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慨嘆：“百萬大軍未成之事，竟由一朝鮮青年完成。”

1932年4月29日的上海虹口公園，日本軍旗招展，口號震天。十萬日軍與日僑擠滿會場，慶祝他們口中“淞滬大捷”。主席臺上，白川義則大將、重光葵公使等日軍要員趾高氣揚，臺下人群如癡如醉——這一天是昭和天皇的“天長節”，也是他們炫耀武力的時刻。

誰也沒注意到，人群中一個身穿西服、肩挎水壺的年輕男子，正緩緩靠近檢閱臺。他面容平靜，甚至跟著人群揮動太陽旗。上午11時30分，日本國歌《君之代》響起，軍機掠過頭頂。就在這震耳欲聾的喧囂中，他突然向前沖了幾步，奮力擲出手中的水壺。

那不是水壺。那是一顆心，一顆憋了二十三年的、滾燙的復仇之心。

尹奉吉生于1908年的朝鮮忠清南道。他11歲那年，祖國已被日本吞并整整九年。1919年3月1日，“三一運動”爆發，朝鮮民眾走上街頭高呼獨立，換來的卻是日軍的血腥鎮壓。據記載，兩萬多人傷亡，五萬多人被捕。少年的尹奉吉親眼目睹這一切。“亡國奴”三個字，是刻在骨頭里的恥辱。

1930年，22歲的尹奉吉告別父母妻兒，踏上流亡之路。他經東北、青島，最終抵達上海——那個年代，上海法租界里藏著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那里是朝鮮獨立運動的心臟。他在朝鮮人開的帽子工廠做過工，后來改賣菜，每日穿行于法租界與虹口之間。沒有人知道，這個沉默的賣菜青年心里埋著什么。

直到1932年1月，他在報紙上看到一條消息：朝鮮義士李奉昌在東京刺殺天皇未遂。那一刻，他找到了方向。

通過關系，尹奉吉見到了韓國臨時政府的核心人物金九。這位傳奇人物曾赤手空拳殺死日本軍官，被判死刑后越獄逃亡，此刻正策劃另一件大事。原來，日軍計劃在4月29日于虹口公園舉行“祝捷大會”，但規定只準日本人、朝鮮人、臺灣人入場，中國人一律禁止。中國方面的抗日志士王亞樵于是找到韓國臨時政府，希望由朝鮮義士執行暗殺。

當金九問尹奉吉是否愿意承擔這有去無回的任務時，這個年輕人只說了兩句話：“我完全聽從您的安排。”“從現在起，我就做該殺日的準備工作。”

接下來的細節，讀來令人心顫。上海兵工廠的技師王伯修聽聞此事，連夜趕制兩枚偽裝成水壺和飯盒的炸彈，反復試驗二十余次，確保萬無一失——他怕重演東京的悲劇，那時李奉昌投出的第二顆手榴彈竟是啞彈。

4月26日，法租界一間密室內，墻上懸掛著太極旗。尹奉吉左手握炸彈，右手持手槍，胸前掛著誓言牌，在金九身旁留下最后一張照片。誓言牌上寫著：“余謹宣誓……誅戮侵犯中國之仇人軍事領袖，以期還我祖國之獨立與自由。”當晚，他給父母、妻子和兩個兒子寫下遺書：“如果你們周身的血液和骨髓依然存在的話，將來也必定成為一個為了朝鮮而效命的斗士吧！”“把太極旗高揚在空中，來到我孤單的墓前，酌一杯酒以慰九泉下我的靈魂吧！”

4月29日清晨，金九與尹奉吉共進最后一餐。臨別時，尹奉吉忽然解下手表：“這塊表是昨天為了行動花了六塊錢買的，而先生的表只值兩塊錢。我們換換吧。”“再過一個小時，這塊表對我就沒有用了。”兩人相約“黃泉之下再見”。金九看著出租車載著這位年僅23歲的青年駛向虹口公園，手中握著那塊還帶著體溫的六塊錢手表——這是尹奉吉留在世間的最后溫度。

