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草原絲路 亮麗東方端點——集寧路古城的歷史文化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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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5月，集老高速公路施工現場（今內蒙古烏蘭察布市察右前旗境內），內蒙古文物考古部門大規模搶救性考古發掘如火如荼，“洛陽鏟”一掀，便驚艷天下。歲月的塵埃被層層拂去，一幅情景交融的立體畫卷徐徐展開，面積達22045平方米的完整市肆遺址，出土完整瓷器500余件、可復原瓷器7800余件，其他各類珍貴瓷器標本達上萬件，銅錢36849枚，陶器、銅器、鐵器、石器、金銀器等各類器物上萬件。房址、道路、灰坑、十字街道等一批重要遺跡次第展開。大量出土的金、元時期的瓷器，地層關系清晰，種類豐富，窯系眾多，精品紛呈，囊括景德鎮窯、鈞窯、定窯、磁州窯、耀州窯、龍泉窯、建窯七大窯系，還有大量瓷器尚不能確定窯口。堪稱陶瓷考古史上的奇跡。元代集寧路古城遺址因此入選“200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2005年的考古中又有諸多新發現，尤其是再次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瓷器及陶器、銅器、古錢幣等各類器物470余件。

掀開元代“集寧路古城”作為路一級城市的層層神秘面紗，其與道路的深厚淵源，令人稱奇。1920年，平綏鐵路修建，現代集寧成為一個熱鬧的商業集散地，時稱平地泉。1922年北洋政府設治時，古城遺址處發現一塊元代“集寧文宣王廟學碑”，故名集寧設治局，后改集寧縣。1958年、1984年，文物考古部門對古城遺址進行調查清理和小面積試掘，對古城的基本情況作了考證，確定了元代集寧路遺址。

1958年，內蒙古文物工作隊配合集張鐵路建設對集寧路古城進行搶救性清理發掘，在古城西城中部，發現一個大型窖藏，有瓷器、銅盤、漆盤等完整文物一百多件，漆盤底部墨書“內府官物”，得知此地埋藏有元代官府的器物。

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集寧文官王廟學碑所在地的西南150米處發現一處窖藏，一大甕內有八件完整的絲織品及殘片，絲織品為羅紗組織，有提花、繡花、印金等，原料為蠶絲，一件纏枝牡丹花紋提花綾上面可見反書“集寧路達魯花赤總管府”“口口口口八安答堡子照業軍人”等字，甕中還有漆碗、龍泉窯碗、殘銀杯等，兩件漆碗底部有墨書“己西妾家上牢”。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集寧文宣王廟學碑東南280米處又發現1處窖藏，出土有雙耳白瓷壺、清白瓷大碗、鈞窯缽等。除窖藏外，從當地居民手里收集的文物有龍泉窯碗、鈞窯碗、豆綠釉罐、青白瓷獅子、銅鏡等。學者認為從漆碗底部“己酉”年款兩字看，這兩批窖藏的年代應在1309年之后，“己酉”年，忽必烈統一全國后，江南地區的瓷器和絲織品都輸送至北方地區。

集寧可謂因路而生，因路而名，因路而興。穿古越今的每件珍寶都是流動的文明切片，折射出的政治、經濟、文化信息密碼熠熠生輝。當我們在千年后凝視這些文化琥珀，仍能聽見草原絲路悠悠駝鈴聲里傳來的遼闊大元的鏗鏘心跳。

窖藏瓷器出土情況（圖片來源：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

一 路

集寧路古城遺址（現烏蘭察布市察右前旗巴音塔拉鄉土城子村），東距張家口市140公里，南距大同市90公里，向北進入蒙古戈壁草原，向南進入中原腹地。游牧文明和農耕文明交匯融合，各民族交錯雜居、兼容并蓄，成為草原絲綢之路東端的一個重要起點。

草原絲綢之路由中原地區向北越過古陰山（今大青山）、燕山一帶長城沿線，西北穿越蒙古高原、中西亞北部，直達地中海歐洲地區。是蒙古草原地帶溝通歐亞大陸的商貿大通道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作為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震古爍今。

