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12年，民國剛開張那一會，農商部搞了個大摸底，結果出來的數據能把人的下巴驚掉。
你猜那個被嫌棄“土氣”的白酒（當時叫燒酒或高粱酒）有多少？
足足797萬噸。
這是一個接近1:10的恐怖比例。
這意味著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元年，全中國每喝下去十杯酒，有九杯都是辣嗓子的烈酒。
在那個寒夜漫長的時代，真正支撐起中國人精神世界的，從來不是溫吞的黃酒，而是那一口入喉如刀的燒刀子。
為什么咱們會有“民國人都喝黃酒”的錯覺？
這事兒吧，純屬“幸存者偏差”。
當年的大V、公知們，基本都扎堆在江浙滬包郵區。
那邊水路發達，冬天又不至于凍掉耳朵，特別適合黃酒這種嬌貴的玩意兒慢慢發酵。
可你要是往北看，往內陸看，故事完全是另一個版本。
在北方那個糟糕的物流環境下，黃酒就是個“瓷娃娃”。
酒度低，稍微顛簸一下就變酸，根本沒法長途運輸。
反觀白酒，那是當時的“硬通貨”。
耐折騰、不怕冷、存不壞。
在軍閥混戰的日子里，它不僅僅是用來喝的，更是底層老百姓用來抵御寒冷和苦痛的廉價麻醉劑。
但這并不代表白酒就是“窮人樂”。
當你翻開那些頂級精英的私密檔案，會發現白酒早就滲透到了豪門大院的骨髓里，而且玩得比誰都花。
咱先說說魯迅。
教科書里的迅哥兒，好像永遠是在咸亨酒店里瞇著眼喝黃酒。
但我查了一下他的北京生活賬單，發現這大哥經常讓家里人去買“白干”。
這可絕對不是為了省錢。
魯迅當時的收入，那是妥妥的金領階層。
他買“十個銅子的白干”，純粹是因為北平的冬天太冷了。
對魯迅來說，這哪里是酒，分明就是續命的燃料。
再看個更顛覆的。
電視劇《大宅門》都看過吧？
導演郭寶昌就是同仁堂樂家大院里長大的“少爺”。
他在回憶錄里透了個底：他才十四歲的時候，家里的長輩就開始訓練他喝白酒，而且起步就是茅臺。
你細品這里的邏輯。
在當時最頂級的商業家族眼里，喝烈酒不是“學壞”，而是一門必須從娃娃抓起的“童子功”。
在那個權貴圈子里，白酒是社交利器，是藥酒的底子，更是門第生活的一部分。
同仁堂那個有名的“綠茵陳”，用的基酒就是高品質的白干。
在這里，白酒脫掉了“粗俗”的外衣，穿上了“養生”和“禮教”的馬褂。
這就不得不提1946年上海那場著名的送別宴了。
那天的主角是張大千，要走；主客是梅蘭芳，來送。
都知道梅先生為了護嗓子，平日里是出了名的“三不沾”——不辣、不酸、不烈酒。
結果那天張大千那是真的喝嗨了，四川人的火辣勁兒上來了，端著一大杯烈酒直接懟到梅蘭芳臉前。
張大千當時那個激將法用得絕，大意就是說：梅先生你是君子，只動口；我是小人，我動手。
這一招“道德綁架”，直接把氣氛搞凝固了。
滿桌子的人都捏把汗，以為梅先生要不高不興，要不就以茶代酒糊弄過去。
誰知道，梅蘭芳那是真給面子。
他笑著回了一句，大概意思既然這樣那君子小人就一塊兒干了吧，然后一仰脖，把那杯燒喉的白酒干了個底朝天。
這一幕太有象征意義了。
以前我們總覺得民國上流社會就該是溫吞水的黃酒局，碰了白酒就跌份。
但梅蘭芳這一仰頭，直接戳破了這個被粉飾了百年的“酒桌謊言”。
民國的酒桌從來不是簡單的階層鄙視鏈，而是一張復雜的功能分工圖。
甚至連京劇名旦程硯秋，臺下也是個不折不扣的“酒仙”。
他不僅愛喝白酒，還在日記里記下了自己在家“自制白干”的全過程。
你想想，一個頂流名角，不去琢磨風花雪月，在家里鼓搗釀酒設備，這說明啥？
說明白酒早就成了他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甚至喝出了格調，喝出了私房手作的味兒。
說白了，那個時代的中國人，活得都挺苦。
黃酒太慢、太淡、太嬌貴，根本撫慰不了那種深入骨髓的焦慮和寒意。
無論是在北平寒夜里奮筆疾書的魯迅，還是在戲班后臺卸妝的程硯秋，亦或是碼頭上扛大包的苦力，大家都需要那一口下去如火燒般的烈酒。
那900萬噸的產量懸殊，不僅僅是口味的選擇，更是生存哲學的投票。
白酒之所以能流傳到現在占據主導，不是因為我們變俗了，而是因為它原本就是這片土地上最頑強、最普世的基因。
它穿越了戰火與變革，正如那個時代中國人的性格——在粗糲的現實中，尋找那一口能夠燃燒的慰藉。
1961年8月8日，梅蘭芳在北京病逝，終年67歲，那個讓他破戒喝酒的張大千，此時正漂泊海外，再也沒能和他碰上一杯。
參考資料：
郭寶昌，《說點您不知道的：大宅門里的故事》，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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