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陜北巨匪被捕后“攀親戚”，公安局長：你還記得謝維俊嗎？

參考資料：《新中國剿匪紀實》

1

1951年2月4日，農歷臘月二十八，內蒙古武川縣。

再過兩天，便是除夕。

一處偏僻的農家院落外，幾道黑影在雪地里悄無聲息地移動，為首之人，是時任武川縣公安局局長的孫有光。

房子里，便是他們的目標——張廷芝。

提起這個名字，在當時的西北可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這是一個為禍西北數年、手上沾滿鮮血的悍匪，一個讓無數百姓家破人亡的魔頭。

而今天，這位魔頭的末日到了。

為孫有光他們帶路的，是一位裹著破舊羊皮襖的老鄉。

他的臉上刻滿了風霜，眼神里除了畏懼，更多的是一種刻骨的仇恨。

幾個月前，他的羊群被張廷芝的匪幫劫掠一空，連賴以為生的幾只種羊都沒剩下。

對牧民而言，這無異于要了他們的命。

所以，當他無意中發現這伙人的蹤跡時，沒有絲毫猶豫，立刻向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報告了。

情報確認無誤。

張廷芝和他最后的幾名心腹，就藏在這座孤零零的院子里。他們大概以為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卻不料人們的眼睛是雪亮的。

孫有光打了個手勢，包圍圈無聲地收緊，干警們迅速散開，卡住了所有的門窗和可能的退路。

屋內的張廷芝似乎對即將到來的滅頂之災一無所知。

他正和四名手下圍著一個火盆取暖，昏暗的燈火映照著他們疲憊而警惕的臉。

逃亡的日子并不好過，即使是曾經威風八面的匪首，此刻也顯得有些狼狽。

就在這時，一聲巨響，脆弱的木門被猛地踹開。

裹著一身風雪的孫有光和幾名公安干警如神兵天降，黑洞洞的槍口瞬間對準了屋內的五人。

“不許動！我們是人民政府公安局的！”

這突如其來的一幕，讓屋內的土匪全都懵了。

前一秒還在抱怨天寒地凍的匪徒們，下一秒就老老實實地舉起了雙手，整個過程干凈利落，幾乎沒遇到任何像樣的抵抗。

張廷芝的反應和他的手下稍有不同。

在最初的震驚之后，他沒有激烈反抗，也沒有像其他人那樣面如土色。

孫有光提著一盞馬燈，緩步走到他面前。

孫有光仔細辨認著。

沒錯，就是他。

這個讓中央掛懷、讓毛主席親自點名的巨匪——張廷芝。

02

次日，一輛破舊的卡車行駛在從武川縣通往上級機關的土路上。

張廷芝被五花大綁地固定在車廂里，他的身邊，是荷槍實彈的戰士，一個個面容嚴肅，親自負責押送的孫有光就坐在他的對面。

終于，張廷芝先開口了，“孫局長，咱們能聊聊嗎？”

孫有光抬眼看了看他，沒有說話，算是默許。

張廷芝清了清嗓子，緩緩地講述起二十年前的往事，語氣里帶著幾分追憶和感慨：“說起來，我和你們共產黨，淵源很深啊。二十年前在陜北，我就是團長，劉志丹同志，是我的副團長。還有高崗同志，當時在我們團的教導隊當副隊長。”

在他想來，高崗如今已是權傾一方的東北局第一書記、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自己曾是他的“老上級”，這層關系，怎么也能算是一張保命的底牌。

然而，他失望了。

孫有光的臉上，始終波瀾不驚。

這讓張廷芝的心一點點沉了下去。

他知道，自己這番精心準備的“攀親戚”，恐怕是撞到鐵板上了。

“張廷芝，你不用白費心機了。”孫有光冷冷地說道，“你的那些歷史，我們比你更清楚。你跟別人不一樣。”

他頓了頓，“你知道‘湘西王’陳渠珍吧？他過去也跟我們作對，但最后我們保了他。為什么？因為他在民族大義上沒有犯糊涂，算是個識時務的俊杰。”

“但你，不一樣。”

孫有光盯著他的眼睛，一字一頓地說道，“你是毛主席親自點名要嚴懲的人。你和井岡山的蕭家壁、‘雙槍老太婆’趙洪文國，是一類人！”