草原絲路初步形成于公元前5世紀前后，源于游牧民族“逐水草遷徙”的生活習俗以及部落之間的戰爭。在整個歐亞大陸的地理環境中，溝通東西方交往極其困難。環境考古學資料表明，歐亞大陸只有在北緯40度至50度之間的中緯度地區，才有利于人類的東西向交通，成為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交匯的核心地區和草原絲路的重要鏈接點。中原旱作農業地區盛產糧食、麻、絲及手工制品，而農業的發展則需要大量的畜力（牛、馬等）；北方草原地區以畜牧業為主，盛產牛、馬、羊及皮、毛、肉、乳等畜產品，而缺少糧食、紡織品、手工制品等。中原地區與草原地區經濟互需互補、族群相依相生，構成草原絲路的基礎。

蒙元時期，“草原絲綢之路”發展與繁榮達到頂峰。元王朝正式建立驛站制度，以上都、大都為中心，設置了帖里干（屬東道，起點為元大都）、木憐、納憐（又稱“甘肅納憐驛”）三條主要驛路，政令、軍令上傳下達、商貿往來、軍需供應、人文交流均依賴于此。構筑了連通漠北至西伯利亞、西經中亞達歐洲、東抵東北、南通中原的發達交通網絡，成為元代草原絲綢之路的核心。

其中“木憐”道屬西道，從元上都（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附近），西行經興和路（今河北省張北縣）、集寧路（今內蒙古烏蘭察布市）、豐州（今呼和浩特市白塔子古城）、凈州路（今內蒙古四子王旗凈州路古城），北溯汪吉河谷（今蒙古國南戈壁翁金河）至哈剌和林（今蒙古國境內前杭愛省西北角，1235年由窩闊臺汗建都，曾是蒙古帝國政治、經濟中心）。

哈剌和林地區地處蒙古高原的腹地，草原絲路的三條主干線經此再向西北越中亞縱向延伸，直至歐洲。元代全國有驛站1519處，有站車4000余輛，這些站車專門運輸金、銀、寶、貨、鈔帛、貢品等貴重物資。阿拉伯、波斯、中亞的商人通過草原絲綢之路往來中國，商隊絡繹不絕。此時最為著名的商貿城市是元上都。元上都城內的西關，是各國商人進行交易的地方，史載：“（上都）自谷粟布帛，以至纖靡奇異之物，皆自遠至。官府需用百端，而吏得以取具無闕者，則商賈之資也。”在元上都，外國使者、旅行家、商人、教士等頻繁來訪，如發郎國的使者最早在中統年間就在開平覲見過忽必烈。最為著名的事件是意大利商人馬可·波羅在至元十二年（1275年）來到元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見，回國后寫下了《馬可·波羅行紀》，向整個歐洲打開了神秘的東方之門。印度、緬國、尼波羅國的使者、僧侶、工藝家、商人等都曾來到過元上都，元上都成為國際性的大都會。

珍珠般串起的草原城市遺址，相繼發現了當時貿易往來、人文交流的大量實物。在呼和浩特市東郊的萬部華嚴經塔發現了世界上現存的最早的鈔票實物“中統元寶交鈔”；在額濟納旗黑城古城遺址相繼發現“中統元寶交鈔”“至元通行寶鈔”；在元上都、德寧路、凈州路等地還發現帶有古敘利亞文字的景教墓頂石，東西方文化交流之盛可見一斑。集寧路古城遺址發掘出土的大量元青花精品窯藏瓷器，更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結晶。草原絲路的發達為集寧路古城帶來了高度繁榮。獨特的區位優勢和歷史繼承使集寧路獨呈商貿之都的繁興。歷次考古大量出土的古錢幣、坩堝、銅渣、料珠、箭鏃、鐵刀、鐵釘、犁耙鋤，以及骨器具、皮革加工器具、牛馬用具、首飾器物，都詮釋著這座城市與嶺北蒙古各部繁忙的貿易往來，是嶺北行省通往中原內地的物流中心。

一 碑

集寧路古城北依環狀山地，南臨黃旗海（金代白水泊），依山傍水，地勢平坦，交通便利，宜牧宜居。集寧路為元代建置。遼代稱“春市場”。金代正式設立集寧縣，《金史·地理志》載：“集寧，明三年（公元1192年）以春市場置，北界二百七十里”。建于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為金代西京路大同府撫州屬邑。當時為春市場（榷場），是蒙古草原與中原地區商貿交易的重要場所。《金史·地理志》記載，“西京路下屬撫州，轄有柔遠、集寧等縣。”金時的撫州相當于現在的地級行政建制，其所轄的柔遠（今河北省張北縣）、集寧為縣級建制。元朝統一全國后，實行行省制，下設路，府，州，縣，全國按地區分為十二行省，陰山以北漠北瀚海地區設為嶺北行省。集寧路地處嶺北與中原地區往來的交通樞紐，構成溝通南北商貿的區位優勢，又具有前朝形成的商貿輻射，元憲宗（1251——1259年）升其為路，相當于現在的地級市建制，由中央政府中書省直轄，下轄唯集寧一縣。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地處塞北孤居漠南的集寧路使命非同一般，被視為元朝的京畿腹地，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價值凸顯。

