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譚啟龍見到劉英之子劉錫榮：要在紀檢崗位上作出成績

1942年5月18日凌晨，浙南永康方巖的槍聲劃破山谷，38歲的劉英倒在血泊中。兩天后，遠在上海的一間簡陋公寓里，一個男嬰呱呱墜地，他叫劉錫榮。這個孩子的人生，注定與父親未竟的事業和父親的生死知己譚啟龍緊緊相連。

時間往前推回到1938年春節前夕。南昌一家照相館里，幾個剛從各自戰區輾轉而來的南方游擊隊骨干擠在鏡頭前，留下難得的合影。譚啟龍站在右側，身旁是一位右臂微微彎曲的年輕干部——劉英。彼時兩人不過二十來歲，骨瘦、神銳，衣服洗得發白，但談起接下來的敵后斗爭，臉上都是掩不住的興奮。照片洗出來后，譚啟龍小心翼翼地塞進隨身布包，他沒有想到，這會是與劉英唯一的影像見證。

1939年春，東南局情勢驟緊。譚啟龍剛與嚴永潔成婚，戰事卻迫使新娘背井離鄉。到了麗水，嚴永潔與王儀合租斗室，簡陋得只容得下一張窄床。分娩那晚，她高燒不退。聽聞消息的劉英與妻子丁魁梅連夜徒步近百里，送來紗布和紅汞。劉英一句“戰場再兇險，也不能讓同志孤身吃苦”，讓產房里的人都紅了眼眶。

皖南事變后，浙閩贛敵情驟變。劉英受命兼管三省斗爭，譚啟龍則輾轉上海，組織四省聯絡網。兩人靠密電保持聯系，彼此通報敵情與部隊動向。粟裕每次看他們的電文都會說：“老譚、老劉是把戰線當琴弦在拉。”誰料這根弦很快被槍火撕斷。

1942年2月，劉英在溫州遭誘捕。噩耗傳來，譚啟龍緊急向華中局和粟裕報告，同時安排丁魁梅秘密進滬避險。上海的地下交通站里，譚啟龍夫婦為產期將至的丁魁梅張羅棉被、雞蛋，“孩子安生，前方兄弟才能放心。”他這樣寬慰。三個月后，新生的劉錫榮在特務叫囂聲中喝下第一口米湯。

劉英犧牲的真相被嚴格封鎖，丁魁梅仍期待丈夫歸來。直到1945年冬，粟裕指派專人護送劉家母子北上淮安，骨肉團聚的那一刻，噩耗才正式揭開。丁魁梅強忍悲慟，把全部心血傾注于革命崗位，孩子則在部隊隨軍學校里長大。

1958年，浙江省委大院迎來了久別重逢。丁魁梅調任省婦聯，劉錫榮也被安排在省農委。牽線人正是時任省委常務書記的譚啟龍。逢年過節，兩家必定相聚，杭州飯店小禮堂的老式放映機前，經常能見到譚啟龍與劉家母子并排而坐。他總喜歡拍拍劉錫榮的肩，低聲叮囑：“別忘了，是誰把江山打下來的。”

“林彪事件”后，浙江各類歷史遺留問題集中平反。譚啟龍親自審閱材料，為老戰友家屬澄清事實，一番斟酌后，他批下調令，讓劉錫榮有了更開闊的施展舞臺。那年，劉錫榮三十出頭，新官上任不久便帶隊下鄉，走遍浙西群山，暗訪糧食統購政策落實情況。老農民開玩笑說：“小劉跟他爸一樣，能耐心蹲在田埂上聽咱說話。”

進入九十年代，全面從嚴治黨提上日程。中紀委征調熟悉基層的干部，劉錫榮成了首批入駐者。案卷堆積如山，他常常熬到深夜。有人勸他悠著點，他笑答：“我就想著別給我爸丟人。”一句話，道出六十年家國牽絆。

2002年11月，北京初冬的夜風帶著寒意。黨的十六大閉幕那天，劉錫榮抽空來到駐地，看望已九十高齡的譚啟龍。老人坐在輪椅上，精神卻清亮。“小榮，你在紀委，手里拿著的是尺子，不是拐杖。”譚啟龍語氣不急不疾，“這根尺子量別人，更要先量自己。”劉錫榮端坐聆聽，只答了一句：“請您放心。”

兩人聊起往昔。譚啟龍憶及當年從南昌趕往浙東，秘密轉移途中折斷的竹篙，笑言“現在動不得，腿也不肯撐竹了”。忽而又叮嚀，“你今年六十一了，別拼狠了，身體要緊。”那一夜，時鐘敲過十點，客房的燈光卻一直亮著。

聚散無常。2003年6月24日，譚啟龍在北京病逝，享年九十一歲。訃告刊出那天，劉錫榮正在外地調研，一張電報飛來，他急忙趕往北京。靈堂前，他深深三鞠躬，輕聲自語：“譚伯伯，紀檢一線有我在，定不辱使命。”

后來，浙江一些老同志回憶這段跨越六十余年的情誼，總把那張1938年的照片捧在手里反復摩挲：一個倔強的左手寫字者，一個爽朗的江南漢子，命運在烽火里交匯，又在共和國的晨曦中延續；前者把生命定格在花樣年華，后者把時間熬成銀發，守著那句“黨的江山不容易”。有人感慨，戰火硝煙終究遠去，可承諾卻能穿透歲月，就像當年南昌照相館閃過的那道鎂光，至今未曾熄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