蕭家壁！趙洪文國！

張廷芝臉色瞬間變得慘白。

他當然知道這兩個人是誰，那是連周總理說情都救不下的鐵桿反動派，是毛主席下令必須嚴辦的死敵。

他做夢也沒想到，自己竟然被劃歸到了這一類。

這已經不是普通的土匪問題了，這是政治問題，是最高層的意志！

孫有光看著他失魂落魄的樣子，決定再加一把火，徹底碾碎他最后一點僥幸。

“你還記得三邊事變的謝維俊書記嗎？”

孫有光道，“主席對謝維俊同志的評價非常高，說他是最懂自己戰略思想的將領之一。他的犧牲，主席至今都記著。張廷芝，你覺得，這筆血債，能輕易抹掉嗎？”

這句話，擊穿了張廷芝所有的心理防線。

他終于徹底明白了。

他的問題，早已不是能不能活下來，而是會怎么死。

張廷芝癱軟下來，眼神中只剩下死一般的灰白。

03

要理解張廷芝為何會落得如此下場，我們需要到幾十年前，回到那片風云激蕩的黃土高原。

1908年，張廷芝出生于陜西靖邊縣金佛坪村一個顯赫的豪強世家。

據記載，張家祖上出過八個文武舉人，到了民國初年，張家的影響力已經覆蓋了周邊四百多個村落，坐擁良田一千五百余畝。

在那個遍地都是草頭王的年代，張家也不例外，他們修建了高大堅固的土圍子，還拉起了一支私人武裝。

這支力量，名義上是預防土匪、保境安民，實際上，更多的是威懾鄉野、鞏固家族統治的工具。

張廷芝，正是這個龐然大物的繼承人。

他接過的，不僅是萬貫家財，更是一種根深蒂固的特權思想和唯我獨尊的行事準則。

他沒有想著如何造福鄉里，而是將家族的武裝力量變成了自己橫行霸道的資本，成了當地一害。

1930年春，中原大戰爆發。

馮玉祥抽調甘、寧等地的西北軍主力參戰，委任蘇雨生為寧夏騎兵第四師師長，留守后方。

蘇雨生是個有野心的人，趁機大肆擴充實力，四處收編地方武裝。

張廷芝這股勢力，自然也進入了他的視野。

很快，張廷芝被任命為第16團團長，第一次穿上了“正規軍”的軍裝。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過客”登場了。

當時，在渭華起義失敗后，劉志丹、謝子長等人正根據黨的指示，在西北軍中秘密從事兵運工作。

他們借著蘇雨生擴軍的機會，巧妙地打入其內部，掛名建軍，劉志丹被安排出任16團副團長，而高崗，則被安排擔任教導隊的副隊長。

就這樣，一個未來的開國元勛，一個未來的封疆大吏，和一個未來的巨匪頭子，成了“同僚”。

這是張廷芝人生中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岔路口。

他近距離地接觸到了共產黨人。他看到了劉志丹等人身上的那種理想主義光芒，感受到了他們嚴明的紀律和為窮苦大眾奮斗的決心。

但他骨子里的地主豪強本性，以及那種精致的利己主義，讓他對這一切充滿了懷疑和不屑。

在他看來，這些所謂的“革命理想”，遠不如手里的槍桿子和張家堅固的土圍子來得實在。

于是，他選擇了觀望，選擇了投機。

劉志丹曾試圖做他的思想工作，希望將這支力量爭取過來，但最終都以失敗告終。

張廷芝就像一塊又臭又硬的石頭，油鹽不進。

很快，他“反復無常”的本性便暴露無遺。

西北軍將領宋哲元任命譚世麟為甘肅暫編第六旅旅長后，張廷芝立刻脫離了蘇雨生，轉而投靠了實力更強的譚世麟。

而劉志丹等人也利用這個機會，帶著自己的部隊接受了改編，繼續尋找時機。

在三道川，張廷芝的部隊與謝子長任團長的部隊被合編為隴東民團軍清鄉司令部直屬第三團。

表面上看，大家又成了“戰友”。

但張廷芝的字典里，從來沒有“忠誠”二字。

不久之后，他便制造了震驚陜北的“三道川事變”。

趁著劉志丹應邀去慶陽幫助譚世麟建軍的機會，他悍然發難，一舉吞并了受中共領導的陜軍楊庚午部周維奇營。

這支革命的火種，就這樣被他無情地掐滅了。

事后，連他的新主子譚世麟都氣得大罵他是“反復無常的小人”。

這個評價，精準地概括了他的一生。

一個月色如水的夜晚，在一次私下談話中，劉志丹仍在做最后的努力：“廷芝，你家大業大，但你看這天下，終究是老百姓的天下。跟著我們，為窮人打天下，這才是真正的正道。只有這樣，你的家業才能真正保住。”