現立于烏蘭察布市博物館館前區的元代集寧路“大成至圣文宣王廟學碑”（圖片來源：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官網）

1920年，平綏鐵路修筑，原設計在平地泉建設車站，因當地教會勢力阻撓，只得將車站改建在老鴰嘴子（集寧前身），取名平地泉。1922年民國政府擬在平地泉一帶建立平泉縣，但因與河北省平泉縣同名而不得。在原察哈爾正黃旗的八蘇木大土城古城的孔廟遺址中，出土了一塊元仁宗皇慶元年（1312年）刻制的“大成至圣文宣王廟學碑”，碑上刻有“集寧”。經史學家考證，這里就是金代集寧縣、元代集寧路的遺址。在另選縣名時，便采用了集寧路古城遺址出土石碑上的“集寧”兩字，近代集寧由此誕生。1924年2月15日，集寧縣正式成立，集寧的名稱就此沿用。一個消亡的古城和一座現代城市由此實現了銜接與傳承。

元朝中央政權為了有效地治理國家，大力傳播儒家文化。各帝王尊儒崇孔、大興孔廟，將儒家文化作為統治政策的基本內容，孔子更是被加封為“大成至圣文宣王”，這是歷朝中給予孔子的最高封號。現存于烏蘭察布市博物館的集寧路“大成至圣文宣王廟學碑”，記載了元朝皇帝對孔子的無上尊崇，是元朝儒學在集寧地區傳播的重要見證。通過大力推崇儒學教育，元朝進一步實現了文化的融合發展。

1294年，忽必烈孫鐵穆爾嗣位，是為元成宗，在即位之初，就“詔中外崇奉孔子”。大德十一年（1307年），武宗海山繼位。他在尊孔方面更為積極，加封孔子為“大成至圣文宣王”。這個頭銜以后一直沿用，用魯迅的話來說，這是一個“闊得可怕的頭銜”。為什么要加上“大成”二字呢？原來，“世嘗知尊孔子矣，而皆未至也”，加號“大成”，是為了表示元朝皇帝尊孔最為虔誠，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朝代。

用漢字楷書清楚地鐫刻集寧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元朝在路總管府行政建制中實行蒙漢二元官制形態，達魯花赤屬蒙古官制。實際上是集寧路總管府最高行政長官，負責管理集寧路各項事務）、總管、集寧縣達魯花赤、縣尹、教授等公人名，蒙、漢、女真、契丹等族俱見。集寧路附近眾多古墓碑文，文化內涵豐富。在這座草原城市，各族民眾互相交流，互相學習，互取所需，繁衍生息。在這個多民族的城市中，文化繁興，信仰有別，寺廟庵院及儒學并行，尤倡導孔孟儒學，出現了各族文才學士。“集寧文宣王廟學碑”明確記載了蒙漢官員文人學士，在學術思想上“尊儒重道”，推崇孔孟；而各級要官均有署名，集寧路學術氣氛濃郁，擔當著塞外文化中心之一的重要角色。

一 器

集寧路古城考古發掘最為重要的成果是發現了大量的金、元時期的瓷器。瓷器種類涉及梅子青、豆青、姜豆青、青花、釉里紅、卵白釉、影青釉、黑釉、結晶釉、孔雀藍紅綠彩等多種，造型多變，紋飾簡潔流暢，粗獷而不乏細膩，釉色裝飾時代特點鮮明，質量上乘。可謂洋洋大觀、品類紛呈。囊括全國七大名窯，窯系之廣，數量之豐，品相之精，釉彩之全，令世人驚嘆。這在中國陶瓷考古史上實屬罕見。

由于瓷器多發現于窖藏及城內房址當中，大部分保存完好。其中，以景德鎮湖田窯的釉里紅、青花瓷器最為珍貴，以“樞府”釉瓷器出土的數量最多。這些瓷器載體明確，地層關系清楚，其時代與性質的認定清晰明了。集寧路古城初建于金，毀于元末農民起義與明軍的滅元戰爭。所以，這批瓷器可以在時間上準確地定位于金元時期。

