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華翻車，莫言莫言

前段時間，作家余華的新書被推上風口浪尖，有讀者直言“失望”、“讀不下去”。這聲音讓人恍惚。大眾記憶里的余華，是寫過諸多經典作品的作家，他的文字，曾擊中不止一個時代的讀者。

但這次新書問世，似乎沒走進一些人的心里。

此次“翻車”之后，此前經常在網上跟余華隔空互動的莫言，沒有對此發表任何言語。

文學，在流量滾滾、眾口難調的時代語境下，變成了復雜的概念。

人們好像很久沒有認真地談過文學了。

地鐵里、深夜里，真正被翻開的，往往不是書，而是手機里那些不知從哪里轉來的故事。字不多，句子也不講究，卻讓人一行一行往下看，看完了，也不急著劃走。

這種寫作方式正在互聯網悄然生長——“老輩子文學”，它的創作者只是把一段感情、一些年歲，原樣攤開。寫的人沒想過“文學”，看的人卻突然紅了眼睛。

故事并非驚天動地，只是小城、小鎮里的相遇、分開、將就、認命。可正因為太普通，才像一面鏡子，讓人看見自己曾經那么用力地愛過，又那么無聲地失去過。

在評論里不乏有人說它“土”，可更多的人卻說：“好感動，好真誠。”

一種來自成熟寫作體系的作品遇冷，而另一種幾乎不自覺的業余書寫，卻意外地被反復閱讀，這種反差本身，或許正說明了當下讀者真正渴望的是什么。

在這個連感受都被壓縮的時代，我們到底需要什么樣的文學？

千年故事，終究寫的是人心；

萬般形式，最后留下的，也不過真情與余溫。

在人生后半段，寫下前半生

這個冬天，一些文字出現在手機屏幕上。寫的是舊事和舊人，句子簡單，順著記憶往前走。它們被稱為“老輩子文學”——文字樸素得近乎老派，情感卻厚重得讓人心頭一顫。

有人寫朋友。不是傳奇般的生死之交，只是人生荒原上偶然相遇、然后并肩走過一段路的同行者。

就像張河清教授記憶里的好友劉一周，是大學食堂里，對方總把菜里僅有的幾片肉夾過來，說“你腦子活，得多補補”的那份相讓；是清貧歲月中，兩人合買一份青菜豆腐，你一口我一口分著吃的那份相濡。

文字里沒有一句“我們感情深厚”，卻滿是生活碾過的轍痕：一盞走廊路燈下共同備考的剪影，一份珍藏多年、寫滿清貧與珍貴的伙食費舊賬。

直到黃土隔開生死，活著的人才驟然明白，朋友的真義，不在輝煌時的簇擁，而在昏暗處無聲的托舉。

有人寫母親。鍋鏟、煤油燈、縫補的動作，一樣一樣寫下來，母親就活在這些細節里。

太原火車站的安大爺，寫下母親“再破的衣服，經她的手，也能拾掇得干干凈凈”；

貴州山里的祝薪雁阿姨，記得母親提著竹筒飯走在山路前頭的影子，夢里總飄著“芭茅草灰的味”。

這些細節本身并不驚人，真正具有摧毀性力量的，是那種可怕的熟悉感——熟悉到每個讀者都能瞬間代入自己的母親，想起她某一道拿手菜的味道，她某一次送別時欲言又止的神情。

但也正是這份熟悉，裹挾著最銳利的痛楚：因為當我們終于懂得如何描述她時，往往已經失去了叫醒她的機會。這類書寫，因此成了一場遲到的、集體性的凝視與懺悔。

還有人寫自己。 寫那些被冠以“平凡”二字，因而似乎不被允許鄭重講述的一生。

“雞排哥”在油鍋前寫。他寫日子就像攤上那些雞柳，炸了一茬又一茬。他伸出手，虎口處新起的油泡，疊在昨天剛結痂的疤上。

許多像他一樣的人，半生被推著往前走。生活被壓縮成幾個詞：打工，養家，活著。心里那些皺皺的、軟的地方，總是低著頭，見不到光。

直到落下第一個字。情緒忽然就松了，像擰開生了銹的龍頭。幾十年積著的風聲、雨聲、還有那些咽下去的沉默，終于找到了去處，汩汩地，流了出來。

這些故事源于無可替代的真實。這種真實，是情感的、經驗的、毛孔舒張般的真實。他們在書寫時，心中并無“文學”的企圖的，只有那個必須對話的具象之人——是黃土下的摯友，是記憶中的母親，或是終于被自己看見的“我”。