上午十點，尹奉吉順利混入會場。他西裝筆挺，肩挎“水壺”，手提“飯盒”，搖著太陽旗，儼然一位日本公子。檢閱臺上，白川義則、重光葵、植田謙吉等日軍頭目依次就座，美英法領事亦在列。尹奉吉耐心等待。一小時后，閱兵結束，外國領事依外交禮節退場——他們不愿卷入“視捷”的政治表態。此刻，臺上只剩下清一色的日本軍政要員。

11時30分，日本國歌響起，軍機呼嘯。就在第三聲禮炮轟鳴時，尹奉吉沖出人群，在距主席臺僅數米處，奮力擲出那顆水壺炸彈。巨響之后，濃煙滾滾。河端貞次當場斃命，白川義則身中204塊彈片（數日后不治），重光葵炸斷一條腿，植田謙吉也重傷……主席臺上無一幸免。

現場大亂，日軍迅速封鎖公園。尹奉吉沒有逃，他高舉雙手，用日語大喊：“來抓吧！我是韓人，我叫尹奉吉！”“炸彈是我丟的，一切由我個人承擔！”他知道逃不掉，更不愿連累同胞。日本憲兵將他押走，施以酷刑，逼問同黨。尹奉吉始終一口咬定：“是我一人所為。”最后胡亂編了一個日本人根本找不到的名字。

日本人發瘋似地搜捕朝鮮僑民，沖進法租界抓了17人。為保護同胞、也為避免日本借機挑釁中國，金九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5月10日，他在上海《申報》刊登公開信，以韓人愛國團首領身份宣布對此事全權負責。信中有一段話，至今讀來凜然：“日本用武力吞并韓國，次又搶占滿洲，復又侵入上海……故余決定向世界和平之敵與人道公理之破壞者復仇。”“吾人謀略殺敵人之重要人物……以期恢復祖國之獨立。”“今后余將堅持不懈，非至我國恢復獨立，決不終止也。”

尹奉吉被秘密押往日本，同年12月19日，在金澤陸軍刑場英勇就義，年僅25歲。就義前，他面向故土方向高呼“朝鮮獨立萬歲！”而歷史的長卷才剛剛展開。蔣介石得知此事后，感慨道：“中國一百萬大軍都沒能做到的事，結果卻由一名朝鮮青年完成了，真令人感動。”

1933年5月，蔣介石在南京親自接見金九，從此中國政府開始長期支持朝鮮獨立運動。那個在虹口公園響起的爆炸聲，不僅炸死了日軍大將，更炸開了中韓抗日合作的新篇章。1945年日本投降，韓國光復。金九將尹奉吉、李奉昌的遺骨迎回漢城，安葬于孝昌公園。遷葬那天，數十萬民眾涌上街頭，學生樂團、花環隊、挽章隊綿延數里。金九捧著當年換來的那塊六塊錢手表，老淚縱橫。

尹奉吉號“梅軒”。如今在上海魯迅公園（原虹口公園）內，有他的紀念碑和“梅園”。在他的故鄉韓國忠清南道禮山郡，每年4月29日都會舉辦“梅軒文化節”。那枚水壺炸彈已經沉寂了九十多年，但那聲巨響，卻穿越時空，依然在我們耳邊轟鳴。它炸醒的不僅是一個時代的血性，更是一種超越國界的義氣——當家園被踐踏，當正義被蹂躪，總有人愿意用自己的生命，點亮一盞復仇的火把。

尹奉吉赴死前換表的那一刻，我總覺得他換的不是表，是時間。他把自己的時間停了下來，把金九的時間推著往前走，把朝鮮獨立的時間往前撥了一格。如今我們漫步在虹口公園，櫻花年年盛開，孩童歡笑奔跑。誰還記得1932年春天，那個用一壺“水”澆滅了日軍氣焰的朝鮮青年？

記得他。
因為記得，才是對義士最好的祭奠。
因為記得，和平才有了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