精品瓷器一般多出土于窖藏之內，被整齊地放在瓷甕、瓷缸或瓷罐當中，還有些瓷器就地挖坑掩埋。其中最為璀璨耀眼、最為珍貴的是：釉里紅玉壺春瓶1件、景德鎮窯青花高足杯6件和鈞窯香爐、泉窯三足樽等瓷器61件。

釉里紅玉壺春瓶造型秀美，顏色純正鮮紅，青白釉上滿布紅斑，紅斑系灑涂成，奔放自然，清新亮麗。屬于元代景德鎮窯工試燒釉里紅瓷器的代表之作，表明元代釉里紅燒造技術已經成熟，為研究元代釉里紅瓷器提供了極為珍貴的實物標本。目前，全世界現存元代釉里紅玉壺春瓶約15件左右。但此件與其他14件在規格、紅斑圖案等方面均不相同，尤其是其斑鮮紅如血，顏色至純至艷，極其精美。

集寧路古城遺址出土的釉里紅玉壺春瓶 元代（圖片來源：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

青花高足杯造型輕靈，胎體細白輕薄且微透光，除杯內杯壁的暗花八寶紋外，其他部位的藍色花紋運用鈷料形成，圖案素雅明快，有龍、鳳云紋和蔓草紋、火焰紋等。成套青花高足杯的出土再一次印證了元代青花瓷器制作技術已經相當成熟。

青釉龍首龜身硯滴，龍首高昂，口微張，上唇尖長并高高翹起，牙齒盡露，雙目突出，點褐彩。下頜胡須卷曲，腮和頸后有鰭，腮內兩側作開。龜背甲邊緣呈曲波狀，上有許多六邊形小甲片，每片甲片內陰刻一“王”字。四肢前屈，堅實有力。尾巴上翹，貼于甲背。龍首口銜把蓮，負于背上，背部正中蓮葉上有一注水孔，與龍首口部相通。腹部、四肢刻劃有鱗片。灰白胎，通體施青釉，腹下可見支燒痕。器物制作細膩精美，造型威猛，線條流暢。（上海博物館陸明華先生認為：從器型上看與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12 世紀的高麗青瓷龜行水注非常相似，并不是龍泉窯瓷器，而是高麗青瓷）

青釉龍首龜身硯滴 元代(圖片來源：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

元黑釉弦紋“葡萄酒瓶”，高24.7厘米，口徑7.4厘米，底徑8.5厘米，小口，平底。從肩到底裝飾弦紋，上施黑釉。肩部露胎，其上陰刻“葡萄酒瓶”4字，為研究元代酒文化提供了珍貴史料。在元朝宮廷酒類中，最常見的就是馬奶酒和葡萄酒，二者各領風騷，馬奶酒在國家祭祀中花魁獨占，葡萄酒在朝廷賞賜中一枝獨秀。如果說，宮廷中馬奶酒備受青睞反映的是蒙古黃金家族不忘國俗舊禮，始終保留鮮明的民族特色；那么，宮廷中對葡萄酒的時尚消費則體現了元朝政權積極吸納外來文明、兼收并蓄的特點。

集寧路古城遺址出土的青花梨形注壺元代（圖片來源：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

同出于一窖藏的還有鈞窯月白釉香爐、龍泉窯荷葉蓋罐、專供元朝樞密院使用的卵白釉瓷器、官僚貴族使用的青花瓷器等精品，極為引人注目。元青花使用的青料主要為進口鈷料蘇麻離青，主要來自古波斯地區（今伊朗或伊拉克）。伊朗國家博物館的記載表明，13世紀波斯文獻已明確記載該鈷料產自卡尚山脈的格哈默沙村，并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元代至正年間（14世紀），蘇麻離青主要用于精品元青花，其高鐵低錳的化學特性形成獨特的“鐵銹斑”效果。

