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是中央機關縫紉班長，卻一口咬定沒給毛主席做過衣裳，為何？

此人是中央機關縫紉班長，卻一口咬定沒給毛主席做過衣裳，為何？

原標題：此人是中央機關縫紉班長，卻一口咬定沒給毛主席做過衣裳，為何？

　　1983年深秋，北京木樨地的一間資料室里，電話鈴聲驟響。沈陽軍區黨史辦工作人員打來求證一張老照片：1942年延安棗園，毛澤東穿著打補丁的灰色棉衣，在120師干部隊伍前講話。負責接聽的，是時任機關后勤顧問的老裁縫葛接調。當被問到衣服是否出自他手時，他爽快地回了三個字——“想不起來”。

　　這回答聽上去敷衍，其實透著固執。了解葛接調的人都知道，他生于1913年6月，江西于都人，骨子里講究“準頭”。只要拿起剪刀，他會反復核尺寸，不允許錯一分。讓他口頭“確認”一件事，更要精準。照片中的補丁、袖口的毛邊、棉布的走線，他沒把握百分百，寧可否定。

　　時間往回倒。1929年3月，22歲的葛接調在長汀隨紅四軍鏖戰，左臂中彈后抬不起。按規定應留守后方，但他有一手出眾的裁縫技藝，被楊至成點名留在臨時被服廠。那一年，紅軍繳獲五萬銀元，又接收兩座小型兵工廠，總算有了物資。新軍裝急需裁剪，他領著幾十名戰士沒日沒夜趕工，讓部隊第一次穿上整齊制服。

　　鮮為人知的是，這批軍裝采用了當地商號庫存的粗棉布，面料厚硬。葛接調改用“大身直裁”法，省布兩成。戰士排隊領衣服時，他悄悄站在角落，看著操場上一排排嶄新的紅軍灰，淚水夾著塵土往下掉。有人問他怎么哭，他笑道：“縫一針省一線，也能省兄弟命。”句子粗糙，卻是肺腑。

　　1934年10月長征開始，他扛著一臺德國產“飛人”手搖縫紉機上路。那機器凈重十二斤，翻雪山時常被凍住，他就揣起熱水袋捂機殼。同行的警衛員勸他丟掉：“多累啊。”他搖頭：“槍不能丟，我的槍就是它。”左肩起泡，換右肩；右肩破皮，再墊碎棉絮。一臺縫紉機從江西、湖南、貴州，最后被他背到陜北保安。

　　到延安后，中央機關決定把后勤力量集中，成立“總務科服裝班”，葛接調任班長。那時毛澤東常穿舊制軍裝，膝蓋位置經常磨破。1941年深冬，賀龍送來一匹灰棉布，要服裝班趕制一件加厚棉衣給主席。葛接調憑殘疾左臂，單手操作飛人機，兩天兩夜沒合眼，趕在臘月初把衣服送去棗園。毛澤東接過衣服，笑說：“看著挺結實，不怕我寫材料蹭壞？”隨行工作人員記下此事，卻未登記裁縫姓名。

　　棉衣穿了幾年，袖口的線一處處斷。主席從不輕易換新，只讓衛士找來舊布塊自己縫補。照片里那些深淺不一的補丁，正是后期加上去的。也正因此，幾十年后當黨史研究者拿著照片去求證，葛接調只說“不能確定”。在他眼里，衣服經人之手多次修補，早已不是當初那件，過度認領就是搶功。

　　沈陽軍區黨史辦人員再次登門，希望他寫個證明。對方開玩笑：“葛老，如今一句話就能寫進史冊，多好。”他一愣，放下茶杯，聲音低沉：“歷史要對得住事實，不對得住誰的面子。”一句話把氣氛降到冰點，老同志也不好再勸。

　　有意思的是，葛接調對自己的革命履歷從不吝嗇。說起長征，他能娓娓道來：怎樣用馬尾扎針引線，如何把單軍裝拆開反面再翻新；可一提起“毛主席的棉衣”，他就沉默。熟悉內情者分析，這大概與他青年時母親教的家訓有關——“衣乃身外物，做得好是本分，莫要邀功。”

　　1985年，中央軍委頒發首次紅軍老戰士紀念章。授章儀式上，時任副總參謀長楊成武握著他的手，半開玩笑半認真：“老葛，當年那臺飛人機，中央可得給你記上一筆。”葛接調憨憨一笑：“機器是公家財產，我不過是個看管的。”在場的人被逗得直樂。

　　1990年冬，他因病住進解放軍總醫院。兒子葛江洋陪護時提起那張照片，勸父親留下口述。老人仍舊擺手：“照片是死的，人是活的，往事就讓它過去。”這時，一位白發的老研究員推門而入，正是當年向他求證的那位。兩位老人四目相對，默默點頭，誰都沒再提那件棉衣。

　　1993年春，葛接調離世，遺物里只有一本發黃的“被服登記冊”，第一頁寫著一句話：革命尚未成功，做衣亦須認真。字跡已然模糊，可那股較真勁兒躍然紙上。今日再翻史料，人們仍在探究：照片里的補丁是誰縫的？或許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槍林彈雨、物資匱乏的年月里，有人把一針一線視作戰斗本身，用沉默守住了對職業、對歷史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