于是，我們在社交平臺上看到了一場盛大的情感共振。近一個月來，此類平民敘事互動量以千萬計，這絕非算法可以簡單催化的熱鬧。

在張河清的評論區里，網友續寫“二十歲時，一周在下鋪，我在上鋪，我們聊著未來；五十歲時，一周在地下，我在地上，我們卻聊著過去”。

在安大爺的文章下，無數人寫下自己未能說出口的思念。文本在無數陌生人的淚水中獲得新生，每一次轉發與評論，都是一次莊嚴的確認：你的感受，我懂。

從前，人們總覺得，一本好書就該像一塊厚重的磚，要費些力氣才搬得動。可如今，有人從田埂上、從灶臺邊、從流水線旁，寫下幾行字。字是樸素的，事是家常的，卻像田里漫上來的水，悄無聲息地濕了一大片。

原來，最深的水，往往最靜。最真的話，常常沒什么修飾。人讀著讀著，眼睛就紅了，不為別的，只因在里面，一眼就認出了自己的影子。

當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身份，寫下相似的情緒，被同樣認真地讀完時，文字已是文學，故事也找到了歸處。

普通人的故事，被萬千人閱讀

倘若時間倒流十年，我們很難想象，一篇讓千萬人淚崩的故事，其誕生地不是文學雜志的編輯部，而是在短視頻上；一篇被贊為“媲美朱自清”的《我的母親》，其創作現場不是書房，而是太原火車站，酷曬炎熱的勞務市場。

文字換了住處。它從精裝的書本與宏大的史詩中出走，棲身于一段音頻、一篇長文、一次直播，甚至一條短視頻的評論區里。

從前的寫作，多半發生在安靜的地方。窗外隔著塵世，燈下的人慢慢想。如今，動人的故事卻常常出現在生活最無遮攔的時刻。

張河清教授那篇獲得超千萬共鳴的《悼友文》，是他站在湖南邵陽后坡的黃土堆前，心有所感，心有所思，心有所念。

摯友劉一周長眠于此，冰冷的屏幕映照著他滾燙的回憶，網絡信號將這份跨越生死的思念，瞬間傳遞到無數陌生人的心頭。

劉一周（左）張河清（右）

同樣，六十六歲的安大爺寫母親，是在等零工的間隙。午休時，面館里很安靜，他坐在角落，低頭寫字。

手粗，紙薄，字慢。

文學的載體從遠離生活的書本，變成了緊貼生活的手機；場景從封閉的書房，轉移到了喧囂的車站、寂靜的墳前、油煙裊裊的炸雞攤旁。

隨之而來的，是“作者”身份的消解與重構。

在舊秩序中，“作家”是一個需要資質認證的頭銜。但在新生態里，任何一個擁有真情實感與表達沖動的普通人，都可能在一夜之間成為一篇“現象級文本”的創作者——

寫下《黔山的回憶》的貴州阿姨祝薪雁，記錄與父親王全點滴的王仁宇，懷念摯友“迅哥”的少年阿春……

他們從未受過專業的敘事訓練。他們的工具不是嫻熟的技巧，而是生命中無法承受之重與不能遺忘之愛。

史鐵生（前左二）余華（右二）

安大爺的文字，被網友評價為“與莫言、余華、史鐵生一個年齡的人”的筆觸，這并非謬贊，而是道出了一個真相：當情感足夠濃烈與真誠，它會自動尋找并生成屬于自己的、樸素而有力的語法。

文學的專業壁壘，正在被生命的本真力量所洞穿。

更深刻的變化，出現在文字被讀完之后。

在傳統模式中，讀者是故事的終點。而在今天，尤其是在社交平臺的評論區里，讀者成為了故事的第二作者。

張河清教授的悼文下，那條獲得高贊的評論——“二十歲時，一周在下鋪，我在上鋪，我們聊著未來；五十歲時，一周在地下，我在地上，我們卻聊著過去”——以驚人的詩意與對仗，完成了對原文的升華與續寫。

在阿春懷念迅哥的長文下，網友們自發地分享自己失去的朋友，或從迅哥的角度寫下給阿春的回信——

在這里，文本不再是封閉的完整體，而是一個開放的情感場域。 每一次點贊、每一條走心的評論，都是在為這個共同的情感建筑添磚加瓦。文學的完成，從個人的書房，移到了萬眾共筑、燈火通明的“數字廣場”。

那么，這是文學的矮化嗎？

恰恰相反，這可能是文學的一次偉大“歸真”。當故事不必背負成為經典的沉重包袱，它反而能輕盈地飛入尋常百姓家，去完成文學最古老的使命：溝通心靈，確認存在。

一篇《我的母親》，讓數百萬人在不同時空里，同時思念起自己生命中那個“端得起沉鐵鍋”的瘦小身影；一篇《悼友文》，讓“友誼”這個宏大的詞匯，具象為食堂里分食的幾片菜、離別時贈送的一本舊賬。

