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刑前，監獄看守對2名地下黨透露：我能救你們一人出去，救誰？

1935年9月11日清晨，貴陽城東還蒙著薄霧，押解隊列的腳步聲踩碎了露水。圍觀人群里有人覺得詫異——這次被押到刑場的，只是兩個二十來歲的青年，卻讓省城的反動當局擺出前所未有的聲勢。行刑隊伍中央，林青的雙腿被木板夾住，正被兩名士兵架著，他肩旁的劉茂隆面色憔悴，卻依然抬頭望天。短短幾個月前，兩人的名字還隱在電報暗號里，如今卻被兇手高高掛在布告牌上，意在震懾地下黨。就在這最后一步路上，一場比子彈更尖銳的選擇題已被悄悄做出。

追溯到七月的一個悶熱夜晚，貴陽監獄深處燈火昏黃。看守董亮清在巡邏時低聲開口，只說了一句：“同志，我能救走一個人，得盡快定奪。”這句話像火星落在干柴上，瞬間點燃了牢房里所有可能的變數。林青與劉茂隆面面相覷，尚未回答，走廊轉角的鎖鏈聲已提醒他們，討論時間并不多。

林青早年在畢節讀書時，就以畫筆與三尺講臺宣傳抗日。1929年，18歲的他卷入工人夜校，總喜歡把“自由”“平等”寫得大大地貼在黑板上。一到夜深，他便領著幾名學徒，用粉筆在城墻上畫紅星。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他又帶著學生唱改編的《松花江上》，幾句歌詞被當局視作“煽動”。1933年初冬，林青回到家鄉，在梨花巷一間小書社里組建畢節最初的黨支部，暗號是“借書看山水”。白色恐怖里，親人被捕，故宅被抄，但他在支部會上仍然攤開手掌表示：“怕，就別走這條路；既然走，就別怕。”

貴州的地下黨組織并不算龐大，卻分外機敏。林青接任省工委書記后，把原本零散的聯絡點用“郵差制”串成網，夜間傳遞情報，白天混跡書場、茶樓收集口風。1934年底，貴州已秘密建立十余個支部，發展黨員四十多人，“三人行、兩人知”是他立下的鐵規矩。正因這張隱秘的網，中央紅軍長征路過貴州時才能先一步了解敵軍配置，四渡赤水的靈活調動里，也埋著貴州同志暗遞的地圖與密碼本。

另一端，劉茂隆則是上海弄堂里長大的印刷店伙計。1931年秋，日軍轟炸閘北，他在救火間隙撿到幾本《新青年》殘頁，從此對馬克思主義欲罷不能。翌年10月，他在法租界一家開明書店做學徒，利用暗格郵筒轉運傳單，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地下交通員的生涯令他熟悉城市陰影中的每條弄堂，也練就沉得住氣的性子。1934年冬，黨組織調他回貴陽，代號“開明二號”，任務是支援林青，建立更安全的秘密印刷點。

遵義會議召開后，中央決定讓貴州工委直接隸屬中共中央南方局。1935年2月，林青攜帶情報潛赴遵義，與周恩來、凱豐等人短晤，再返回貴陽時身上多了一只用蠟封口的小竹筒——里面裝著最新統一的電碼本。此后幾個月，劉茂隆配合林青，先后取得貴州“黔軍”駐防圖、滇軍調動表，為紅軍奪取土城、婁山關提供重要依據。貴陽特務機關發現有“內鬼”已是五月，卻久攻不破。

轉機突如其來。7月19日下午，一名聯絡員被捕后變節，頃刻間泄露了中山西路秘密據點。沖進屋的特務悶棍一揮，劉茂隆當場被打昏；夜色尚未沉透，林青帶十余人趕來開會，也悉數落網。深夜的審訊室里，辣椒水、老虎凳輪番上陣，林青的雙腿被硬生生壓折，仍吭聲不出；劉茂隆肋骨斷裂，眼睛腫得幾乎睜不開，卻只抿嘴冷笑。看守對他們許以高官厚祿——只要“改悔”，貴州日報版面隨他們寫；兩人沉默以對，最終換來一道“擇日槍決”的批示。

董亮清此時隱藏在監獄已近兩年，他本名董漢臣，1927年在南京入黨，因為交通線被破壞，與組織失聯后被迫混入看守隊。發現同伴落難，他不能再等。27日凌晨，他以送飯為名進入牢房，壓低聲音：“不信我，可提問。”短短一句，卻讓林青心中疑云稍散；董亮清隨即報出1927年湖北潛江黨的秘密會議代號，暗號正確無誤，身份才被確認。“時間緊，每次放風只允帶一個人，我得先救走一位。”這正是最難的天平。一段寂靜后，林青說：“選劉茂隆。”話音落地，劉茂隆卻咳聲反駁：“工委書記走，我斷后。”

商議不過十息，對話只能草草結束，為避免泄露，不得不保持爭執表象。8月2日夜里，小雨淅瀝，董亮清將兩名犯人提去廁所放風，按約定，林青在門口高唱《松花江上》，以大聲吸引崗哨；與此同時，董亮清用一把撥簧鑰匙迅速打開另一側鐵門，將劉茂隆推進煤巷甬道。十分鐘后，雨聲逐漸蓋過歌聲，崗哨只覺廁所里動靜乍止，回身查看時，林青已暈倒在水坑。劉茂隆則沿預挖水溝鉆出圍墻，隨后被貴州工委成員秦天真接走，連夜轉移至甕安山區。

劉茂隆脫險后，立即整理案情，準備營救計劃，奈何省城風聲驟緊，忠實的交通員接連被捕，無力撬開監獄高墻。9月11日凌晨，監獄突然收隊行刑，救援來不及部署。林青被押出獄門前，仍設法把兩張寫滿密碼的紙片塞進鞋底，希望有人能檢出。行刑場上，他朝人群高喊“共產黨萬歲”，哨兵慌張封喉，一柄刺刀穿破嘴角，鮮血淋漓。劇痛中，他改用哼唱《國際歌》，歌聲斷斷續續，卻始終沒有停。

槍聲回蕩后，貴陽北郊小嶺崗新添一座土丘，簡陋木牌只寫“匪首林某”三字。兩天后夜半，劉茂隆冒險折返，和幾位工委同志挖出遺體，將之移葬黔靈山麓。墓碑上用粉筆寫下“林青”二字，旁邊還劃了一個暗號圓圈——以示未完之事。幾位同伴跪在墓前，泣不成聲，卻在天亮前擦去痕跡，只留下松枝作標。

1936年春，劉茂隆抵達陜北抗日根據地。他把寫給林青的祭文寄往上海《作家》雜志社，并附信給魯迅，希望“借先驅之筆，讓更多人知貴州烈士之名”。魯迅逝世前因正忙于《故事新編》無暇過問，稿件被輾轉留存，直到1981年2月才在《貴州文史叢刊》第三期刊出。祭文結尾一句“青山不老，薪火自傳”寫得質樸，卻叫不少閱卷人潸然。

1988年9月，貴陽市委黨校內豎起一塊青石碑，正面刻“林青烈士永垂”七字，背面盡列其生平與犧牲經過。時隔半個世紀，曾經被遮蔽的名字才歸位史冊。而那枚竹筒里暗碼早已隨戰火更迭，但貴州地下黨的血脈在新中國的每一次建設中仍能找到回聲。今天，行走在貴陽街巷，偶遇“開明書店舊址”銅牌，或在黔靈山麓看到松樹新翠，便會想起1935年那場無法回頭的選擇——一人赴死，一人突圍，皆因信仰無二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