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徐志摩：不喜歡妻子卻每晚都同房，懷孕后又不想要孩子

我認為徐志摩的矛盾行為當中存在著代際沖突的密碼。他在白天的時候于劍橋捧著雪萊的詩集，到了晚上則需要面對父母所安排的婚姻對象。張幼儀稱他對自己履行義務，僅僅是為了滿足二老抱孫子的期望，這番話聽起來像是在開脫，實際上卻是點明了新舊交替年代里知識分子的困境，身體被禁錮在舊的倫理之中，而靈魂卻想要朝著新的世界飛翔。

1921年秋天，在沙士頓出現了真正的裂痕。張幼儀發現自己懷孕之后，心里不安地將這件事告訴了丈夫徐志摩。徐志摩立刻表示要把孩子打掉。妻子提醒他打胎有可能會導致送命，但是他卻反問說：“還有人因為坐火車而丟掉性命的，難道你看到別人不坐火車了？”這種邏輯上的跳躍，與其說冷酷，不如說暴露出將生育工具化的潛意識。

那時候，徐志摩在對林徽因癡狂之中還帶著決絕。他當時正因為追求林徽因而鬧得滿城都是動靜。突然出現一個二胎的情況，好像命運在嘲弄他一般。張幼儀后來在回憶錄里寫道：他撇下我離開沙士頓的時候，連一件厚外套都沒有給我留下。肉體上的親近和精神上的疏離這種極端的反差，比任何離婚聲明都更具有殺傷力。

張幼儀的應對是值得去說一說的。她在被拋棄于異鄉之后，在裴斯塔洛齊學院開始鉆研幼兒教育方面的教材。后來在主持上海女子儲蓄銀行的時候所運用的管理辦法，據說帶有德國幼兒教育所具備的條理性。她將生育方面所遭受的創傷轉化成為職業發展方面養分的這種韌性，反倒像是給徐志摩那一套西式啟蒙上了一堂具有反諷意味的課程。

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后續的發展情況。徐志摩和陸小曼在重新結婚之后，為了維持陸小曼的揮霍生活而四處奔波勞累。最終在前往趕赴林徽因講座的航程中離世。而張幼儀不僅將他們的孩子撫養長大成人，還幫助徐志摩出版了全集。在晚年的時候，有人問她是否曾經愛過徐志摩，她回應說：如果把照顧徐志摩以及他的家人這種行為稱作愛的話，那么我大概是愛過他的吧。這種重新對愛進行定義的勇氣，比徐志摩所有的情詩都更加貼近生命的真實情況。

或許真正的現代性，并非在于睡衣紐扣應該解開到第幾顆。而是在于是否能夠承認每個肉身是主體而不是客體。當2026年的讀者再次翻閱《小腳與西服》的時候，張幼儀所說的我要為離婚感謝徐志摩這句話，比任何浪漫的詩句都更經得起時間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