因此，文學的載體之變，絕非簡單的技術迭代，它讓講述的權利，從殿堂回歸曠野。就像最好的故事，未必在遠方和云端，它可能就在你隔壁的炸雞攤，在你父親沉默的背影里，在你與好友最后一次尋常的閑聊中。

當每個人的人生都有機會被書寫、被傾聽、被珍重地放入時代的記憶之中時，文學便完成了它最溫柔的使命——它讓我們相信，在這紛繁的人世間，沒有一種真摯的情感會徹底沉默，沒有一段認真活過的人生，會是微不足道的。

當越來越多普通人開始用文字確認自己或他人的存在，當越來越多讀者愿意為這些故事停下手指，文學就已經完成了一次遷移——

它從書里走出來，站到了人群中。

說出你的故事

在追求流量的時代，一種悖論日益清晰：在許多職業創作者深陷數據焦慮與風格桎梏時，那些最撕裂人心、最綿長深情的敘事，卻頻頻來自毫無專業背景的普通人。

他們的故事之所以能穿透屏幕，直抵億萬人的心房，或許正是因為他們寫作時，心中沒有“讀者”，只有那個必須對話的人；沒有“文學”，只有那段必須安放的人生。

從少年阿春對摯友迅哥的泣血追憶，到體育生王仁宇筆下“比山高的爸爸”，再到清華學子鄢開耀對父親鄢水平的重新理解，以及王福生在生前寫好準備寄給翠青的信......

這些故事，最好還是讓它們自己說話。

有些書寫，是為了給突然的沉默一個回響。

高中生阿春，用手機備忘錄記下了與好友迅哥相處的837天。

他寫迅哥“長得黑黑的，瘦瘦高高的，倒霉了一輩子”，寫他們一起打游戲、傳紙條，寫自己為迅哥17歲生日在校園廣播點歌。

文字平淡得像白開水，記錄著最尋常的青春。直到那句“誰也沒想到，那竟是我們最后一次閑聊”出現，所有溫暖的鋪墊瞬間化為冰冷的刀刃。

迅哥在18歲前猝然離世。

阿春在整理遺物時，在迅哥的小說筆記本里，發現了一張銀行卡，旁邊歪歪扭扭地寫著一行小字：“阿春缺錢的時候可以用到”。

那個“倒霉了一輩子”的男孩，把他能想到的最穩妥的未來，留給了自己的朋友。阿春蹲在教室角落，哭到喘不過氣。

而他的文字，讓359萬陌生人與他一起哽咽。評論區里，有人說：“春汛將來，卻沒了迅，只剩春。”

有些書寫，是為了觸碰那些從未說出口的愛。

王仁宇，一個從中專一路考進北京體育大學的年輕人，他的作文里沒有勵志逆襲的豪言。

他寫的是父親王全——寫父親如何用脊背為他扛起求學路，寫父親平凡甚至有些卑微的一生。

王仁宇和已故父親王全

最痛徹心扉的一筆，出現在他成功之后：“我那比山高的爸爸，就成了這么一個小土堆，再也不用跟他比個頭了，我把頭埋在地上，他都沒有我高了。”

原來，父愛可以用“高度”來丈量。而失去，就是曾經的山巒化為平地的過程。

另一個年輕人鄢（yān）開耀，保送清華后，寫了一篇長文給已經離世的父親鄢水平。

他開頭略帶調侃：“我爸叫鄢水平，用我媽的話講，他這輩子混得挺沒水平的。”

可通篇讀完，是父親沉默的付出與托舉。文章結尾，他鄭重地寫下：“鄢水平，其實你當爸爸很有水平。”

這場遲來的理解與“平反”，是文字對親情最深沉的救贖。

有些書寫，本身就是一場持續一生的浪漫對話。

在網絡上，一封名為“王福生寫給劉翠青”的信悄然流傳。

它是一封從天國寄往人間的信，開頭便是：“翠青，五十年前遇到你的時候，你說我走錯了山，找錯了村子。我覺得你說得不對，那座山是我這輩子去過的最對的地方。”

沒有一句直白的“愛”，但所有的愛都藏在那座“最對的山”里。

在信的后半部分，面對生命終將逝去的自然規律，福生叔寫出了中國人最含蓄、也最磅礴的浪漫：“如果每一年你都能看到花開，那就代表著我回來看你了。花開一朵，花開一次，就是我回來一次。”

在這里，死亡不再是永別，而是融入四季輪回的承諾。

一位網友的評論道破了千萬人的共鳴：“我們一生尋找的，不過就是能讀懂自己隱喻的人。”

