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國同盟呼號背后 美式霸權的眾叛親離

作者｜時事熱點觀察者

當土耳其左翼政黨領導人佩林切克振臂高呼，呼吁中俄土伊組建四國同盟反抗美國霸權時，國際輿論場掀起軒然大波。這個北約成員國突然向中俄伊“拋橄欖枝”的舉動，看似突兀，實則是霸權邏輯下盟友體系崩塌的必然結果。從特朗普綁架馬杜羅、覬覦格陵蘭島的蠻橫，到勒令北約盟友將軍費提升至GDP5%的勒索，美式霸權的赤裸與貪婪，讓昔日追隨者們人人自危。

土耳其的“轉向”并非一時沖動，而是美土關系數十年裂痕累積的總爆發，是北約體系內部分崩離析的縮影，更是多極化浪潮下各國尋求自主安全的真實寫照。本文將以歷史為軸、事實為證，通過四個章節拆解美土同盟從綁定到離心的歷史軌跡，剖析北約在霸權壓力下的生存困境，戳破中俄土伊同盟的現實幻象，最終揭示：霸權主義的“叢林法則”終將被時代拋棄，平等有序的多極化才是世界的未來方向。

一、美土同盟的裂痕：從戰略綁定到離心離德

（一）冷戰綁定：利益交換下的短暫蜜月

1952年2月18日，土耳其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為北約在中東地區的“東部錨點”，這標志著土美戰略同盟關系的正式確立。這一結盟并非基于意識形態的天然契合，而是冷戰格局下的利益交換。彼時，蘇聯對土耳其提出共管海峽、割讓領土的無理要求，土耳其急需外部力量庇護；而美國則看中了土耳其連接歐亞、控制黑海與地中海通道的戰略地理位置，欲將其打造成遏制蘇聯南下的前沿陣地。

為鞏固這一同盟，美國向土耳其提供了大量經濟與軍事援助。1947年《經濟技術合作協定》簽署后，美國對土援助逐年遞增，80年代每年各項援助總額已超過10億美元。作為回報，土耳其允許美國在其領土上設立12個軍事基地，成為美國監視蘇聯導彈發射和核試驗的重要據點。朝鮮戰爭期間，土耳其更是派出25000名士兵追隨美軍參戰，用鮮血證明自己的“戰略價值”，只為換取北約的穩固庇護。

在冷戰的前半段，土美同盟看似堅不可摧。美國借助土耳其遏制蘇聯擴張，土耳其則依靠美國的援助實現經濟發展和軍事現代化，雙方在對抗蘇聯的共同目標下形成了短暫的蜜月期。但這種基于利益綁定的同盟關系，從一開始就埋下了裂痕的種子——美國將土耳其視為可操控的棋子，土耳其則將美國當作尋求安全的靠山，缺乏真正的互信基礎。

（二）信任崩塌：從導彈撤換到制裁施壓

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成為土美同盟的第一個轉折點。美蘇為避免直接軍事沖突達成秘密妥協：蘇聯從古巴撤出導彈，美國則承諾不進攻古巴并撤出部署在土耳其的“丘比特”中程導彈。美國的這一決定完全未告知土耳其，讓這個被當作“前沿堡壘”的盟友瞬間淪為大國交易的犧牲品。當土耳其民眾得知自己的國家安全被隨意拿來交換時，反美情緒空前高漲，“獨立的土耳其”“廢除依賴關系”的口號響徹全國。

此后，土美矛盾接連爆發。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土耳其種植的罌粟所制毒品80%流入美國，引發嚴重的毒品走私爭端，美國國會一度呼吁中止對土援助，迫使土耳其政府禁止罌粟種植，嚴重損害了農民利益，進一步加劇了民間反美情緒。2003年伊拉克戰爭期間，土耳其大國民議會否決了美國借道開辟北部戰線的動議，隨后駐伊美軍逮捕數名土耳其軍人，導致兩國關系跌入谷底。2007年，美國眾議院表決通過將奧斯曼帝國時期亞美尼亞人死亡事件認定為“種族屠殺”的議案，更是深深刺痛了土耳其的民族情感。