張廷芝聽后，發出一聲冷笑，他撣了撣自己名貴的皮袍，不屑地回答：“志丹，你們的道理太大，我聽不懂，也不想懂。我只信我手里的槍桿子，和我張家那高高的土圍子。誰能給我好處，我就跟誰。至于天下是誰的，與我何干？”

信仰的對決，高下立判。

一個心懷天下，一個只顧自己。

從這一刻起，他們就注定走向了完全相反的結局。

三道川事變后，張廷芝徹底與共產黨決裂，成了割據一方的土皇帝。

當中央紅軍歷經千難萬險抵達陜北后，他更是成了革命根據地旁邊的一顆毒瘤，一個心腹大患。

他利用我軍主力與國民黨軍作戰的間隙，屢次發動陰險的偷襲。

最令人發指的，是他一手策劃的“三邊事變”。

他成功策反了我軍游擊隊長宗文耀，里應外合，突襲了位于沙洼溝的三邊特委所在地，殘忍殺害了特委書記謝維俊、西靖邊縣政府主席殷云山等十名重要干部。

謝維俊，這位一九二六年入黨、曾參與創建贛南根據地的紅軍名將，就這樣犧牲在了自己人的叛變和宵小之徒的陰謀之下。

他的犧牲，是紅軍的巨大損失，也讓遠在后方的毛主席感到意外和痛心。

從那時起，張廷芝這個名字，就和一筆永遠無法勾銷的血債，一起被刻在了革命的史冊上。---

04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這是一個普天同慶的日子，但對某些人來說，卻是末日的開始。

比如，那些在民族危亡之際，選擇背叛祖國、投靠日本人的漢奸。

張廷芝，名列其中。

早在抗戰全面爆發后，這位“反復無常”的梟雄就毫無廉恥地投靠了盤踞在包頭的日本人，搖身一變成了“皇軍”的走狗。

對于他這種人來說，沒有國家，沒有民族，只有利益。

誰能給他地盤，給他槍，誰就是他的主子。

抗戰勝利了，日本人滾蛋了，張廷芝的好日子也到頭了。

不過，他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眼看日本人靠不住了，他立刻又換了一副嘴臉，帶著自己的匪部，接受了國民黨當局的收編。