這封信的動人，正在于它預設的讀者，天地間只有翠青一人。

而有些書寫，要等到寫作者自己長大了，才懂得那里面藏了多深的東西。

中學生龍睿熙的短文《藏在罐子里的愛》，寫的看似是一只罐子，其實是奶奶對他的愛。

童年的鄉下，酷熱的午后，他總是踮著腳去夠櫥柜上那個神秘的罐子。奶奶看見了，就會在圍裙上擦干手，走過來，用勺子舀一點里面的白色顆粒，喂到他嘴里。

“入口時這種甜蜜的味道不斷地沖擊著我的大腦。”他寫道。于是，每天這一勺“糖”，成了他和奶奶之間心照不宣的甜蜜儀式。

“奶奶明明沒有吃，卻也和我一樣開心。”

“幸福從罐子里跑了出來，彌漫了整個屋子。”

后來他進城讀書，在自家廚房看到一個相似的罐子。他欣喜地舀起一勺，放進嘴里——“可是傳到嘴里的卻是一股苦味，這時我才明白什么是糖，什么又是鹽。”

原來，那些沖擊大腦的、關于愛的全部甜蜜記憶，其真實的滋味，竟是咸的。那個從不說破的、溫柔的騙局，在時間那頭靜靜閃光。

后來他寫道奶奶的離世：“只是一層薄薄的土，人與人就再難相見了。”

原來，有些人對“失去”的理解，并不是在葬禮上完成的。而是在多年以后，一個人站在廚房里，突然嘗出味道不對的時候。

更多的書寫，是普通人對自己一生的首次凝視。

在太原火車站凌晨四點的寒風中，等活的安大爺寫下：“我已經當了爸爸，又當了爺爺，但我已經三十多年沒叫過媽媽了。”

他寫母親能端起死沉的大鐵鍋，寫墳頭的草青了又黃。

在貴州大山里長大的祝薪雁阿姨，寫下童年的記憶：“日子就這么挨著，像崖壁上的老藤，根扎在石縫里……把苦日子里的暖，纏成了扯不斷的藤。”

寫這些文字的人，有教授，有學生，有打工者，也有攤販。他們坐在不同的地方，寫下各自記得的事。當一個人被足夠濃烈的情感或記憶所充滿時，表達就會像呼吸一樣自然發生，并自帶無法模仿的節奏與力量。

這些人不焦慮流量，因為他們的傾訴對象如此具體——是黃土下的摯友，是記憶中的母親，是未來得及告別的少年，是沉默一生的父親，是青梅竹馬的眷侶。

他們也不浮躁，因為他們的寫作源于生命內部非噴發不可的壓力，而非外部飄忽不定的風聲。

這種狀態，恰恰是現在很多創作里最少見的東西。當寫作總是被打分、被比較，當創作者頻繁露面、被關注、被期待，人就很難再慢下來，只安安靜靜地寫給自己。

可真正重要的寫作，往往正需要這種狀態——可以寫廢話，可以反復修改，可以停下來想很久，哪怕沒有人看，也能繼續寫下去。

只是到了今天，這樣的空間，正在變得越來越少。

于是我們看到一種微妙的反轉：越是被期待“輸出”的人，越容易在寫作中失去重量；越是不被指望寫作的人，反而寫出了無法替代的故事。

情感需要時間沉淀，而不是即時反應。

我們的時代，究竟需要怎樣的文學？

答案或許就藏在阿春淚痕未干的手機備忘錄里，藏在王仁宇筆下那個“比山高”的小土堆旁，藏在王福生寄往輪回的、關于花開的承諾里。

我們無需否定文學殿堂的宏偉，但必須承認曠野的豐饒。真正值得尊重的文學，從來不是某種特定的文體或載體，而是一種能喚醒千萬顆心靈同頻共振的真誠表達。

它可以是一部長篇巨著，也可以是一段只有幾行的留言；可以出自文學巨匠之手，也可以來自一位在寒風中想起母親的勞工。

眼下，新年的薄雪正落在邵陽后坡的新土上。

碑前的手機屏幕還亮著，一行剛敲下的字映著天光。水泥袋壓著的稿紙被風翻到“母親補衣裳”那頁，皺痕深深淺淺。炸雞攤的油鍋冷了，男人的手懸在半空，新起的油泡亮晶晶地疊在舊痂上。

還有黃土下的約定、煤油燈烘暖的童年、掌心里開出的繭花……

它們在人心里長成一片曠野。曠野上沒有殿堂，只有趕路的人，在歇腳時把自己的那一小片月光，輕輕落在石頭上。

雪繼續下著。

落在未發送的對話框里，落在車站等活人的肩頭，落在所有欲言又止的剎那。

玻璃晴朗，橘子輝煌，人間的故事，該翻開新的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