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北京懷仁堂的授銜典禮莊嚴肅穆。宋任窮接過上將軍銜,鑲金的肩章在燈光下閃亮。毛澤東握著這位老鄉的手,低聲一句“文武雙全”,全場笑聲與掌聲交織,氣氛卻緊張——大家都知道,新的戰場不在槍林彈雨里,而在實驗室里。
剛結束不久的朝鮮戰場證明了核力量的威力。美國的B-29掛著原子彈在東亞天空盤旋,威脅寫在廣播里,也寫在外交照會里。要想立得住,中國必須有自己的底牌,這句判斷在1956年被寫進中央會議紀要。那年11月,第三機械工業部掛牌,宋任窮被點名擔綱部長。有人替他捏汗:一本化學教材都沒翻完的人,能帶隊造原子彈?宋任窮只說了八個字:“不懂就學,邊干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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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機部大樓,他的辦公室少了一張沙發,卻多了一面墻的元素周期表。離開兵營的他每天五點起床,背金屬元素到清晨六點半,七點聽俄語廣播。午后巡視實驗室時,常有人被他一句“钚-239截面是多少?”嚇一跳。原子能所的張勁夫回憶:“這個湖南人問問題,不追到答案不撒手。”
人才是第一步。1957年春,宋任窮出現在中科院門口,抓住張勁夫的手直言:“勁夫,這事繞不開你們,幫忙把最能打仗的科學家都挑出來。”一句“能打仗”把科研人員聽笑了,卻也把錢三強、鄧稼先等七十多位骨干送到了他的名單里。
那年7月,中蘇談判在莫斯科進行。桌上鋪著厚厚的蘇聯援助清單,但核心設計圖紙始終被對方按著不放。臨別的晚宴上,宋任窮舉杯,慢悠悠來了一句:“核技術是數學,也是友誼的見證。”蘇方代表愣了幾秒,終于把幾份關鍵資料放進了機密文件包。回國路上,鄧稼先調侃:“部長,這招比打伏擊管用。”宋任窮嘿嘿一笑,不作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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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選址成了下一關。1958年初,他帶隊踏遍河西走廊、阿爾金山,最后把紅圈畫在青海冷湖。戈壁灘白日像煉爐,夜里零下二十度,試想一下,連水都要用油桶運進營地,可施工速度竟比內地快。原因很簡單:宋任窮在工地上和工人同住帳篷。有人夜里驚醒,見到部長提著馬燈量鋼筋標高,第二天干勁比風沙還猛。
鈾礦是根基。幾年里,他背著伽馬儀爬遍秦嶺、大巴山。深溝里被螞蟥咬得滿腿血,他沒吭聲,反倒盯著儀器上的指針跳動看得入神。1958年底,第一批工業級鈾礦儲量數據交到北京,聶榮臻批示:“有了原料,彈頭就有了骨架。”
轉折卻突然降臨。1959年6月,中蘇關系急轉直下。1960年7月,蘇聯政府正式通知:全部專家、圖紙設備撤回。電報送進三機部會議室時,空氣仿佛凝固。片刻沉默后,宋任窮站起身,用湖南口音壓低聲音:“不靠他們,我們也要干成!”十二個字,把會議桌拍得直響。
搶時間是第一反應。濃縮鈾廠主工藝車間原計劃四十五天完工,他把日程縮到十五天。人手不夠,科研人員直接扛水泥;燈光不夠,汽車大燈當探照。廠房封頂那天,蘇聯專家不得不按合同把最后一批設備卸下。與此同時,宋任窮安排技術對口學習,任何能問的細節都要問到手。歡送宴會開得熱鬧,他卻把主題定成“中蘇人民世代友好”,用合影、贈書、擁抱留住氣氛,也留住了不少關鍵資料——部分專家臨走前故意把撕碎的手稿掉在垃圾桶旁,中國青年連夜把碎片拼回完整圖紙。
接下來是徹底的獨立自主。設計院里,鄧稼先和于敏晝夜計算,年輕技術員抱著寫滿公式的草稿在土坯房里昏睡。預算緊得發白,宋任窮卻硬是騰出資金改進中子觸發器工藝。有人問他怕不怕失敗,他抬頭一句:“打仗總要上戰場,炸不響再來一次。”
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三時,新疆羅布泊上空升起巨大的蘑菇云。幾千公里外的西北設計院里,話務員接到密碼電報,跑進指揮室喊:“成功了!”宋任窮扶著桌沿,沉默幾秒后,只吐出兩字:“值了。”這一刻,譏笑中國二十年造不出原子彈的那些聲音消失得無影無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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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來調任七機部、中央組織部,先后為兩百多萬名干部平反。每一次簽字,他都要確認案卷細節,“冤錯不能留尾巴”。這是另一場沒有硝煙的戰役,他仍然把它當成前線。
1985年,宋任窮與王震聯名,請求退出一線崗位,把位子讓給新人。信里寫道:“年逾七十,雄心猶在,但精力不濟。”字跡不算工整,卻透著當年戈壁灘里同樣的爽利與坦誠。
2005年8月,宋任窮離世,享年九十六歲。戎馬一生,從草鞋到將星,從蛇杖到元素周期表,他用行動回答了那個年代最尖銳的問題:沒有人幫,也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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