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清明的小雨落在閘北聯義山莊的山坡上,空氣里有一股潮濕的霉味。一個拎著紙錢的青年翻過薄霧,腳底踩著殘舊的石階,想給心中的銀幕女神獻上一束白菊。他抬眼,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塊銹跡斑斑的鐵皮,歪歪斜斜圍著一座低矮的土墳——橫不足八尺,豎不過一丈,草皮枯敗,碑文半隱。青年怔住,喉結滾動,低聲自語:“她怎么會走到這一步?”
很難想象,就在一年之前,1935年3月11日,上海南京路因一場葬禮堵得水泄不通。萬國殯儀館外,人群黑壓壓延伸數里,據警署口徑統(tǒng)計,臨街聚集者達三十萬。花圈堆起小山,十二位影壇名流抬棺同行,萬人齊哭,這種場面在民國影史絕無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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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巨大反差的,是阮玲玉離世方式的突兀。1935年3月8日凌晨,福民醫(yī)院的煤油燈搖晃了整夜,醫(yī)生最終宣告搶救無效,年僅二十六歲的她香消玉殞。此前數日,緋聞、官司、私信、謠報像潮水一樣將她困在弄堂深處,沒有退路。
阮玲玉本名阮鳳根,1910年生于上海呂宋路石庫門一隅。父親阮用榮原是浦東亞細亞火油棧機器部的雜工,微薄工資維系一家生計。父親早逝,她跟著母親在大戶人家打雜,寄人籬下養(yǎng)成了敏感、自卑又固執(zhí)的性格。
十五歲那年,她被張達民的哥哥介紹進入明星影片公司。當時的上海電影業(yè)正處風口,影迷們對新面孔格外寬容。阮玲玉對鏡頭產生近乎本能的熟稔:說哭就哭,說笑便笑,導演吳永剛感嘆她“像感光最快的底片”。這一特點令她在《戀愛與義務》《神女》中一鳴驚人,與胡蝶并稱“南胡北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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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感情之路同樣跌宕。張達民貪賭,靠她片酬填窟窿;唐季珊斯文外表下暗藏算計,既要利用人脈又要謹防輿論。1934年12月,一紙“同居糾紛”訴狀把三人關系徹底曝光。張達民聯絡小報記者,大肆渲染所謂“情債”,輿論一邊倒。唐季珊則迫于商界壓力,對阮的解釋充耳不聞,甚至揚言“讓她自證清白”。
恰在這時,《申報》副刊評論員寫下尖刻文字:“明星也不過是玩物。”這些狠辣詞句深深刺痛了她。短短三個月里,她既要拍完《新女性》的補景,又要應付法庭傳訊,精神已到崩潰邊緣。3月7日晚,唐季珊冷冷甩下一句“別再丟人”,拂袖而去。第二天清晨,傭人發(fā)現空藥瓶滾在地板,遺書簡單到刺眼:“人言可畏。”
喪禮熱鬧,墓地冷清,這是民國影人常見的命運。上海公共租界當局不允許市區(qū)豎建大墓,制片商匆忙買下聯義山莊一塊臨時穴位。棺木下葬后,負責打理的行業(yè)公會缺乏經費,管理隨即中斷。不到一年,墓碑傾斜,鐵皮護欄被大風刮裂,無人補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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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站在荒墓前,看到碑上四個漆黑大字——“唐阮玲玉”。那一刻,他胸口窒悶。用唐姓冠于名首,不啻再次把已逝之人放回那段令她窒息的糾葛。可是唐季珊仍須借她的余溫維護體面,他從未真正放手。
此后十多年,抗戰(zhàn)爆發(fā),淞滬烽火四起,聯義山莊屢遭炮火。墓地多次遷移,阮玲玉的棺木一度險被流彈掀翻。1945年后,華成影業(yè)舊友出資修理墓碑,卻走到半途資金告罄,只能補上碎磚草草圍擋。1951年上海市政清理違規(guī)墳場,工作人員找到這塊已被雜草淹沒的荒丘,確認身份時差點讀錯名字,可見其凋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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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身后事雖零落,她的銀幕形象卻經久不衰。《神女》膠片輾轉逃過戰(zhàn)火,在香港、東京放映,被稱作“中國表現主義的孤峰”;1954年,《中華電影》雜志評選“二十年來最佳悲劇角色”,阮玲玉名列第一。觀眾記住的,依舊是那雙會說話的眼睛,而非報紙角落的鄉(xiāng)土緋聞。
曾經的青年后來寫下回憶錄:“那天我插完菊花,背影孤零。風吹過,墳頂的枯草沙沙作響,像她在銀幕里的哭聲,天真又哀傷。”短短幾句,把墓地的荒涼與銀幕的輝煌并列,形成強烈對照,也印證了大眾記憶的短暫與影像藝術的長久。
阮玲玉活著時用天賦抵御貧困,用柔情覆蓋傷痕;死后卻連姓名都險被篡改。世事如此,殘酷卻真實。滿目蒼涼的聯義山莊不再存在,它在城市翻修中已成高樓停車場,但那座橫不到八尺的小墓,曾讓晚來的悼念者體會到一句老話:名利瞬息,草木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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