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讀蒲松齡的《席方平》：專制社會的司法異化與人治的終極困境

《席方平》

《席方平》是蒲松齡《聊齋志異》又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小說以魂魄入冥的荒誕敘事，完成了一次對傳統司法制度最尖銳的解剖。當席方平為父鳴冤，從城隍、郡司直至閻王殿層層上訴，他遭遇的不是超自然的審判，而是人間官場司空見慣的推諉、勒索與酷刑。這個發生在陰間的訴訟故事，如同一面被擦拭得異常清晰的銅鏡，映照出康乾盛世司法體系潰爛的真相。

席方平的訴訟之路，勾勒出一幅完整的司法腐敗圖景。在最初的城隍訴訟中，他遭遇的是最直接的“需索”邏輯——衙役因席父無錢行賄而施以毒打。這映射了清代司法實踐中的陋規文化：胥吏階層的收入很大程度上依賴訴訟當事人的“孝敬”，無錢者即便有理也難逃皮肉之苦。

城隍的判決則展現了地方司法的地方保護主義與權力尋租。富戶羊某雖已死，卻能通過“內外賄通”影響判決，使席方平“所告無據”。這種“有錢能使鬼推磨”的現象，正是當時司法商品化的真實寫照。值得深思的是，城隍作為最基層的陰司官員，其行為模式與陽世州縣官吏如出一轍：他們身處權力網絡的末端，既直接面對民眾，又受制于地方豪強，往往選擇與勢力者結盟以自保。

郡司的審理進一步揭示了司法系統的官僚主義本質。面對上訴，郡司不是重新調查案件，而是“駁回原判，仍批城隍復審”，同時“備受械梏”。這種“發回重審”看似程序正義，實則是上下級官員之間的默契：上級不愿直接推翻下級判決以維護官僚體系的表面和諧，下級則心領神會地維持原判。席方平遭受的刑訊，正是“刁民越訴”必須付出的代價——在清代司法中，越級上訴本身就可能被視作對秩序的挑戰。

閻王殿的審判將司法黑暗推向了頂峰。閻王“不容置辯，先笞二十”，展現了絕對權力下的司法專橫。當席方平質問“小人何罪？”時，閻王“漠若不聞”，這種沉默比任何辯解都更具威懾力：在這里，權力本身即真理，質疑權力就是最大的罪行。席方平那句“受笞允當，誰教我無錢耶！”的諷刺，刺痛了閻王最敏感的神經，招致更殘酷的火床烙體、鋸解身軀之刑。這一場景赤裸裸地揭示了專制司法的本質：它不保護權利，只懲罰冒犯；不尋求真相，只維護權威。

席方平在受盡酷刑后悟出的“陰曹之暗昧尤甚于陽間”，是全文的點睛之筆。這句醒悟包含多層深意：

首先，它打破了“陰間報應”的傳統迷信。其次，它揭示了司法系統異化的規律。當司法完全淪為權力工具時，其腐敗程度會超過其他領域。因為司法本應是社會公正的最后防線，一旦失守，便意味著正義的所有屏障都已坍塌。陰司的“尤甚”，正是這種底線突破后的自由落體。

最深層的諷刺在于，這個“尤甚”的陰間，恰恰是陽間司法理想的投射。城隍、郡司、閻王的官僚體系，模仿的是人間府、州、省的行政司法架構；訴訟程序中的狀詞、庭審、刑訊，復制的是清代訴訟制度；甚至連“還陽”程序都需要“鬼役押送”，對應著現實中的衙役押解。陰間不是另一個世界，而是陽間司法本質的顯形——當剝去所有偽裝，剩下的就是最赤裸的權力暴力。

專制社會的司法異化與人治的終極困境

《席方平》對司法黑暗的揭露，直指皇權專制下“法”的本質異化。在這種體制中，法律從來不是超越性的正義準則，而是統治者的治理工具。蒲松齡通過幽冥世界的隱喻，展示了這種工具化的三個層面：

法作為階級壓迫工具。羊某死后仍能賄賂冥司勾攝席父，對應著清代“訟棍”與地方豪強勾結操縱訴訟的現實。法律條文雖在，但解釋權和執行權掌握在官吏手中，而官吏的判決往往傾向于有權勢者。席方平父子作為平民，其權益在司法天平上天然輕于富戶羊某。

法作為財政汲取手段。從衙役的“需索”到各級官員的受賄，訴訟過程成了司法者創收的機會。在清代財政制度下，官吏俸祿微薄，訴訟費、罰金、賄賂成為重要收入來源。這種制度性激勵，使得司法必然傾向于“有產者”——因為他們能支付更多的訴訟成本。

