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將涂通今簡歷：全家軍人8名，兒媳是97年授予少將軍銜唯一女性

1964年10月22日的北京西郊，禮堂內燈光熾亮。軍功章一枚一枚掛上軍裝，場內肅靜，鐘聲可聞。名單念到“涂通今”時，人群目光齊刷刷投向那位神經外科專家。他微微欠身，肩章閃出金色，身旁的周恩來總理含笑點頭。這一天，他五十歲，終于被授予少將軍銜，而站在臺下的家人正悄悄計算：至此，涂家已有兩位將軍。

鏡頭拉回半個世紀前。1914年初夏，福建尤溪山村，稻浪翻滾。這個家族書香亦尚武，族譜里連名字都暗含期許，“通古今”四字寄望兒孫見多識廣。小涂通今七歲便能背《資治通鑒》，苦練筆墨，卻也跟著父輩撒網捕魚、握槍打靶。讀書與練武，在他身上從未沖突。

1927年冬，村學堂忽然停課。父親拍著兒子的肩膀，輕聲提醒只能回家務農。屋檐下，少年愣住，嘴里只蹦出兩個字：“為什么？”父親搖頭，低聲說：“學堂停了。”話不多，卻把命運拐向另一條路。

機緣隨紅旗而來。1929年1月，紅軍閩西宣傳隊進入尤溪縣，毛澤東在集市上演講，“打土豪，分田地”擲地有聲。十八歲的涂通今擠在人群，心臟怦怦直跳。三天后，他提著竹籃告別祖屋，列入紅九軍團名冊。行伍里缺醫生，他被分到后方總醫院。起初他想上前線，但蘇區反“圍剿”吃緊，醫療更缺，于是青春被押在紗布與藥水之間。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正式開始。紅九軍團翻山越嶺，涂通今隨隊行軍，一邊急救，一邊記錄。雪山高反，草地饑寒，最常聽見的不是槍聲，而是傷員壓抑的呻吟。手術器械缺到極致，只能靠止血鉗和麻布條。同行的小助手腹痛三天，無法切闌尾，終倒在赤水河畔。埋葬那夜，風吹帳篷獵獵，他站在河灘，第一次體會到醫生的無力感。

長征勝利到達陜甘寧后，為盡快補齊專業短板，1938年他申請進入八路軍衛生學校進修。不懂數理化，便從“元素周期表”背起。深夜燈火，翻譯解剖圖，他畫筆不停，最后做出厚達兩寸的彩色圖冊；那本冊子，后來成了全班公認的“活教材”。正是在這里，他邂逅了河南姑娘王黎——成績出眾，性格潑辣，常把毛線圍巾塞到他手里提醒添衣。兩人一次河堤散步，月光正好，他低聲說：“往后并肩。”一句話定終身，1941年，窯洞里的婚禮簡單卻熱烈，所有人都舉起粗瓷碗為他們祝福。

延安歲月并不平靜。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中央保健處、野戰醫療所，調令一紙接一紙。1949年初，他扛著放大鏡和研究資料去西柏坡匯報精神創傷案例；1949年秋，隨著中央機關進駐北京，涂通今成了解放軍總醫院外科專家。抗美援朝期間，他參與了高爆彈致傷腦外科手術流程的制定，許多救治原則沿用至今。

1951年春，他被派到莫斯科布爾登科神經外科研究所深造。樓道里掛滿謝靈捷、帕甫羅夫畫像，俄語術語拗口難記，他就在手背寫下音標。四年磨煉，一篇30余萬字的論文《三叉神經節及其后根腫瘤的診斷和治療》斬獲副博士學位。回國后，他受命出任第四軍醫大學校長，組建國內第一支顱腦創傷協作組，開設微創顱底手術課程，培養大批軍醫骨干。

家庭版圖也在悄悄擴展。長子涂柳果，行醫于解放軍總醫院；二子涂雪松，攻讀神經內科；幼女涂西華畢業國防大學后遠赴海外繼續深造。更令人側目的，是長媳——1997年授銜的唯一女性少將，醫學工程專家。從此，涂家擁有八名現役退役軍人，其中兩名將星，成為軍界口口相傳的佳話。

1970年代，涂通今主持編寫《戰時顱腦損傷急救學》，首次提出“野戰手術黃金六小時”概念；1980年代，他又率隊完成1：1人腦實體模型，幫助年輕軍醫識別復雜血管走向。老將軍喜歡說一句話：“手術臺就是第二戰場，刀口兩側，一邊生，一邊死。”學生們聽完，總是默默點頭。

進入耄耋之后，他依舊每天查房。1998年，涂通今84歲，在301醫院指導完成一例長達16小時的復雜顱咽管瘤切除；媒體來采訪，他揮手示意無需報道，“這是本職”。他的醫德嚴謹到挑剔：病例寫錯一字，都要重抄；縫合歪一針，必讓實習生拆線重來。

光陰荏苒，2023年3月，涂通今在北京安靜離世，享年109歲。噩耗傳來，許多老兵自發敬禮告別。有人統計，這位少將從軍94年，參與或指導大中型手術一萬三千余例，救治傷員數不勝數；而他留下的另一筆財富，是厚厚二十六冊手稿、四十余種教材，以及一支遍布三軍的醫學人才鏈。

有人問：涂家為何能相繼走出八位軍人？熟悉他的人常用一句話作答——家風里寫著責任，血脈里刻著奉獻。百年人生，跌宕起伏，卻始終遵循同一條坐標：國家需要，就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