2018年，土美關系迎來最嚴重的危機。土耳其不顧美國強烈反對，執意購買俄羅斯S-400防空導彈系統，認為這是保障自身安全的合理選擇。但美國將此舉視為“背叛”，隨即對土耳其實施制裁，禁止其參與F-35隱形戰機項目，凍結相關軍事合作。特朗普政府上臺后，更是持續向埃爾多安政府施壓，要求“退貨”S-400，這讓土耳其陷入兩難境地：順從美國會得罪俄羅斯，拒絕則會招致更嚴厲的制裁。

一系列事件清晰地表明，土美同盟早已名存實亡。美國始終將自身利益置于首位，當土耳其的選擇不符合其戰略訴求時，便毫不猶豫地動用制裁、威脅等手段施壓；而土耳其則在一次次被“拋棄”“背叛”中逐漸認清現實，開始尋求擺脫對美國的依賴。

（三）特朗普效應：霸權勒索下的生存焦慮

如果說此前的矛盾讓土美關系裂痕加深，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舉動則徹底擊碎了土耳其對美國的最后幻想。這位商人出身的總統將“美國優先”發揮到極致，把盟友關系完全變成了赤裸裸的交易，讓土耳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壓力。

特朗普對北約盟友的勒索堪稱明目張膽。他公然勒令31個北約成員國將軍費開支提升至GDP的5%，否則就威脅拒絕履行共同防御義務，甚至可能退出北約。這一要求對經濟低迷的歐洲國家而言已是難以承受之重，對土耳其來說更是雪上加霜。更讓土耳其心驚的是，特朗普連同為北約和歐盟成員國的丹麥都不放過——在綁架馬杜羅之后，他公開覬覦格陵蘭島，威脅丹麥主動交出，否則不排除動武。丹麥的遭遇讓土耳其深刻意識到，在特朗普的霸權邏輯下，盟友的身份毫無意義，一旦失去利用價值或敢于反抗，就可能成為下一個目標。

特朗普的“記仇”本性更讓土耳其惶惶不安。對于土耳其購買S-400一事，特朗普始終耿耿于懷，持續施壓要求退貨，絲毫沒有妥協的跡象。土耳其清楚地知道，即便自己屈服退貨，也未必能贏得美國的信任，反而會徹底得罪俄羅斯，陷入兩面不討好的絕境。更讓土耳其警惕的是，特朗普對昔日盟友的“拋棄”早已屢見不鮮——巴西前總統博索納羅曾是特朗普的堅定支持者，但當博索納羅因策劃政變被定罪服刑時，特朗普僅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真可惜”，昔日的“情誼”蕩然無存。

馬杜羅被綁架的事件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美國公然入侵主權國家、綁架他國總統的行徑，讓土耳其看到了霸權的肆無忌憚。土耳其深知自己與美國矛盾重重，一旦美國將矛頭指向自己，北約的“集體防御”不過是一紙空文。在這樣的生存焦慮下，土耳其政客發出組建中俄土伊同盟的呼吁，雖看似激進，實則是對美國霸權的絕望反抗，是為國家尋求出路的無奈之舉。

二、北約體系的崩塌：從集體防御到分崩離析

（一）北約的異化：從防御聯盟到霸權工具

1949年4月4日，北約正式成立，最初的宗旨是“集體防御”，即對一個或數個成員國的武裝攻擊應視為對全體成員國的攻擊。在冷戰時期，北約確實在遏制蘇聯擴張、維護西歐安全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但隨著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北約失去了主要對手，本應完成歷史使命的組織卻并未解散，反而逐漸異化為美國推行全球霸權的工具。

