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溥儀回到故宮時買了票，發現了自己藏在椅子底下的寶貝

北京城的故宮售票處，人來人往。

一個穿著樸素、身形有些傴僂的老頭，顫顫巍巍地摸出幾張票子，遞進窗口。

就在這個當口，他嘴里嘟囔出一句誰也沒想到的話：“我回我自個兒的家，怎么還要買門票？”

售票員愣了一下，隔著玻璃窗打量著他，這老頭看著面熟，但一時半會兒也想不起來是誰。

這話聽著像句玩笑，又透著一股子說不出的荒唐。

說這話的人，是愛新覺羅·溥儀。

這片紅墻黃瓦曾經歸他所有，他是這里最后的主人。

這句脫口而出的話，不是找茬，也不是抱怨，而是一種跨越了四十多年時光的恍惚。

一張薄薄的門票，把他和他的前半生徹底隔開了。

門外是普通公民溥儀，門里是他再也回不去的紫禁城。

說起來，這次“回家”，不是溥儀自己想來的。

是沈醉和杜聿明兩個老伙計硬拉著他來的。

這三個人，當時都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上班，身份都挺特殊。

一個以前是軍統的大特務，一個曾是國民黨的高級將領，溥儀就更不用說了，大清的末代皇帝。

哥兒仨湊一塊兒，提議去故宮轉轉，對溥儀來說，就是“回家看看”。

溥儀打心底里不想去。

他在《我的前半生》里寫過，那座宮殿，他做夢都回去過無數次。

里頭的每一塊磚、每一棵樹，他閉著眼睛都能摸到。

可夢里是小時候無憂無慮的記憶，一睜眼，現實卻是國破家亡的爛攤子。

他怕，怕看見那些熟悉的宮殿，會想起那些不愿再提的往事，更怕面對那個曾經身為傀儡，被歷史推著走的自己。

架不住老友的熱情，他最后還是去了。

當他捏著那張印著“故宮博物院”五個字的門票，邁過午門高高的門檻時，時間好像一下子在他身上擰成了一股麻花。

眼前還是那片熟悉的紅墻黃瓦，可感覺全變了。

在他記憶里，清朝末年的紫禁城，就是一個衰敗的空殼子。

宮殿的油漆都掉了，院子里長滿了半人高的野草，角落里堆著不知道多少年的垃圾，到處都是一股子頹敗的味兒。

可眼前的故宮，窗明幾凈，大殿被重新油漆粉刷過，修繕得金碧輝煌。

他記得小時候那些破爛的門簾子、舊桌圍，現在都按照原來的樣子重新織了出來，掛了回去，整個宮殿又有了它本該有的氣派。

他看著這一切，嘴里不停地發出驚嘆。

陪同的工作人員告訴他，新中國成立后，政府下大力氣整治故宮，光是從宮里清理出去的垃圾就裝了幾萬車，足足有二十五萬立方米，有些垃圾甚至是明朝留下來的。

宮里的內金水河，以前就是一條臭水溝，淤泥都給挖干凈了，重新引了活水進來，現在清澈見底。

這不光是打掃衛生，更像是一場儀式，把舊王朝幾百年的塵土和晦氣都給洗刷干凈了，讓這座古老的宮殿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所有老百姓。

溥儀一邊走，一邊成了沈醉和杜聿明的“私人導游”。

他指著一處宮殿說：“這兒，我小時候常跟溥杰在這玩捉迷藏。”

又指著另一處說：“那兒，有一年著了大火，燒了好幾間屋子，把我嚇得夠嗆。”

他的話里，有主人的熟稔，也夾雜著游客的新鮮感。

走著走著，有眼尖的游客認出了他，“哎，那不是溥儀嗎？”

一下子，人群“呼啦”一下圍了上來，大家七嘴八舌地問著各種問題，好奇的、探究的目光像探照燈一樣打在他身上。

這種被人當成稀罕物圍觀的感覺，讓他渾身不自在。

沈醉和杜聿明一看情況不對，趕緊一左一右護著他，匆匆忙忙地離開了這個讓他又愛又恨的“家”。

從那以后，再也沒人好意思提議帶他回故宮了。

對溥ar儀來說，這座宮殿是他命運的起點，也是一副沉重的枷鎖。

三歲那年，他還穿著開襠褲，就被他爹載灃抱著，踉踉蹌蹌地送上了太和殿那把冷冰冰的龍椅。

殿外禮炮轟鳴，殿內文武百官跪了一地，山呼“萬歲”。

他什么也不懂，只覺得害怕，扯著嗓子嚎啕大哭，想找他娘。

他不知道，“皇帝”這兩個字，意味著他這輩子都得被困在這四方城里。

他的皇權，從一開始就是個笑話。

坐上龍椅沒到三年，武昌那邊槍聲一響，大清國就亡了。

他成了“關在宮里的皇帝”，每天的生活就是跟太監們玩，讀書，在宮里騎自行車，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