從“皇協軍”到“國軍”，轉變之快，令人咋舌。

然而，國民黨這艘破船，也載不動他了。

解放戰爭的炮火席卷西北大地，解放軍以摧枯拉朽之勢，橫掃千軍。

在隴東戰役中，解放軍的炮火，終于轟開了張廷芝世代盤踞、自以為固若金湯的土圍子。

老巢被端，張廷芝成了真正的喪家之犬。

他狼狽不堪地逃竄，投靠了駐扎在榆林的國民黨二十二軍。

在這里，他見識到了什么叫大勢所趨，人心所向。

1949年6月1日，二十二軍軍長左世允審時度勢，毅然率部起義。

起義的前夜，張廷芝在得知消息后，嚇得魂飛魄散。

他知道自己血債累累，起義部隊是絕對容不下他的。

于是，他再一次發揮了自己的“特長”——逃跑。

他連夜脫逃，又輾轉投靠了綏遠省的國民黨111軍。

可他屁股還沒坐熱，又打聽到這支部隊也在醞釀起義。

張廷芝心里那叫一個苦，感覺自己就像個瘟神，走到哪里，哪里的“國軍”就要“叛變”。

沒奈何，他只能再次出逃。

可笑的是，跑來跑去，偌大的西北，竟已無他容身之處。

在外面轉了一圈后，他發現還是“起義部隊”里好混，于是又灰溜溜地潛了回來，混進了綏遠和平起義的部隊序列。

經過整編，他這個昔日的“司令”，被縮編成了一個小小的騎兵連連長。

按理說，能有這個結果，已經是黨和人民對他天大的寬恕了。

可張廷芝不這么想。

當他聽說自己即將被安排到北平的解放軍軍官訓練班學習時，他那顆做賊心虛的心又開始狂跳起來。

去北平？

學習？

在他看來，這不過是“調虎離山”之計，是共產黨要跟他算總賬的前奏。

他越想越怕，越怕就越覺得不能坐以待斃。

于是，一個早已在他腦中盤算了無數次的念頭，再次浮現——叛亂。

他故技重施，在被我軍發覺并包圍后，立刻選擇了“投誠”。那態度，要多誠懇有多誠懇，仿佛是真心悔過，愿意重新做人。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一份來自西北軍區的剿匪總結報告，擺在了中南海的辦公桌上。

當毛主席批閱這份報告，目光掃過一長串名字時，三個字讓他停下了手中的筆——張廷芝。

往事歷歷在目，尤其是愛將謝維俊的犧牲，更是主席心中長久的痛。

他幾乎沒有任何猶豫，提起筆，用濃重的墨跡寫下了一段石破天驚的批示：“此人歷史上血債較多，且反復無常，斷不能留，請立即處置！”

這道批示，如同閻王的判決書，為張廷芝的最終命運蓋棺定論。

然而，命運似乎總愛開一些黑色幽默的玩笑。

在那個通訊并不發達的年代，這道決定生死的批示，晚到了一步。

就在批示還在路上傳遞的時候，已經被安排進入軍官訓練班的張廷芝，正忙著他的最后一次“事業”。

他利用部分同樣出身土匪、手上有血債的投誠軍官的恐懼心理，大肆煽動、蠱惑。

“共產黨這是要把我們一網打盡！去了北平，就是去送死！”

在他的裹挾下，這些本就心懷鬼胎的人，竟然真的信了他的鬼話。

1949年12月11日，張廷芝帶著這伙人，從訓練班再次叛逃。

當“斷不能留”的批示終于抵達時，張廷芝，已經又一次消失在了茫茫的草原之中。

05

逃出生天的張廷芝，并沒有選擇躲藏起來了此殘生，他迅速奔向了當時匪患最為猖獗的地區——內蒙古伊克昭盟。

在這里，他遇到了一個“同道中人”，蒙古族匪首奇正山。

奇正山并非等閑之輩，他原本是烏審旗的王爺，在當地有著極強的號召力。

他不甘心失去舊日的權勢和地位，便拉攏了一批蒙古族武裝和牧民，嘯聚山林，與新生的人民政權公然對抗。

張廷芝的到來，讓奇正山如虎添翼。

一個熟悉漢人民情，狡猾多端；一個熟悉草原地理，深孚眾望。

兩人一拍即合，迅速合流。

遠在臺灣的國民黨特務機構也嗅到了機會，一紙委任狀從天而降，封張廷芝為“反共救國軍1016部隊司令”。

一時間，這股匪幫聲勢浩大，在伊盟地區燒殺搶掠，制造了巨大的破壞，成了我黨在綏遠地區的一塊心病。

剿匪的命令很快下達。

但所有人都清楚，這塊骨頭不好啃。

初期的清剿工作，進行得異常艱難。

匪徒們全是騎兵，機動性極強，他們熟悉草原上的每一條溝壑、每一片綠洲。

面對我軍的優勢兵力，他們從不固守一隅，而是化整為零，四處出擊，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讓我軍的圍剿屢屢撲空。

更惡劣的，是張廷芝想出的毒計。

他讓手下的土匪換上解放軍的軍裝，故意去劫掠牧民，搶奪牛羊。

一時間，謠言四起，說“共產黨是來剿滅蒙古人的”，嚴重破壞了我軍的聲譽，在我軍和當地蒙古族民眾之間制造了深刻的裂痕。

面對這種復雜的困局，時任內蒙古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的烏蘭夫同志，展現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

他敏銳地意識到，單純的軍事打擊，已經無法解決問題。

他力排眾議，提出了一個全新的策略：從“純軍事剿匪”，轉變為“軍事打擊與政治爭取相結合”。

命令傳達下去，伊盟盟委書記高增培兼任剿匪主力騎五師的政委。

他率領部隊，一手拿槍，一手拿著宣傳冊，深入廣袤的牧區。

他們不再是單純的戰斗隊，更成了宣傳隊、工作隊。

他們耐心地向蒙古貴族和普通牧民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告訴他們共產黨是來解放他們，而不是來消滅他們的。