冷戰后，北約不斷東擴，從最初的12個成員國擴張至32個，將軍事防線持續向俄羅斯邊境推進，嚴重威脅了俄羅斯的國家安全。同時，北約的行動范圍也從“集體防御”擴展到全球干預，先后參與了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多場非防御性軍事行動。在這些戰爭中，北約成為美國的“打手”，幫助美國實現地緣政治野心，給相關國家帶來了深重災難。

美國通過控制北約的軍事指揮體系、主導決策過程，將盟友牢牢捆綁在自己的霸權戰車上。北約的軍事基地成為美國全球部署的重要節點，盟友的軍隊成為美國對外干預的輔助力量，而盟友的經濟則成為美國轉嫁危機的“提款機”。這種不平等的關系，注定了北約體系的脆弱性——當美國的霸權訴求與盟友的自身利益發生沖突時，同盟關系便會出現裂痕。

（二）內部裂痕：軍費爭端與戰略分歧

特朗普政府提出的5%軍費目標，成為引爆北約內部矛盾的導火索。根據2025年北約峰會宣言，這一目標被拆分為3.5%的核心軍費和1.5%的基礎設施防護與網絡安全開支，達標時間也從2032年延后至2035年。即便如此，這一目標對大多數成員國而言依然不切實際。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明確表示，西班牙不會讓軍費超過GDP的2.1%，并直言現有投入已能“滿足北約要求”。特朗普隨即威脅對西班牙征收雙倍關稅，但桑切斯毫不退讓，堅決捍衛本國立場。比利時、斯洛伐克等國也表達了類似的不滿，認為美國的要求超出了自身承受能力。法國總統馬克龍更是直接指出，特朗普威脅加征的關稅，恰好是歐洲國家增加國防開支的障礙。

除了軍費爭端，北約成員國在戰略定位、對外政策等方面的分歧也日益加深。美國將遏制中俄視為核心戰略，要求歐洲盟友全面配合其“印太戰略”；但歐洲國家更關注自身周邊安全和經濟發展，對美國的全球戰略并不完全認同。在對俄政策上，部分歐洲國家希望保持對話協商，而美國則極力推動對抗升級；在經貿領域，美國對歐洲盟友加征關稅、推行貿易保護主義，嚴重損害了歐洲的經濟利益。

這些分歧讓北約陷入了“貌合神離”的境地。曾經的“集體防御”聯盟，如今變成了爭吵不斷的“利益交易所”。正如歐洲智庫專家所言，美國已成為一個“傾向于動用法外手段推進自身利益和權力的對手”，跨大西洋聯盟已經名存實亡。2025年北約峰會甚至未能發表聯合公報，被外媒評述為“影響力下降的態勢不可阻擋”。

（三）土耳其的困境：北約體系內的邊緣人

在北約內部，土耳其始終處于尷尬的邊緣地位。作為唯一的伊斯蘭國家，土耳其在文化、宗教、價值觀等方面與歐洲成員國存在天然差異，長期被西方視為“異類”。而美國對土耳其的利用多于信任，將其當作制衡俄羅斯、穩定中東的工具，卻始終不愿給予其平等的盟友地位。

這種邊緣地位在諸多事件中體現得淋漓盡致。2016年土耳其發生未遂政變后，埃爾多安政府要求引渡居住在美國的政變嫌疑人，但遭到美國拒絕，讓土耳其深感被盟友背叛。在塞浦路斯問題上，北約成員國大多站在希臘一邊，對土耳其的立場不予支持，導致土耳其與部分歐洲盟友關系緊張。更讓土耳其難以接受的是，美國長期暗中支持土耳其境內的庫爾德工人黨（PKK）武裝，而該組織被土耳其列為恐怖組織，嚴重威脅其國家安全。

