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記憶】陳潭秋回憶文章揭開中共一大召開之謎‖苗體君

陳潭秋回憶文章

揭開中共一大召開之謎

苗體君

1896年1月4日,陳潭秋出生在湖北省黃岡縣陳宅樓一戶書香人家。陳潭秋的父親陳受之,終身以躬耕為業。陳潭秋有兄弟姐妹共10人,在八男二女中,他排行老七。1912年,陳潭秋考入湖北省立一中,1916年又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國立武昌高等師范學校(即現在武漢大學)英語部。五四運動爆發后,陳潭秋積極投入到運動中,1920年秋,與董必武等人組建武漢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并出席中共一大。此后,先后任中共安源地委委員、武昌地委書記、湖北區委組織部長、江西省委書記、江蘇省委組織部長、滿洲省委書記、江蘇省委秘書長等職。1933年初,陳潭秋到中央蘇區,先后擔任中共中央黨校黨委委員并兼任中國革命史教員、中共福建省委書記、中央蘇區第一任糧食部長。紅軍長征時,被留在中央蘇區堅持游擊戰爭,任中央分局組織部部長。1935年8月,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1939年9月,任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和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負責人。當新疆軍閥盛世才公開反蘇反共時,黨中央讓在新疆工作的共產黨員全部撤離,陳潭秋把自己放在最后一批撤離人員中,后遭到抓捕并遇難。2009年6月,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中央有關部門聯合啟動了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由群眾評選的“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評選活動,陳潭秋、何叔衡、王盡美、鄧恩銘四位中共一大代表入選“百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1936年6、7月間,陳潭秋在莫斯科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15周年而撰寫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成為研究中共一大的重要文獻。

中共一大召開后沒有多久,黨中央在上海曾遭到了一次破壞,造成中央檔案資料全部遺失,這其中就包括一大檔案。1923年8月18日,《陳獨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代表會議的報告》中曾說:“我們只能提出關于最近幾個月的詳細報告,因為其余材料落到上海法國巡捕的手里了,并且由于一個同志被捕,使得所有的材料全部遺失了。”1930年2月1日,李立三在《黨史報告》中也說到:“黨的第一次大會文件,現在是找不到了。” 一大檔案的丟失,使得關于一大的許多問題很長時間成為歷史之謎。

1936年6、7月間,陳潭秋在莫斯科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15周年而撰寫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發表在《共產國際》雜志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上。文章是用俄文寫的,共10頁,該文一直被海內外的中共黨史界公認為是最早回憶并公開發表的有關中共一大內情的重要文獻。陳潭秋的這篇回憶錄有極高的史料價值,他憑自己超強的記憶力,十分具體地提供了許多關于一大的生動鮮活的細節。

《共產國際》中文版封面和目錄

陳潭秋的這篇回憶錄共有16段,其中前10段向人們講述了中共一大召開的具體的全過程。在第一段中,陳潭秋主要提到以下3個方面:①確定了住在博文女校參加會議的9名外地代表是1921年7月下半月來到上海的,而且對9名外地代表進行了介紹;②為中共一大之前各地共產黨組織取了一個統一的名稱“共產主義小組”,后來“共產主義小組”這一名稱曾在中共黨史學界使用幾十年,直到若干年后黨史著作開始使用“共產黨早期組織”來代替陳潭秋的“共產主義小組”這一名稱;③確定了包惠僧是中共一大代表,而且是廣東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過去,關于包惠僧的一大代表資格的問題,歷來是黨史學界爭論得比較多的一個問題,一說包惠僧是中共一大的正式代表;二說包惠僧不是中共一大的正式代表。黨史界通過多年爭論后,得出的最終結論與陳潭秋的說法完全相同,就是包惠僧是出席一大的正式代表。

在回憶錄的第二段中,陳潭秋寫道:“這次到會的一共有十三個人,除上面九個人以外,還有北京代表張國燾同志,上海代表李漢俊與李達,李漢俊因為一貫保持其右傾觀點,并與北洋軍閥、政客相結納,放棄了黨的立場,在四次代表大會上被開除黨籍,然而武漢國民黨叛變后,他仍不免以‘共匪’罪名死于桂系軍閥槍彈之下。李達在‘五卅’運動后,被偉大的革命浪潮推落到黨的戰斗隊伍以外去了。還有一個廣東代表陳公博,在陳炯明背叛孫中山以后,他幫助陳炯明反對孫中山,經黨歷次警告不聽,最后被開除黨籍,然而不久他竟然一變而為國民黨的要人了。”這段文字的史料價值突出表現為,陳潭秋確定了參加一大的13位代表的具體姓名,并對每位代表當時的去向進行了記述。

回憶錄第三段的史料價值是:陳潭秋對陳獨秀沒有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進行了解釋,就是當時陳獨秀“在廣東陳炯明部下任教育廳長”。第四段文字的史料價值突出表現為以下3個方面:①陳潭秋提及了推選張國燾為大會主席,并提及由毛澤東、周佛海擔任大會記錄。②提及了一大開幕式是在博文女校樓上舉行,正式會議是在李漢俊家中召開的。③提及了會議討論的問題,及這些問題在爭論中,出現了以李漢俊為首的“公開馬克思主義派”與以劉仁靜為首的極“左”派之間的爭論。陳潭秋提及的以上3個方面,迄今為止只有一大開幕式是在博文女校樓上舉行的,沒有被黨史界認可外,其他幾點在后來的研究中都得到了印證。

