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道游擊隊”隊長原型是誰，建國后授什么軍銜，最終結局如何

1945年夏天的一個夜晚，魯南棗莊附近的津浦鐵路線上，一列掛著暗燈的火車悄悄減速，車廂外側，卻多了幾道靈活躍動的身影。等到火車重新提速，車上多出了一位要去延安匯報工作的軍隊干部，還有一支熟門熟路的護送小分隊，這支隊伍，后來被人們統稱為“鐵道游擊隊”。

那位被護送的干部，就是時任八路軍一一五師政治部主任、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的蕭華；而那支在夜色中跳上車廂、熟練穿梭于鐵軌與車站之間的隊伍，則來自魯南軍區的魯南鐵道大隊。多年以后，人們聊起那段敵后烽火，總會問一句：這支隊伍的隊長原型是誰？建國后授了什么軍銜，又走到怎樣的結局？

要把這幾個問題說清楚，得從抗戰中一條條縱橫華北、華東的鐵路線講起，也得從魯南煤礦里一個窮礦工的命運說起。

一、鐵路上的較量

1937年七月，全面抗戰爆發。侵華日軍自認為兵強馬壯，放出過“一年之內打垮中國”的狂言，這樣的口氣固然傲慢，卻并非全無底氣。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們手里攥著一張縱橫交錯的鐵路、公路網。

有了早年經營偽滿洲的“后方基地”，再加上占領華北后掌握的京奉線、津浦線、膠濟線等線路，日軍可以源源不斷地把糧食、彈藥、兵員，從后方運到前線。戰線越拉越長，列車便一路跟著推進，戰場與后方之間的距離，似乎被鋼軌大大縮短，這在當時，確實給中國軍隊造成了不小壓力。

站在日軍立場看，他們依賴鐵路補給，就像給戰場裝上了輪子，可以隨時機動，增援某一塊“要命的地兒”，往往在局部戰場形成兵力優勢。可換個角度想，既然仗是靠鐵路打的，那把鐵路捅出窟窿，日軍的勁頭，自然就要泄一大截。

正是看準了這一點，八路軍、新四軍在廣闊的敵后地區，陸續摸索出一套套極具創造性的戰法。地雷戰、地道戰、麻雀戰，人們耳熟能詳；而專門針對鐵路運輸的破襲行動，則逐漸發展成另一種獨特方式——鐵道游擊戰，說白了，就是“借敵人的鐵路做文章”。

魯南棗莊一帶，在這張戰時鐵路線網中非常關鍵。這里有煤礦，有車站，有機廠，是重要的工業和交通節點。侵略者一方面竭力控制，一方面又難以做到處處兼顧，于是，在密布崗樓和鐵絲網的縫隙中，給抗日武裝留下了一點活動空間。就這樣，一支由鐵路工人、礦工為骨干的小隊伍，悄悄成形。

1940年1月25日，山東棗莊縣陳莊村，隸屬于八路軍魯南軍區的一支特殊部隊正式成立，名為魯南鐵道大隊，只有二十多人。規模不算大，成建制卻很完整，專門負責扒軌、炸橋、偷襲車站、打軍列。后來，隨著文學作品和電影問世，人們逐漸用一個更響亮的稱呼記住了他們——“鐵道游擊隊”。

二、洪振海：從礦工到“火車上的隊長”

這支隊伍的首任大隊長，叫洪振海。要理解他為何能擔此重任，就得稍微往前翻幾頁。

1910年，洪振海出生在山東滕縣（今滕州）棗莊附近一個貧苦農家。家里孩子多，地少，糧食不夠吃，在那樣的年代，這幾乎意味著一出生就被推到生活的邊緣。為了讓幾個孩子能活下來，父母不得不把部分子女“分給”親戚撫養，洪振海就這樣被送到出嫁姐姐家，從小寄人籬下。

年紀還不大，他便跟著姐夫進了煤礦。那時的礦山條件極差，安全談不上，工錢不高，規矩卻特別多，干活要拼命，挨罵、挨打也不稀奇。童工、夜班、粉塵，這些詞對那一代礦工來說，并不是新聞，而是日常。

有意思的是，正是在這樣一個黑壓壓的環境里，黨在礦山的秘密組織開始悄然活動。工棚里，時常有人小聲議論：“聽說有種新說法，要給窮人做主呢。”“共產黨替我們說話?！痹捳Z簡單，卻在一群掙扎在生死線上的礦工心里，慢慢生根。

洪振海也受到影響，成為礦山里的“紅小鬼”，在一些老工人帶動下，參加過幾次罷工、請愿。那時他讀書不多，說不出高深的道理，但誰欺負工人，誰壓低工錢，他看得很清楚，對“誰在幫窮人”“誰在壓窮人”，也有了樸素判斷。

長期在露天礦場、鐵路邊干活，讓他練就了一身在車皮上飛躍、在軌道間穿梭的本事。不管是掛車、扒車，還是在列車還未完全停穩時跳上跳下，這些動作，在他和工友手里，漸漸成了熟練技藝。誰也沒想到，這些謀生技能，有一天會成為對付侵略者的“武器”。