隨著北約內部裂痕加深，土耳其的處境更加艱難。一方面，它無法從北約獲得真正的安全保障，美國的勒索、歐洲的排擠讓其倍感孤立；另一方面，它又因北約成員國的身份受到諸多限制，難以自由發展與中俄等國的關系。當特朗普威脅退出北約、盟友之間矛盾激化時，土耳其深刻意識到，繼續依附于這個瀕臨崩塌的體系，無異于坐以待斃。

正是這種在北約體系內的邊緣化困境，加上對美國霸權的恐懼，促使土耳其開始尋求外部突破。組建中俄土伊同盟的呼吁，雖然不切實際，卻真實反映了土耳其想要擺脫北約束縛、尋求新安全保障的迫切愿望，也從側面印證了北約體系的分崩離析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

三、四國同盟的幻象：現實壁壘與利益鴻溝

（一）中國的不結盟底線：結伴而非結盟

土耳其政客呼吁組建中俄土伊同盟，顯然忽視了中國長期奉行的外交基本原則——不結盟。這一原則并非權宜之計，而是植根于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外交實踐經驗，是中國處理國與國關系的堅定立場。

中國的不結盟政策可以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1982年，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明確指出，“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向世界莊嚴宣告了中國不結盟的決心。這一政策的形成，既源于對冷戰時期陣營對抗危害的深刻認識，也基于中華民族“以和為貴”“和而不同”的文化傳統。中國深知，結盟政治本質上是零和思維、冷戰思維的體現，容易引發陣營對抗，不利于世界和平與發展。

多年來，中國始終堅定踐行不結盟政策，走出了一條“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截至目前，中國已建立110對各種形式的伙伴關系，“朋友圈”遍布全球，成為全球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中國與俄羅斯建立了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這種關系基于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原則，是大國相處的典范；中國與伊朗、土耳其也保持著正常的國家間關系，開展平等互利的合作，但從未有過結盟的意圖和舉動。

中國的“結伴不結盟”政策，強調在共同利益基礎上開展務實合作，不設立假想敵，不搞封閉排他的集團政治。這與土耳其政客設想的“對抗美國霸權的同盟”有著本質區別。對中國而言，結盟不僅違背自身外交原則，還可能被卷入地緣政治沖突，損害國家發展利益，因此，中俄土伊同盟從一開始就注定難以得到中國的響應。

（二）俄土關系的歷史宿怨：信任缺失的硬傷

俄羅斯與土耳其之間長達數百年的歷史宿怨，是四國同盟難以成行的另一道硬傷。從17世紀到19世紀，俄土之間爆發了十次大規模戰爭，戰爭持續時間超過240年，雙方在領土、宗教、地緣政治等方面的矛盾根深蒂固。這些歷史恩怨雖然已過去多年，但依然在兩國關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影響著彼此的戰略互信。

冷戰時期，土耳其加入北約，成為美國遏制蘇聯的前沿陣地，俄土關系長期處于緊張狀態。冷戰結束后，兩國關系雖有改善，但矛盾和分歧從未消失。在敘利亞問題上，俄羅斯支持巴沙爾政府，土耳其則支持反對派武裝，雙方立場尖銳對立，甚至發生過土耳其擊落俄羅斯戰機的事件，導致兩國關系一度瀕臨破裂。

更重要的是，土耳其至今仍是北約成員國，而北約始終將俄羅斯視為主要威脅，持續推進東擴、加強軍事部署，對俄羅斯的國家安全構成嚴重挑戰。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不可能與一個北約成員國建立軍事同盟關系。俄羅斯深知，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向來以務實利己為核心，其與美國的矛盾是利益沖突的結果，而非意識形態的分歧。一旦國際形勢發生變化，土耳其完全可能重新倒向美國，對俄羅斯造成致命打擊。

土耳其購買俄羅斯S-400防空導彈系統，雖然讓兩國關系出現緩和，但這本質上是一筆互利的軍售交易，并未從根本上消除彼此的信任赤字。對俄羅斯而言，與土耳其保持適度合作是為了分化北約、減輕西方制裁壓力，但建立同盟則意味著要承擔巨大的戰略風險，這是俄羅斯絕對不愿接受的。因此，即便土耳其積極示好，俄羅斯也絕不會輕易“拜把子”，四國同盟在俄土關系這一關就難以通過。