陳潭秋回憶錄(資料)

陳潭秋回憶錄的第五段詳細記述了一大會場突然遭到搜捕的過程。但是,陳潭秋提及會場是“在李漢俊寓所的樓上廂房里”,后來通過研究,黨史界否認了這一說法,認為一大會場是在李漢俊寓所樓下的客廳,看來的確是陳潭秋的回憶有誤。陳潭秋回憶錄的第六段記述的是一大會場遭到搜捕后,“我們分散后,各人找旅館住宿,不敢回博文女校,因為據我們的推測,偵探發現我們的會議,是由博文女校跟蹤而得的。”陳潭秋回憶錄的第七段記述了會議移師浙江嘉興南湖繼續召開的經過,陳潭秋寫道:“我們原定會議期間是七天,被偵探發現后,決定縮短為五天,但是在上海我們再沒有適宜開會的地方,于是決定乘火車到杭州西湖繼續開會,到了上火車之前又想到西湖游人太多,遂中途變計,到離上海約三百里之嘉興城下車,嘉興有一個南湖,也時常有人雇船游覽。我們借游湖為名,雇了一只大船,并預備酒食,在船上開會。”這段與普遍的說法有很大的不同,最普遍的說法是,會場被搜捕的當晚12時多數代表集聚在李達的住處,商議該如何繼續開會,李達的夫人王會悟提議在距離上海不遠的浙江嘉興的南湖繼續開會,當場得到大家一致通過。7月31日黎明,代表分兩批趕赴嘉興,王會悟先帶領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等乘頭班車先到嘉興。到嘉興后,王會悟去鴛湖旅社租了房間,作為代表們歇腳之處,又托旅社代雇一艘中等畫舫,還訂了一桌酒席,上午10時,余下的代表由李達帶領也到了嘉興。接下來,陳潭秋在回憶錄的第八段中,解釋了李漢俊、陳公博沒有出席最后一次會議的原因,陳潭秋寫道:“這是會議的最后一天,李漢俊與陳公博兩人未出席,因為他們自昨夜事件發生后,即被偵探監視,不便行動,所以他們沒有來嘉興。”

在回憶錄的第九段中,陳潭秋提及了關于一大最后一次會議,即南湖會議召開的過程,陳潭秋先記述了當天嘉興的天氣情況,并以此透露會議一直開到當天晚上11點,陳潭秋寫道:“這一天早晨天色陰暗,但到了八時以后,即有不少游船往來湖上,對于我們的會議進行,殊感不便,到九時半以后,天忽降大雨,游人均系舟登岸,大為敗興,然而對于我們倒很便利了。我們很放心的進行了一天的討論,直到夜晚十一時閉會。”

陳潭秋

在回憶錄的第十段中,陳潭秋對成立臨時中央局的原因進行了解釋,“當時正式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的除留日學生與留法勤工學生外,只有北京、上海、武漢、廣州、長沙、濟南幾個地方。其他如南京、成都、杭州等地則僅有個別通信關系的同志。但總計全國可以符合當時條件的黨員,不過七十余人。因此,決定暫時不組織正式中央機關,只成立臨時中央局,與各小組發生聯系。”接下來,陳潭秋還提及了臨時中央局成員名單,“確定黨員為中國共產黨,并選舉張國燾、陳獨秀、李達為臨時中央局委員,周佛海、李漢俊、劉仁靜為候補委員。”至于陳潭秋所說的選舉“周佛海、李漢俊、劉仁靜為候補委員”的說法沒有得到黨史界的認可。(以上引用內容出自陳潭秋:《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見《親歷者憶:建黨風云》,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

黨史界依據其他相關回憶錄及檔案資料,經過多年研究已經證實了陳潭秋回憶錄前面10段文字大多是準確的,而且被各種黨史出版物所采納。關于陳潭秋出席一大會議的情況,其他代表也有一些回憶,如包惠僧在回憶中稱陳潭秋為烈士,說:“我們在會前會后與烈士商談甚多,烈士對人誠懇和藹,對事慎重細致。在會議中,他同每個代表都密切聯系。他再三同我說:‘會前會后的交談與在會議上的爭執辯論是同樣重要的,或者相互間的交談醞釀,比在會議上的爭論還要重要,還要深入。’在會議中,他的發言雖然不多,但是他的意見都滲透到大多數同志的發言中,每個重要的議程都含有他的意見,而且他的意見都是站在多數方面和正確方面。在討論黨綱時,他堅持與資產階級政府不調和的主張。在嘉興南湖船上討論第一次代表會議的宣言時,他主張對北洋政府與對孫中山所領導的南方政府分別對待。”(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組編《回憶陳潭秋》,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1年5月第1版,第25頁)會上,有人問陳潭秋,孫中山不也是資產階級的一個集團嗎?陳潭秋立即回答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革命不可能是一步登天的,恐怕是要經過一些曲折的道路。我們一面要堅定階級立場與資產階級斗爭到底,另一面對反動統治階級的人和事也要分一個青紅皂白,分別對待。這樣,我們的黨才能得人心,才能站在正義的方面,才能擴大我們的政治影響,爭取革命的多數。”(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組編《回憶陳潭秋》,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1年5月第1版,第25頁)

來源:黨史博采

作者:苗體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