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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內瑞拉玻利瓦爾鈔票因大幅貶值,被窮人用來做成包
當馬杜羅黯然離場的消息傳來,無數委內瑞拉人或許在疲憊中看到一絲微光,這個擁有全球最豐厚石油寶藏的國家,在經歷了長達二十余年的動蕩、匱乏與逃亡后,正站在一個十字路口。一條可能的道路日漸清晰,通過與美國及國際社會合作,結束孤立與制裁,吸引資本與技術,重返全球經濟體系,從而挽救瀕臨崩潰的經濟,讓人民重獲溫飽與尊嚴。
然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樣一種看似務實的選擇,在互聯網上卻遭遇了部分聲音激烈的質疑乃至否定。有人慷慨陳詞:“靠美國得來的富裕,是恥辱的施舍,是喪失主權的陷阱,我們寧可不要!”
這種論調,聽起來充滿了血性與悲情,仿佛捍衛著某種比面包更珍貴的無形之物,但當我們把目光從激昂的口號,移向委內瑞拉街頭排成長隊等待救濟糧的婦人、移向那些為了一卷衛生紙而奔波數日的家庭、移向冒險穿越邊境只為尋求一份底層工作的青年時,不得不問,這種拒絕“恥辱富裕”的浪漫主義,代價究竟由誰來承擔?
必須厘清一個基本事實,國際關系并非童話故事,國家間的互動從來基于利益計算與力量平衡,將美國可能的合作單純理解為“無私援助”或“仁慈拯救”,固然天真;但將其一概妖魔化為“掠奪陰謀”或“新型殖民”,同樣是一種脫離現實的刻板印象。在當代全球化體系中,一個穩定、可預測、遵守基本規則的貿易伙伴,遠比一個混亂、封閉、充滿敵意的鄰國,更符合包括美國在內的多數國家的利益。這種利益的交匯點,恰恰可能為委內瑞拉的重建提供歷史性的窗口。
所謂“美國帶來的富裕”,其核心并非美國的“賜予”,而是秩序的重建與規則的回歸。它意味著:制裁的解除,被凍結的海外資產得以釋放,石油出口收入能夠重新流入,這是經濟的救命血。投資的引入,委內瑞拉衰敗的石油工業亟需數百億美元的現代化改造,這離不開國際資本與技術。信用的恢復,重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獲得緊急貸款與改革指導,以遏制惡性通脹,恢復財政基本功能。生活的正常化,讓普通人不再為最基本的生活物資而掙扎,讓孩子能在燈火明亮的教室上課,讓病患能獲得必需的藥品。
這些,難道是“不能要”的恥辱嗎?還是說,在抽象的主權與尊嚴口號下,民眾持續承受的饑餓、醫療短缺、教育斷層以及被迫背井離鄉的苦難,反而成了某種“值得捍衛”的代價?
那些高呼“這種富裕不能要”的論調,常常隱含著兩種預設,其一,將國家道路簡化為“徹底依附”與“絕對獨立”的二元對立,忽略了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主權國家完全可以在融入全球體系的同時,保持自身文化認同與核心利益的自主抉擇。戰后德國、日本在廢墟上的復興,并非淪為附庸,而是通過國際協作重建了繁榮與強國地位。
其二,將國民的福祉與國家的“政治純潔性”對立起來,似乎民眾為了某種意識形態的“面子”,理應在貧困與動蕩中忍耐,這是一種危險的、脫離人民疾苦的宏大敘事。
委內瑞拉的悲劇,恰恰源于一場將意識形態凌駕于經濟規律與社會福祉之上的漫長實驗,當查韋斯時代的理想主義激情,最終演變為馬杜羅時期的國家破產與人道危機,教訓已經足夠慘痛,人民的尊嚴,首先建立在免于匱乏的自由之上。一個無法讓兒女吃飽飯、無法讓老人獲得救治、無法為青年提供未來的國家,無論其口號多么響亮,其主權的基礎早已千瘡百孔。
當然,選擇合作之路絕非意味著放棄自主、全盤照搬,未來的委內瑞拉,必然需要在開放市場與保護社會弱勢、吸引外資與維護資源權益、接受國際規則與保持文化特色之間,艱難地尋找平衡。這個過程充滿博弈與妥協,需要其國內政治力量展現高超的智慧與擔當。但方向必須是面向發展的、務實的,而非繼續沉溺于對抗的、封閉的幻夢之中。
對于已經失去整整一代人發展機會的委內瑞拉而言,當前最珍貴的,或許正是這種務實的勇氣,它要求人們放下歷史包袱與意識形態的執念,直面瘡痍,以最大的誠意與智慧,為國家和人民爭取一個可期的未來。這條道路不會輕松,也絕非天堂的保證,但它大概率通向的,是一個比過去二十年更穩定、更有希望的生活。
所以,當有人輕描淡寫地說“這種富裕不能要”時,我們或許應該問,您愿意替那數百萬在困苦中掙扎的委內瑞拉平民,拒絕這份可能讓他們吃飽飯、有工作、看得起病的“富裕”嗎?真正的愛國,不是讓人民在口號中忍受饑荒,而是勇敢地帶領他們走出泥潭,重獲有尊嚴的生活。對今天的委內瑞拉來說,后者才是更為緊迫、也更為崇高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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