（三）土伊關系的核心癥結：庫爾德問題的死結

土耳其與伊朗之間的庫爾德問題，是橫亙在兩國之間的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也是四國同盟的又一個致命障礙。庫爾德人是中東地區第四大民族，總人口約3000萬，主要分布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四個國家，長期以來一直尋求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給相關國家帶來了嚴重的安全隱患。

對土耳其而言，庫爾德問題是心腹大患。1978年成立的庫爾德工人黨（PKK），以爭取庫爾德人獨立為目標，從1984年起開展武裝斗爭，給土耳其的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造成了巨大破壞。土耳其政府多次對庫爾德武裝發動軍事打擊，甚至實施跨境打擊行動，2022年就曾對伊拉克和敘利亞北部的庫爾德武裝開展代號為“利爪-寶劍”的軍事行動。

伊朗同樣面臨著庫爾德分離主義的威脅。上世紀40年代，在蘇聯支持下，庫爾德人曾在伊朗成立“馬哈巴德共和國”，雖然很快被鎮壓，但庫爾德獨立運動從未停止。近年來，伊朗境內的庫爾德武裝頻繁發動襲擊，與政府的沖突時有發生。

然而，土耳其與伊朗在庫爾德問題上的立場和利益并不一致，甚至存在沖突。土耳其擔心伊朗支持本國的庫爾德武裝，而伊朗也對土耳其在伊拉克、敘利亞境內的跨境軍事行動心存警惕。更重要的是，兩國在地區影響力、宗教派系等方面也存在競爭關系，長期以來貌合神離。這種基于核心安全利益的分歧，讓土耳其與伊朗難以真正走到一起，更不用說建立緊密的同盟關系。

從歷史到現實，從戰略利益到安全關切，中俄土伊四國之間存在著諸多難以調和的矛盾和分歧。土耳其政客提出的四國同盟，看似是反抗美國霸權的良方，實則是脫離現實的空想。它既違背了中國的外交原則，也無視了俄土、土伊之間的歷史宿怨和利益沖突，注定只能是一場政治鬧劇。

四、多極化的曙光：霸權衰落與秩序重構

（一）美式霸權的內爆：信任崩塌與影響力衰退

土耳其的“轉向”呼吁，本質上是美式霸權衰落的生動寫照。曾經不可一世的美國，如今正陷入“規則破壞-信任流失-影響力衰退”的惡性循環，其霸權地位在內外交困中不斷崩塌。

美國的國內治理亂象，嚴重侵蝕了其“民主燈塔”的形象。政壇極化、族群對立、貧富分化等問題日益凸顯，40%的美國人拿不出400美元的可支配收入，種族歧視引發的抗議活動此起彼伏。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全球很多國家的民眾認為美國民主“從來不是值得效仿的好榜樣”。國內治理的失靈，讓美國難以再憑借“軟實力”吸引世界，其道德權威不斷被侵蝕。

在國際舞臺上，美國的霸權行徑遭到了越來越多的反對。為維護自身利益，美國肆意揮舞“關稅大棒”，擾亂全球貿易；動輒“退群毀約”，破壞多邊機制；公然入侵主權國家，踐踏國際法準則。從綁架馬杜羅到覬覦格陵蘭島，美國的蠻橫做法讓世界各國看清了其“叢林法則”的本質。阿拉伯政策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78%的受訪者認為中東地區最大的威脅和不穩定來源是美國；德國民調機構發現，全球范圍內對美國持正面態度的國家正在減少。