他們還教牧民們如何辨別真假解放軍——真正的解放軍不拿群眾一針一線，而土匪則無惡不作。

政治攻心，取得了奇效。

當地的蒙古族百姓漸漸明白了真相，他們說：“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好，把我們當兄弟，我們要跟共產黨走，不要聽別人瞎說。”

民心，開始逆轉。

匪幫，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而被圍困在深山的匪幫內部，也開始分崩離析。

在一個天寒地凍的夜晚，糧食早已斷絕，饑餓和絕望像瘟疫一樣蔓延。

為了搶奪僅剩的一點點炒面，張廷芝和奇正山的心腹發生了激烈的火并，并親手打死了對方。

這一槍，不僅打死了一個人，也徹底打碎了他們之間脆弱的“盟友”關系。

作為蒙古王爺，奇正山本就對張廷芝這個外來的漢人匪首心存芥蒂。

此刻，他徹底看清了張廷芝自私殘忍、毫無人性的真面目。

在絕望之下，奇正山做出了一個決定。

他暗中派自己的親信，冒死沖出包圍圈，向解放軍傳遞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情報——張廷芝未來的藏匿計劃和突圍路線。

他希望以此，為自己和手下的族人，爭取到一條寬大處理的生路。

這致命的背叛，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得到了民眾的支持和“盟友”的情報，我軍的剿匪行動勢如破竹。

一張由人民群眾和解放軍戰士共同編織的天羅地網，已經悄然張開。

奇正山等匪首先后被捕。

張廷芝的末日，也終于來臨了。

06

1951年夏，張廷芝最后的瘋狂走到了盡頭。

在一次突圍中，他被解放軍的子彈擊中，負傷逃脫。

他像一只受傷的孤狼，拖著流血的傷腿，跌跌撞撞地躲進了一戶老鄉家的破窯洞里。

他以為自己又一次逃脫了，殊不知，他的行蹤早已被人民群眾的眼睛看得一清二楚。

當孫有光帶人包圍那個窯洞時，沒有激烈的槍戰，沒有最后的頑抗。

張廷芝蜷縮在角落里，面如死灰，眼神中再無一絲悍匪的兇光，只剩下徹骨的絕望。他手中的槍，甚至都沒有力氣舉起來。

法網恢恢，疏而不漏。

這位為禍西北數十年的巨匪，最終以一種極其狼狽的姿態，結束了他的罪惡生涯。

接下來，是人民的審判。

奇正山等三十一名蒙漢匪首，經過公審后，驗明罪行，被立即執行槍決，以告慰那些被他們殘害的無辜百姓。

但張廷芝不同。

他被單獨押解到了當時的綏遠省會歸綏（今呼和浩特）。因為他的身份太特殊了，他是中央點名、血債累累的巨匪，他的案子，必須辦成鐵案。

從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三年，整整兩年多的時間里，專門的審判機構對他的罪行進行了漫長而細致的審理和核實。

一份份帶血的卷宗，一個個泣血的證人，構筑起了他罪惡的一生。

一九五三年三月，公開宣判的日子到了。

莊嚴肅穆的法庭上，法官用鏗鏘有力的聲音，歷數著張廷芝的樁樁罪行：背叛革命，在三道川吞并革命武裝；屠殺干部，制造駭人聽聞的三邊事變；勾結日寇，充當民族敗類；殘害百姓，在西北大地留下累累血案；反復叛亂，將我黨的寬大政策視為兒戲……

樁樁件件，鐵證如山。

張廷芝面無表情地聽著，或許，在這一刻，他已經麻木了。

最終的判決傳來：“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當法警押解著他走向刑場時，他最后回望了一眼這個世界。

不知道在那一瞬間，他是否會想起幾十年前，在陜北的黃土地上，與劉志丹并肩而立的那個命運的岔路口。

如果當時他選擇了另一條路，人生是否會截然不同？

然而，歷史沒有如果。他的人生，早已沒有了回頭路。

一聲槍響，穿過塞北凜冽的寒風，為一個梟雄罪惡的一生，畫上了一個徹底的句號。

那些被他殺害的英靈，那些被他殘害的百姓，終于等到了遲來的正義。

塵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