法作為社會控制機制。閻王對席方平的殘酷鎮壓，并非因為案件本身，而是因為他不斷上訴的行為挑戰了司法權威。在專制邏輯中，司法首要功能是維護秩序，而非實現正義。一個“刁民”的勝訴可能鼓勵更多挑戰，因此必須用酷刑震懾所有潛在的上訴者。

蒲松齡的深刻之處在于，他看到了這種工具化是系統性的，而非個人道德問題。從城隍到閻王，每個層級的官員都在按同一套邏輯行事：維護自身權力、榨取訴訟利益、壓制秩序挑戰者。席方平遭遇的不是個別“壞官”，而是整個司法系統的結構性腐敗。

小說的“勝利結局”——二郎神介入，懲處貪官，補償席家——常被解讀為光明尾巴。但細察之下，這個結局恰恰構成了最深刻的反諷。

二郎神的身份至關重要：他是“天帝之甥”，地位遠高于閻王。他的干預不是制度內的上訴成功，而是更高權力的直接介入。這暗示著，在既定司法框架內，席方平永遠不可能獲得正義；正義只能來自體制外的超然力量。這種敘事設計揭露了清代司法的終極現實：皇權是唯一可能超越官僚腐敗的力量，但皇權的干預又是偶然的、不可預期的。

更反諷的是補償方式：席家獲贈陽壽、財富，貪官受罰，似乎善惡有報。但席方平的父親終究死去，席方平本人歷經酷刑，這種“補償”無法真正彌補傷害。而城隍、郡司、閻王的受罰，更像是天庭的“整頓吏治”，并未改變陰司的運作機制。二郎神判決后，那個腐敗的司法系統依然存在，只是換了一批官員而已。

這種“清官拯救”模式，恰恰反映了人治社會的思維定勢。百姓將正義的實現寄托于偶然出現的清官，而非制度的完善。席方平最終依靠的不是法律程序，而是二郎神的個人權威；他獲得的不是制度性保障的權利，而是特權性的恩賜。蒲松齡通過這個看似圓滿的結局告訴我們：在一個權力決定一切的社會中，正義永遠是個別案例，而非普遍狀態；是上位者的恩賜，而非公民的權利。

《席方平》中的司法層級，精確對應著清代權力結構。理解這種對應關系，才能看清司法腐敗的制度根源。

閻王象征著皇權在司法領域的化身。在清代，皇帝理論上是最高的司法者，死刑案件需經“秋審”“朝審”最終由皇帝勾決。但皇帝的司法權主要是象征性的，實際運作由官僚系統承擔。閻王的專橫——不容分辯、濫施酷刑——實際上反映了皇權司法的本質：它是至高無上的，也是不可預測的；它可能突然施加恩典，也可能隨意施加暴虐。

郡司對應著省級司法官員（按察使等）。在清代，省是重要的司法層級，但省級官員往往更關注地方穩定而非個案正義。郡司將案件發回城隍重審，正是省級官員處理“麻煩案件”的典型策略：既顯示了對程序的尊重，又將矛盾下放。

城隍代表州縣司法。這是司法系統與民眾直接接觸的層面，也是最腐敗的環節。州縣官員面臨雙重壓力：上級的考核與地方勢力的牽制。他們往往選擇與地方豪強妥協，犧牲無勢民眾的利益。城隍受賄枉法，不是個人墮落，而是制度激勵下的理性選擇。

在這個金字塔中，民眾處于最底端。席方平的訴訟經歷展示了民眾司法的三重困境：經濟上無法承受訴訟成本（需索、賄賂），政治上無法對抗官官相護，肉體上無法承受司法暴力（笞杖、火床、鋸解）。當他喊出“誰教我無錢耶！”時，道破了司法的階級本質：法律保護的是有產者的財產，而非無產者的權利。

蒲松齡生活于康熙年間（1640-1715），正是所謂“康乾盛世”的開端。但《席方平》揭示的司法黑暗，與盛世敘事形成了尖銳對立。這種對立不是偶然，而是盛世的內在矛盾。

清代司法在制度設計上確有進步：完善的審級制度、嚴格的死刑復核、詳密的律例條文。但在實踐中，這些制度往往被胥吏腐敗、官僚怠政、權力干預所侵蝕。康熙本人雖勤政，也無法扭轉官僚系統的整體腐敗。席方平在陰間遭遇的“告狀難”，正是陽世司法積弊的投射。