美國的軟實力持續衰退，其主導的國際體系也面臨瓦解。《2025年全球軟實力指數》顯示，美國聲譽指標和治理水平指標均下降4位。更重要的是，美國的經濟霸權也受到沖擊，全球南方國家紛紛推動儲備多元化、開展跨境支付合作，美元的霸權地位岌岌可危。2024年，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全球支付占比達3.8%，按照當前增速測算，2027年有望突破10%。

歷史反復證明，“國雖大，好戰必亡”。美國的霸權邏輯違背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潮流，其不斷膨脹的野心和肆無忌憚的行徑，正在將自己推向孤立無援的境地。美式霸權的內爆，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

（二）全球南方的崛起：多極化的核心動力

與美式霸權衰落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全球南方國家的群體性崛起，正在重塑世界格局，成為推動多極化進程的核心動力。這些國家占聯合國成員總數的70%，2024年其GDP占全球比重達到41.5%，金磚國家GDP全球占比更是從2006年的11.4%上升到26.1%，平均經濟增長率遠高于G7國家的1.7%。

全球南方國家大多有過被殖民、被壓迫的歷史，對霸權主義有著天然的反感，對公平正義的國際秩序有著強烈的渴望。它們不再盲目追隨西方模式，而是積極探索適合自身的發展道路，開辟出了非西方式的現代化成功路徑。通過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東盟、非盟等多邊平臺，全球南方國家加強協調互助，積極彌補現行國際秩序中的治理赤字，在國際舞臺上發出了更加響亮的正義聲音。

在經濟領域，全球南方國家推動產業鏈供應鏈多元化，減少對西方的依賴，通過“一帶一路”等合作機制，實現了互利共贏的發展。在政治領域，它們堅持多邊主義，反對單邊主義和強權政治，在聯合國等國際機構中團結協作，成為制衡霸權的重要力量。在安全領域，它們主張通過對話協商解決爭端，反對訴諸武力，為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作出了重要貢獻。

全球南方國家的崛起，打破了西方長期主導的“中心-邊緣”體系，讓世界格局更加平衡、更加公正。正如專家所言，全球南方國家正在成長為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多數”，它們的訴求和選擇，將深刻影響國際秩序的未來走向。多極化不再是遙遠的愿景，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

（三）秩序重構的方向：平等有序的多極化

土耳其呼吁組建四國同盟的鬧劇，雖然不切實際，卻反映了各國對現有國際秩序的不滿和對新秩序的渴望。在霸權衰落、多極化興起的歷史轉折點，世界需要的不是新的排他性同盟，而是平等有序的多極化格局。

中國提出的“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主張，為國際秩序重構指明了方向。這一主張強調平等相待，各國無論大小、強弱、貧富，都應享有平等的權利和地位；尊重國際法治，反對以“家法幫規”取代國際法；踐行多邊主義，拒絕陣營對抗；堅持開放共贏，推動共同發展。這與美國主導的霸權秩序有著本質區別，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和支持。

中俄作為多極化進程中的重要力量，始終致力于推動國際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中俄關系基于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原則，成為大國相處的典范，為世界提供了穩定性和確定性。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等，為世界提供了大量國際公共產品，推動了互利共贏的國際合作；俄羅斯則在維護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時，積極參與多邊事務，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未來的國際秩序，將是多極力量平等協商、共同治理的秩序。各國不再需要依附于某個霸權國家或加入某個排他性同盟，而是可以根據自身利益和意愿，自主選擇發展道路，開展平等合作。在這樣的秩序中，土耳其的安全關切可以通過多邊機制得到解決，各國的發展利益可以通過互利合作得以實現，世界將告別“叢林法則”，走向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美好未來。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霸權主義的時代終將落幕。土耳其政客的呼吁雖然是一場空想，但它如同一個風向標，昭示著美式霸權的眾叛親離和多極化浪潮的不可阻擋。在這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唯有順應時代潮流，堅持平等相待、合作共贏，才能共同構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多極化的曙光已經顯現，一個更加公正、更加繁榮、更加和平的未來，正在向我們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