出土的大量仿建窯系的“油滴”“玳瑁”“鷓鴣”“兔毫”等結晶類瓷器，器形明顯偏大，釉面結晶斑點均勻，較宋代同類瓷器質量明顯提高，體現了元代高超的瓷器制作技術。

一 肆

歷經金、元兩朝一百五十余年的長期發展，集寧路頗具規模。考古發現，城內南北、東西路網密集，城內道路為六縱七橫。以東西門相通的大道為城內街區的中軸線，以北分布有9個大街區，應屬于城內的官衙地區；以南分布有22個小街區，是城內的居民生活區或手工作坊區。城市的中部偏北是中樞所在，由十字交叉的街道與鱗次櫛比的房屋組成，即市建區域，其主體位置恰好處于官民兩區的銜接地帶。按城垣結構測算，集寧路古城的北城墻長為640米，西城墻長為940米，整體呈長方形。分內外城，內城屬官衙、孔廟，外城分民居、商貿、工場、作坊各歸所屬；城內功能完備，格局規整，區域合理，交通暢達，市肆發達，一派中心城市的景象。“這種城市規模，正好與今內蒙古四子王旗的凈州路古城、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的德寧路古城、克什克騰旗的應昌路古城的面積基本一致。集寧路、凈州路古城皆初建于金代，德寧路與應昌路古城系元初新建，由此說明元代‘路’一級的城市建置基本上沿用了金朝制度，同時也反映出當時‘路’的基本規模。”（陳永志：《古代草原上的“路”級城市長什么樣——關于元代集寧路古城遺址的考古札記》《中國民族》雜志2023年第6期）

集寧路古城市肆遺址 （圖片來源：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

在集寧路城址的中西部中心地帶發現了成片的房屋基址，這些房址成排分布于街道兩側，臨街房屋呈格欄式布向，房間門道臨街，類似于現在的“門臉房”。顯然，這是集寧路古城的主要場所市肆所在。市肆遺址東西長100米、北寬60米，房址分布于十字街道兩側，均由正南北向多開間的多組房屋組成。所建設施結構完善，生活條件與功能優越。房舍分廳、臥、貯藏區，排水及炕暖設施巧妙實用。房間地面由方磚鋪砌，屋內有火炕、地灶、烤爐、石磨盤、大型陶甕等生活設施。臨街房屋形制基本相似，開間較小，門道面街，為居住、交易場所。

在市肆遺址街道兩側的房址內，發現有多處錢幣及瓷器窖藏；在十字街繁華地帶內的房址中，還發現了烘烤食物的爐窯，爐窯內殘存有烤焦的食物，這應是城內飯館一類的場所。此外，在東西向街道東端的一組房屋窖藏內，出土了一套銅勺、銅匙、銅碟及瓷器等器皿。結合瓷器底足處“王宅藥鋪”銘記推斷，這里是一處大型藥店所在。瓷器上的墨書所書寫的如“王宅藥鋪”“煎餅鋪”“食店楊家”“仁和館”“聚賢館”“稅”等款識。

古城內建筑遺跡保存完好，房址、街道、作坊、窖穴、水井等遺跡基本完整，房間內的火炕、鍋臺、水甕、牛腿瓶、石磨、石臼等生活設施基本保持原樣。較為珍貴的金銀、銅、鐵器以及瓷器、銅錢等便于移動的生活用品，均以瓷甕或其他裝貯類工具掩埋于地下，發現此類窖藏達34處。保存完好的建筑遺跡以及大量窖藏器物，成為洞察這座塞外古城興衰奧秘以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鑰匙”。

集寧路古城遺址地理位置特殊，其所折射出的歷史背景極為深遠。成吉思汗統一蒙古高原后，蒙古統治者曾三次西征，打通了東西方的交通要道。四大汗國建立，草原城市猶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歐亞大陸南北、東西的經濟文化交流頻繁廣泛，商業貿易迅猛發展。元朝建立后，進一步加強對外貿易交流。元朝在漠北草原地區設置有嶺北行省，其政治中心為哈刺和林、稱海、謙州等城市，均位于歐亞大陸的東端，在溝通東西方政治、經濟及文化交流的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集寧路古城位于由中原通往漠北的交通要道，蒙古大草原的南部邊緣，正處于元朝的“腹里”行中書省、陜西行省的北部邊緣地帶，是與嶺北行省及漠北各大城市進行貿易往來的紐帶。（陳永志：《內蒙古集寧路古城遺址出土瓷器概述》）

800多年前，同生互構、和睦共居的各族居民用勤勞、智慧和汗水，構筑了商賈輻輳、車馬喧闐、功能完備、繁華如斯的塞外商城——集寧路，承載起農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廣泛交流、多元匯聚，蒙、漢、女真、契丹等各民族繁衍生息、縱橫馳騁的廣闊舞臺，綻放出千年草原絲綢之路的璀璨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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