直到1924年，馮玉祥的部隊開進北京，直接把他從紫禁城里趕了出去。

被趕出“家門”，才是他真正悲劇的開始。

心里揣著“恢復祖宗基業”的舊夢，他在天津跟日本人搭上了線。

最后，被日本人扶植到了東北，當了偽滿洲國的“康德皇帝”。

這回，他不是籠子里的小鳥了，而是被綁在日本侵略者戰車上的一個棋子，一個罪人。

他親手在自己的人生履歷上，寫下了最不光彩的一筆，也給這個國家和民族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日本投降，他的皇帝夢又一次碎了。

他想跑，結果在機場被蘇聯紅軍逮個正著。

從蘇聯的戰俘營，到撫順戰犯管理所，他的身份從“皇帝”變成了“九八一號戰犯”。

在撫順的十年，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日子。

在這里，他這個連衣服都不會自己穿的“天子”，學會了洗衣服、縫襪子，學會了自己打理生活。

更重要的是，他放下了那套虛無縹緲的“皇帝”架子，開始真正面對自己前半生犯下的罪過。

思想的轉變，從一件小事上就能看出來。

當年，為了籌錢搞復辟，他和弟弟溥杰一起，把宮里包括《清明上河圖》在內的一千多件珍貴字畫、古籍善本，分批偷運出宮。

這些國寶，后來大部分都流失了。

而在撫順改造的時候，他聽說抗美援朝戰爭打得正激烈，國家需要支援，就把自己私藏多年的三顆田黃石印章拿了出來。

這三顆印章是乾隆皇帝用過的，價值連城。

他把它們交給了管理所，說要捐給國家。

這是他人生里第一次，不是以皇帝“賞賜”的名義，而是以一個普通公民的身份，把自己珍貴的東西交出去。

這一次“獻寶”，也意味著他和過去的那個自己，做了個了斷。

有一次，溥儀自己一個人去了景山公園，也就是他小時候口中的“煤山”。

他專門找到了那棵有名的老槐樹，就是明朝最后一個皇帝崇禎上吊自盡的地方。

他站在樹下，一句話沒說，待了很久很久。

以前在宮里的時候，太監們看得死死的，絕不讓他靠近這個地方，生怕沾上“亡國之君”的晦氣。

現在，他作為一個普通公民，終于可以站在這里，跟三百多年前的另一個末代皇帝，進行一場無聲的對話。

崇禎皇帝選擇了“君王死社稷”，用自己的性命給大明王朝畫上了一個句號。

而他溥儀，被歷史推著，活了下來。

他這一輩子，當過皇帝，當過傀儡，當過戰犯，最后成了一個普通公民。

他既是為了自己的私心，不惜出賣國家利益的罪人；也是一個從三歲起就身不由己，一輩子沒為自己活過幾天的可憐人。

站在景山頂上，他往下看，整個故宮盡收眼底。

金色的琉璃瓦在太陽底下閃著光，顯得格外精神。

他在后來的回憶錄里寫，他仿佛看到了御花園里跑來跑去的小孩子，聞到了老柏樹散發出的那種新生的香氣，覺得故宮的太陽，比他記憶里任何時候都要亮堂。

那一刻，他可能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新生”。

這個新生，不光是屬于他自己的，也屬于腳下這座古老的宮殿。

當這座金碧輝煌的皇家禁地，變成了誰都可以買票進來參觀的人民的博物院，當昔日的“天子”，成了一個需要買票才能“回家”的普通老頭，這本身就是歷史最有力的說明。

溥儀的一生，就是中國近代史那段劇烈動蕩時期的縮影。

他跟故宮的命運，最后走上了同一條路。

它們都告別了那個沉重壓抑的舊時代，迎來了屬于人民的新生。

那張小小的門票，不光是他回家的憑證，更是他作為一個新中國的公民，跟自己，也跟那段復雜的歷史，達成和解的一張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