣大家都花不了多少錢。現在黃毛抓了馬老師，大家撕破臉了，雙方就會互相敵對、互相提防，必然都要多掏錢去增加自己的安保力量。所以這是在資金上給黃毛“放血”，所以從更全局的、更長遠的角度來講，這盤“大棋”黃毛已經輸定了。現在復盤一下，這事兒是不是我故意給他面子，設了個陷阱，讓黃毛主動往陷阱里跳的？現在他已經跳進去了，請問誰贏了？當然是我贏了。

一般來講，當一個人相信“陰謀論”和“大棋論”的時候，我就不再選擇與他講道理的。因為這樣的人已經無可救藥。正常的推理是，分析作出的決策與產生的結果之間的因果聯系，找事實的證據來證明這種因果聯系，如果能找到證據就可以支持這種因果關系，如果找不到證據那就可能是因為這種因果聯系并不成立。而“陰謀論”和“大棋論”的信仰者們是先確定了“決策與事實結果之間一定存在某種聯系”，之后在確定結論的基礎上去找證據，如果能找到證據那當然好，如果找不到足夠的證據就用“陰謀論”或“大棋論”的方式去捏造證據、“腦補”出一些虛假的證據來支撐因果關系的成立。這就相當于先射箭后畫靶子，那箭肯定永遠射中靶心，射箭的人永遠正確，永遠“贏”。長期來講，這樣的人不會有任何進步，因為他們的思維推理方式已經走上了邪路。

再往深了挖。所謂的“贏學”、“陰謀論”、“大棋論”其實都是古老的“自有大儒為其辯經”的表現形式。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寫過，其實原教旨主義的儒家是很正直剛健的，但秦制帝國建立以后，被以法家思想為內核的秦制帝國馴化的儒家，也就是俗稱的“法儒”，完全蛻變為為權力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為當權者的一切行為論證正當性的“權力的走狗”。

當權者頒布了任何法令、做出了任何決策，如果產生了好的結果，法儒會努力證明皇上圣明，為皇上的圣明歌功頌德。如果當權者頒布的法令作出的決策產生了不好的結果，法儒也會努力去證明“其實皇上做出的一切決斷都仍然是正確的”，他們或許會隱瞞壞消息、捏造假的好消息來支撐“皇上的決斷是正確的”的觀點；如果壞的結果實在掩蓋不住，他們會說“上面的經是好的，但被下面的歪嘴和尚念歪了，決策沒有問題，是執行出了問題”來證明“皇上的決斷仍然是正確的”。如果決策和執行都是確實能看到是有問題的、無法推脫的，他們就用“陰謀論”和“大棋論”的觀點來證明“皇上的決策仍然正確”：從你們能看到的因素來看，或許真的產生了不好的結果，但還有很多因素是你們看不到的，結合那些看不到的因素來講，其實這個結果已經相當不錯、完全正確；短期看、局部看或許真的產生了不好的結果，但長期看、全局看那肯定是正確的。如果你們沒有意識到這種結果從全局和長遠的角度來看其實是正確的，那是因為你們的認識水平還沒達到。總之，就是要么用“陰謀論”虛構出來一些證據來對決策和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修補”；要么用“大棋論”的角度來告訴你，其實你只看到了暫時的、局部的不成功，但你看不到在更長遠、更全局的角度上這反而是一種成功，是一種“贏”。

這一套做下來也是需要相當高的水平的。你能說這些人不聰明嗎？你得承認這些人很聰明。但他們的聰明才智都被浪費在這方面了。當一個社會上的聰明人的聰明才智都被浪費在這方面，你指望這樣的土壤上能產生什么先進的思想、先進技術？這是不可能的。秦制帝國“利出一孔”，權力包辦一切，哪怕你在商業上、科學技術上很有進展，很優秀，但你也得向權力低頭。《金瓶梅》里的西門慶是一個經商的好手，他掙到錢了之后，理性的選擇就不是繼續擴大商業經營在他擅長的領域里賺更多的錢、創造更多的財富，而是去東京攀附權力，行賄太師蔡京，做蔡京的干兒子。這樣的社會里，“人際關系學”、人與人之間勾心斗角的“厚黑學”這些必然成為顯學。這樣的社會里，看起來人人都很聰明，都是“人精”，但“人精”們活得并不比在他們眼里看起來“個個都是傻子”的群體里的“傻子”們更幸福。他們想不通：明明我這么精明，他們那么傻，我一個可以騙他們十個，為什么我活得不如他們幸福？這不公平！

所謂的“自有大儒為其辯經”所體現的就是“法儒”們的這套行為邏輯：只要你成為當權者，無論你做什么事情，法儒們都會賣力地去證明“你做的都是對的”、你“贏麻了”。他們不會站在真正客觀的角度為當權者的決策做出真實而全面的分析、給出客觀而中肯的建議。所以，法儒的這套行為邏輯害了國家、害了百姓甚至也害了當權者本人。因為法儒們如果真的對當權者的決策“正確的加以肯定，錯誤的加以批評并提出改正意見”，當權者也是有可能改正錯誤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法儒們只是佞臣而不是諍臣，是奸臣而不是忠良。

當然，造成法儒們如此做事邏輯的并不僅僅是法儒們自己的責任。

大明朝崇禎皇帝在位17年，他的很多決策都是錯的，但沒人會說他錯。無論崇禎皇帝做出什么決策，總有很多人在說皇上英明，決策正確，“贏麻了”。不是完全沒有站出來指出崇禎錯誤的大臣，只不過那些站出來指出崇禎“做錯了”的臣子的結局往往就是被砍頭。

等到崇禎倒臺，是不是“贏學”就結束了呢？

“贏學”并沒有結束，僅僅是崇禎的“贏學”結束了，他沒法再贏下去了。崇禎倒臺不影響李自成繼續“贏”，之后李自成倒臺也不影響多爾袞接著“贏”。大儒們自然會為任何當權者辯經，并不管當權者是誰。

大明、大順、大清在史書上如走馬燈一般一頁頁翻過去，唯有“贏學”、“陰謀論”、“大棋論”、“自有大儒為其辯經”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