1937年以后，日軍南下，棗莊煤礦被強行接管，礦工的處境更加艱難。1938年夏，洪振海和工友王志勝等人意識到，光在礦里鬧事已經不夠了，敵人的槍口、敵人的火車，都壓到了家門口。于是，一個由工人自發組成的小隊——“棗莊鐵道隊”，在暗中出現，任務很簡單：偵察、擾襲、破壞。

起初，隊伍人數不多，只能挑選機會打幾次“小仗”：搗亂車站設備，破壞一小段鐵軌，順手救出被押走的工友。時間一長，日偽當局發現問題，這支小隊成了他們重點清查的對象，也因此，在魯南軍區的視線中更為顯眼。

1940年初，經上級同意，棗莊鐵道隊與其他地方武裝合并整編，魯南鐵道大隊正式組建。洪振海憑借在工人中的威望、對鐵路的熟悉與多次戰斗表現，被任命為首任大隊長，從此走上“火車上的指揮席”。

在他的帶領下，鐵道大隊的作戰風格，很快成型。白天隱蔽于村莊、礦井和荒地，夜里才悄然出動。有時扒掉幾根枕木，有時炸毀橋梁接頭，有時假扮工人混入車站，尋找機會放火、截獲物資。動作迅速，目標明確，打完就撤。

有一次，部分新隊員心里發怵，看著高速掠過的軍列，低聲嘀咕：“隊長，鬼子的火車跑得這么快，咱真能攔得住嗎？”洪振海壓低聲音回了一句：“鐵軌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肯動腦子，火車照樣得停?！边@話聽起來不算多么豪邁，卻透著股實在勁兒。

從1940年到1941年，鐵道大隊先后發動近百次戰斗，破壞鐵路、橋梁多處，焚毀敵偽物資，搶救群眾和被抓工人，戰果并不耀眼，卻節節壓住了日軍在魯南一帶的補給效率。不得不說，這是一場在細枝末節里消耗敵人力量的戰斗，慢，卻有效。

1941年冬，局勢趨緊，敵后掃蕩愈發頻繁。12月，在寒風刺骨的日子里，近千名偽軍奉命對鐵道大隊冬季駐地進行“清剿”。在一次突圍戰中，洪振海指揮部隊分路撤離，自己留下掩護。槍聲急促，彈雨密集，他身中數彈，倒在魯南的山坡上，年僅三十一歲。

這次戰斗，隊伍損失不小，但主力尚在，骨干尚在。洪振海的犧牲，使他不僅成為現實中的烈士，也成為后來文藝作品中“鐵道游擊隊長”的重要原型之一。

三、劉金山：在夾縫中壯大隊伍

隊伍仗還能不能打下去，關鍵在于有沒有主心骨。洪振海犧牲時，副大隊長王志勝已在前幾次戰斗中重傷，躺在野戰醫院，短時間內無法返回?！拌F道游擊隊”一時像是失去了舵手，大家心里明白，敵人的“圍剿”不會因為一個隊長犧牲就停止，反而可能更緊。

怎么選出新的大隊長？是個難題。那時候環境惡劣，形勢復雜，但黨內任用干部的原則，不能亂。大隊政委征求大家意見后，決定用一種既簡單又符合當時農村習慣的辦法：投豆子。

幾只碗，被悄悄擺在幾位候選人身后，每名戰士發一粒黃豆，代表一票。誰也不用喊口號，也不用做長篇發言，只需摸摸自己的良心，把那一顆小小的豆子，放到最信得過的那個人背后的碗里。等到所有人投完，大家湊近一看，有一只碗里黃豆明顯多了，那就是劉金山的“席位”。

票選結果很快形成書面材料，送往魯南軍區。1942年5月，上級正式批示任命劉金山為魯南鐵道大隊大隊長，“鐵道游擊隊”的第二任隊長，就這樣在槍林彈雨中走上前臺。

劉金山，祖籍山東棗莊蔡莊村，也是典型的魯南貧苦農家子弟。青年時，在地里干過活，在礦井里呆過，也與鐵路、工廠打過交道。家境清苦，飽受地主欺壓，加上親眼目睹日偽的橫行，對侵略者和舊勢力，都有刻骨的仇恨。

早年參軍后，他在洪振海手下打過多次硬仗，由普通戰士一路干到小隊長、分隊長。熟悉的人都說，這人有股“會算賬”的勁兒，行動前，總要把地形、敵情、彈藥、人手盤算一遍，不輕易沖動，但一旦認準機會，下手干脆。也正因為如此，他在隊伍里威望很高。

