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特朗普QE”到信用卡限價：當白宮開始親自定價利率

在房貸市場動用“兩房”購買MBS、被市場稱為“特朗普QE”之后，特朗普再次把手伸向了更具政治敏感性的領域——信用卡利率。

從試圖壓低抵押貸款成本，到提出將信用卡利率上限強行設為10%，特朗普政府正在以行政權力，連續介入本應由市場和美聯儲主導的利率形成機制。

這已不再是零散的政策試探，而是一條清晰的主線：當美聯儲不愿、也不能迅速配合降息時，白宮正在繞過央行，直接干預“選民最能感知的利率”。

利率之爭的本質：不是通脹，而是選民的月供和賬單

從政治經濟學角度看，特朗普的出手并不難理解。

在高利率環境下，真正持續制造政治壓力的，并非抽象的“聯邦基金利率”，而是兩項直接進入家庭資產負債表的指標：房貸利率與信用卡利率。

• 30年期房貸利率決定著“能不能買房”

• 信用卡APR直接決定家庭短期現金流的融資成本

對普通選民而言，這兩項遠比CPI或核心通脹更直觀、更具痛感。

在多次公開施壓美聯儲降息未果后，特朗普政府顯然已經得出一個判斷：如果無法改變政策利率，那就直接改變利率傳導的終點。

房貸干預：一場“準QE”的行政實驗

在房貸市場，特朗普政府選擇了一條相對“技術性”的路徑。

通過指令房利美和房地美購買MBS，白宮的目標并非直接壓低無風險利率，而是對沖美聯儲縮表所造成的MBS需求缺口，壓縮抵押貸款與國債之間的利差。

從機制上看，這一做法具備三大特征：

1. 通過市場交易實現，而非直接定價

2. 作用于利差而非基準利率

3. 在歷史上有QE先例可循

正因如此，盡管這一政策明顯帶有“貨幣政策影子”，市場仍勉強將其視為一次針對住房負擔能力的“非常規行政干預”，而非對金融定價體系的正面破壞。

信用卡限價：從市場干預到價格管制的跨越

真正令市場警惕的，是信用卡利率“10%上限”的提議。

與房貸不同，信用卡利率并非簡單的資金成本加點，而是高度風險化的定價結果：

• 無抵押

• 高違約率

• 強烈的逆周期屬性

• 利息收入本身就是壞賬緩沖器

在當前環境下，美國信用卡平均APR普遍在20%—25%區間。將其強行壓至10%，等同于在不提供任何財政補貼或風險兜底的情況下，直接切斷風險定價機制。

這也是為何即便是曾公開支持特朗普的Bill Ackman，也直言這一政策是“錯誤的”。在市場看來，其后果并不復雜：

如果利率不足以覆蓋損失和資本回報，銀行唯一的理性選擇就是撤退。

撤卡、收緊授信、次優借款人被排除在正規金融體系之外，反而轉向更高成本的非正規借貸渠道——這是一個在歷史中反復出現過的結局。

繞開美聯儲：行政權力正在重塑利率邊界

更深層的爭議，并不在于某一項具體政策是否有效，而在于其所確立的制度先例。

傳統框架下，美國經濟政策分工明確：

• 美聯儲：決定“錢的價格”

• 行政部門與國會：決定“錢的用途與再分配”

而現在，白宮正在通過行政手段，直接介入并試圖重寫某些利率的“合理區間”。
這并非正式接管美聯儲，但卻是在功能層面侵蝕央行對利率的事實主導權。

如果這種邏輯被接受，那么問題將不再局限于信用卡：

• 汽車貸款是否也“過高”？

• 學生貸款是否也需要上限？

• 小企業融資利率是否“不可接受”？

金融市場最忌憚的，正是這種不確定性。

結語：真正的風險，不是利率下降，而是定價權轉移

從“特朗普QE”到信用卡限價，這一系列動作共同指向一個現實：當貨幣政策無法迅速服務于政治目標時，行政權力正在尋找替代路徑。

短期內，房貸利率或許真的會因MBS購買而下行幾個基點；但長期來看，市場真正需要評估的，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

如果利率不再主要由風險與資本決定，而越來越多地由政治判斷定義，金融體系將如何重新定價？

這，或許才是比“降不降息”更值得警惕的變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