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玲玉去世后有多凄慘？橫不到8尺的墓地，墓草凄凄，滿目蒼涼

1936年清明的小雨落在閘北聯義山莊的山坡上，空氣里有一股潮濕的霉味。一個拎著紙錢的青年翻過薄霧，腳底踩著殘舊的石階，想給心中的銀幕女神獻上一束白菊。他抬眼，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塊銹跡斑斑的鐵皮，歪歪斜斜圍著一座低矮的土墳——橫不足八尺，豎不過一丈，草皮枯敗，碑文半隱。青年怔住，喉結滾動，低聲自語：“她怎么會走到這一步？”

很難想象，就在一年之前，1935年3月11日，上海南京路因一場葬禮堵得水泄不通。萬國殯儀館外，人群黑壓壓延伸數里，據警署口徑統(tǒng)計，臨街聚集者達三十萬。花圈堆起小山，十二位影壇名流抬棺同行，萬人齊哭，這種場面在民國影史絕無僅有。

造成巨大反差的，是阮玲玉離世方式的突兀。1935年3月8日凌晨，福民醫(yī)院的煤油燈搖晃了整夜，醫(yī)生最終宣告搶救無效，年僅二十六歲的她香消玉殞。此前數日，緋聞、官司、私信、謠報像潮水一樣將她困在弄堂深處，沒有退路。

阮玲玉本名阮鳳根，1910年生于上海呂宋路石庫門一隅。父親阮用榮原是浦東亞細亞火油棧機器部的雜工，微薄工資維系一家生計。父親早逝，她跟著母親在大戶人家打雜，寄人籬下養(yǎng)成了敏感、自卑又固執(zhí)的性格。

十五歲那年，她被張達民的哥哥介紹進入明星影片公司。當時的上海電影業(yè)正處風口，影迷們對新面孔格外寬容。阮玲玉對鏡頭產生近乎本能的熟稔：說哭就哭，說笑便笑，導演吳永剛感嘆她“像感光最快的底片”。這一特點令她在《戀愛與義務》《神女》中一鳴驚人，與胡蝶并稱“南胡北阮”。

可惜感情之路同樣跌宕。張達民貪賭，靠她片酬填窟窿；唐季珊斯文外表下暗藏算計，既要利用人脈又要謹防輿論。1934年12月，一紙“同居糾紛”訴狀把三人關系徹底曝光。張達民聯絡小報記者，大肆渲染所謂“情債”，輿論一邊倒。唐季珊則迫于商界壓力，對阮的解釋充耳不聞，甚至揚言“讓她自證清白”。

恰在這時，《申報》副刊評論員寫下尖刻文字：“明星也不過是玩物。”這些狠辣詞句深深刺痛了她。短短三個月里，她既要拍完《新女性》的補景，又要應付法庭傳訊，精神已到崩潰邊緣。3月7日晚，唐季珊冷冷甩下一句“別再丟人”，拂袖而去。第二天清晨，傭人發(fā)現空藥瓶滾在地板，遺書簡單到刺眼：“人言可畏。”

喪禮熱鬧，墓地冷清，這是民國影人常見的命運。上海公共租界當局不允許市區(qū)豎建大墓，制片商匆忙買下聯義山莊一塊臨時穴位。棺木下葬后，負責打理的行業(yè)公會缺乏經費，管理隨即中斷。不到一年，墓碑傾斜，鐵皮護欄被大風刮裂，無人補修。

青年站在荒墓前，看到碑上四個漆黑大字——“唐阮玲玉”。那一刻，他胸口窒悶。用唐姓冠于名首，不啻再次把已逝之人放回那段令她窒息的糾葛。可是唐季珊仍須借她的余溫維護體面，他從未真正放手。

此后十多年，抗戰(zhàn)爆發(fā)，淞滬烽火四起，聯義山莊屢遭炮火。墓地多次遷移，阮玲玉的棺木一度險被流彈掀翻。1945年后，華成影業(yè)舊友出資修理墓碑，卻走到半途資金告罄，只能補上碎磚草草圍擋。1951年上海市政清理違規(guī)墳場，工作人員找到這塊已被雜草淹沒的荒丘，確認身份時差點讀錯名字，可見其凋敝。

有意思的是，身后事雖零落，她的銀幕形象卻經久不衰。《神女》膠片輾轉逃過戰(zhàn)火，在香港、東京放映，被稱作“中國表現主義的孤峰”；1954年，《中華電影》雜志評選“二十年來最佳悲劇角色”，阮玲玉名列第一。觀眾記住的，依舊是那雙會說話的眼睛，而非報紙角落的鄉(xiāng)土緋聞。

曾經的青年后來寫下回憶錄：“那天我插完菊花，背影孤零。風吹過，墳頂的枯草沙沙作響，像她在銀幕里的哭聲，天真又哀傷。”短短幾句，把墓地的荒涼與銀幕的輝煌并列，形成強烈對照，也印證了大眾記憶的短暫與影像藝術的長久。

阮玲玉活著時用天賦抵御貧困，用柔情覆蓋傷痕；死后卻連姓名都險被篡改。世事如此，殘酷卻真實。滿目蒼涼的聯義山莊不再存在，它在城市翻修中已成高樓停車場，但那座橫不到八尺的小墓，曾讓晚來的悼念者體會到一句老話：名利瞬息，草木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