接任大隊長后，劉金山面對的，不是輕松的局面。敵后“清剿”持續進行，交通封鎖日益嚴密，隊伍一旦冒進，很可能被逐段切斷。而他采取的態度，可以概括為一個詞：精打細算。

鐵道大隊繼續以扒軌、破壞鐵路為主，但行動更加講究選擇重點，寧可少打幾回，也要保證每一次出擊，有實實在在的效果。有時，隊伍只是在一個偏僻路段撬掉幾根鋼軌，讓敵軍運輸列車不得不停車、檢修，甚至掉頭繞行；有時，則在橋梁、涵洞處埋下炸藥，一旦成功引爆，短時間就會切斷某一段補給線。

出擊時間安排上，也頗有講究。或者黑夜深沉時行動，借著地形優勢脫身；或者挑選天剛蒙蒙亮的時刻，那會兒敵人困意未消，警惕性最低。每一袋搶來的糧食，每一箱繳獲的子彈，都被視作來之不易的戰利品，很少浪費。

這種打法看起來不“驚天動地”，卻極符合鐵道大隊的真實處境。作為敵后的一支中小規模部隊，它既要生存，又要戰斗；既要破壞敵人的鐵道機動，又不能輕易被對方“鎖死”。劉金山的選擇，是在夾縫中找空間，在有限的力量下，把損失降到最低，把破壞力抬到更高。

多年堅持下來，效果漸漸顯現。鐵道大隊不僅沒有在不斷加碼的封鎖中被慢慢磨光，反而壯大起來。到抗戰后期，隊伍人數由最初的二十多人，擴展到一百多人，后來一度達到三百多人，火力配備也有明顯提升，已經接近一個營的規模。

除鐵路破襲任務外，大隊還承擔護送干部、傳遞情報、協同其他部隊作戰等任務。魯南各地的武工隊、回民部隊、地方支隊之間，往往通過鐵路沿線這一條條“暗線”互相呼應，形成了一張看不見卻實實在在存在的網。

蕭華那次敵后行程，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完成的。1945年，抗戰勝利在望，他奉命離開山東戰場，經魯南向西北方向轉移，到延安向中央軍委匯報。按照既定安排，地方武裝先護送他到棗莊附近，再由魯南鐵道大隊接手。

那一晚，鐵道大隊利用對津浦鐵路站點、巡邏路線的熟悉，選擇了一個最適合“混搭”的時機，讓蕭華在幾名警衛員的掩護下，順利通過封鎖區，轉交給下一支護送部隊——黃河支隊。多年以后，蕭華回憶這段經歷，說那一路雖然處處是危險，但心里卻挺踏實，“他們對鐵路太熟了，讓人放心”。這番評價，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劉金山和全體鐵道游擊隊員的一種認可。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魯南地區的斗爭并未立刻結束。鐵道大隊配合大部隊肅清殘余武裝，協助接管部分鐵路設施，維持沿線治安與運輸秩序。隨著形勢變化，這支部隊逐漸并入更大序列，在解放戰爭中繼續跟隨大軍轉戰南北，“鐵道游擊隊”這個名字，更多留在了魯南百姓的記憶和后來作品之中。

新中國成立后，當年的鐵道大隊官兵，被分配到不同崗位。有的留在野戰軍，有的加入鐵道兵，有的轉入公安戰線，也有人帶著傷病和功勛，回鄉務農。劉金山則一直在部隊中任職，承擔更多組織和領導工作，身上的責任和壓力，都比游擊年代更重。

1955年，人民解放軍實行軍銜制。根據他長期在敵后戰場，特別是在鐵路破襲戰線上立下的功績，經組織評定，劉金山被授予上校軍銜。這一軍銜，不僅是個人榮譽，也是對那支在鋼軌和枕木之間拼殺多年的隊伍的一種肯定。

此后，他又在部隊的不同崗位上工作一段時間，職務達到副軍級，逐步從前線指揮，轉向更宏觀的部隊建設。工作之余，凡是回到魯南一帶開會、調研，時常有老鄉悄悄打聽：“那會兒的鐵道游擊隊長，是不是您？”他往往只是笑笑，不多解釋，偶爾在內部座談里，提一提犧牲的同志，提一提那條熟悉的津浦鐵路。

1996年，劉金山因病去世，走完了自己八十多年的生命旅程。消息傳出后，魯南一些早年的老工人、老兵，自發前來吊唁，有人從外地趕回，只為了在靈堂前再看一眼那張略顯陌生卻又熟悉的面孔。也有人當年不過是個給部隊送水、帶路的小通訊員，那一天，重新遇見久未謀面的戰友，坐在一起，慢慢拼起一塊塊零散的記憶。

在這些記憶里，有刺耳的剎車聲，有夜色里的鐵軌，有跳上車廂的剪影，也有匆匆掠過的駝背礦工、粗糙鐵路工人。他們共同組成了一個名字——魯南鐵道大隊，后來人們更喜歡叫它“鐵道游擊隊”。而在隊伍的前列，有兩條身影格外清晰：一位是犧牲在1941年冬天的首任大隊長洪振海，一位是在艱難歲月里接過指揮權、堅持戰斗到勝利，建國后被授予上校軍銜的第二任大隊長劉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