盛世的經濟繁榮反而加劇了司法腐敗。商業發展催生了更多財產糾紛，訴訟數量激增；金錢力量更深入地滲透司法，使“有理無錢莫進來”成為普遍現實。羊某作為富戶能死后繼續行賄，暗示了金錢在清代社會中的超法律力量。

盛世的文化控制也影響了司法實踐。清代強化了“息訟”觀念，將好訟視為民風澆薄的表現。在這種意識形態下，像席方平這樣堅持上訴的“訟棍”自然會受到系統性的打壓。閻王對他的酷刑，不僅是對個案當事人的懲罰，更是對“刁訟”風氣的威懾。

蒲松齡的深刻在于，他看到了盛世表象下的制度性潰爛。當整個社會忙于歌頌“康熙盛世”“乾隆盛世”時，他通過幽冥故事提醒讀者：一個司法公正無法保障的社會，無論經濟多么繁榮，本質上都是脆弱的；一個民眾有冤無處訴的時代，無論文化多么昌盛，本質上都是黑暗的。

《席方平》不僅揭露了司法黑暗，更展現了這種黑暗的社會后果。席方平個人的異化過程，預示了整個社會的道德崩潰。

席方平最初是一個堅信司法正義的孝子。他魂魄入冥時，還保持著對制度的信任，認為“陰司應比陽間公道”。但一次次上訴失敗，特別是閻王殿的酷刑，徹底摧毀了他的信念。他學會假裝順從（“不訟矣”），學會利用規則漏洞（中途逃脫），最后只能寄望于體制外的天神拯救。這個過程，正是民眾對司法制度從信任到幻滅的縮影。

更可怕的是酷刑對人格的摧毀。火床烙體時，席方平“骨肉焦黑，苦不得死”；鋸解身軀時，“覺頂腦漸辟，痛不可禁”。這些描寫不僅展示肉體痛苦，更揭示司法暴力如何將人降低到求死不能的動物狀態。當司法不再保護人的尊嚴，而是系統性地摧毀尊嚴時，社會便失去了道德基礎。

席方平父親的遭遇則展示了司法黑暗的連鎖效應。一個本分的平民，因得罪富戶而遭陰司勾魂；死后還要受衙役勒索、酷刑折磨。這種“生前受欺，死后受罪”的雙重壓迫，徹底斷絕了民眾對現世與來世的希望。當正義在陰陽兩界都不可得時，剩下的只有絕望與戾氣。

蒲松齡通過席家父子的命運警告我們：司法不公積累的社會怨恨，最終會反噬秩序本身。席方平如果未能遇見二郎神，他的怨魂可能化為厲鬼——正如現實中，司法黑暗催生的民變在清代史不絕書。一個不能公正解決糾紛的司法系統，不是在維護秩序，而是在制造動亂。

《席方平》展現的司法批判具有多個超越時代的維度：

對程序正義的敏銳。蒲松齡注意到，司法腐敗不僅體現在實體不公，更體現在程序濫用。城隍不受理狀詞、郡司發回重審卻不查案、閻王先刑后審——這些程序違法在現實中往往比實體誤判更隱蔽，也更致命。

對司法獨立的朦朧渴望。二郎神之所以能公正審判，正是因為他獨立于陰司官僚系統。這暗示著，司法公正需要審判者獨立于涉案利益與官僚網絡。這種認識在“行政司法合一”的清代，顯得尤為超前。

對法律工具化的警惕。當席方平說“誰教我無錢耶！”時，他道破了法律在金錢面前的失效。蒲松齡意識到，當法律成為價高者得的商品時，它就不再是正義的載體，而是不公的幫兇。

對酷刑制度的深刻質疑。火床、鋸解等酷刑描寫，不僅是文學夸張，更是對清代刑訊制度的隱喻。蒲松齡看到了酷刑如何扭曲司法：它逼出的不是真相，而是順從；摧毀的不是罪惡，而是人性。

這些洞察使《席方平》超越了單純的公案小說，成為對司法制度的系統性反思。蒲松齡可能沒有現代法學概念，但他通過文學直覺觸及了司法公正的核心問題：權力制約、程序正當、禁止酷刑、司法獨立。在這個意義上，他是文學史上最早的法理思考者之一。

《席方平》的終極啟示在于：司法不是技術的堆砌，而是價值的體現；不是統治的工具，而是正義的殿堂。當席方平在火床上痛苦呻吟時，他不僅是在為父親呼號，也是在為所有無權無勢者吶喊；當他說“陰曹之暗昧尤甚于陽間”時，他不僅是在批評冥司，也是在質問所有時代的司法系統：你們究竟是在照亮黑暗，還是在制造更深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