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大眾電影》的情結

我與《大眾電影》的情結

60年初，我出生在豫南大別山下，固始縣南部山區一個人多地少的偏僻貧困山村。六、七、八十年代初，那里是個吃糧靠上級（供應）和花錢靠救濟的地方，全村人住的除了土坯茅草房，還是土坯茅草房，吃糧要不是上級救濟，靠當地收的糧食，就是一天喝三頓稀飯，最多也只能夠維持八九個月。交通閉塞的不能再閉塞了，上街買個油鹽之類等生活用品，或賣擔柴草，除了翻山越嶺步行和肩挑外，別無選擇。

小時候，在我心目中印象最深和最快樂的事，那就是看露天電影，無論刮風下雨和冰天雪地，只要聽說周邊十里八村晚上放電影，我和村里小伙伴們寧肯飯不吃餓著肚子也跑去，那時由于家庭都太貧窮條件差，沒有手電筒照明，天晴晚上跑到遠處外村去看電影還好點，遇上刮風下雨天陰晚上就倒霉了，天太黑，走在又高又窄的山間小路和田埂上，稍不小心就會摔倒和掉進水田里。記得有一個冬天晚上，我和村里小伙伴到外村看電影，路上不小心掉進冰冷的水田溝里，寧肯挨凍兩個多小時，堅持到把電影看完。回到家里，母親發現我的棉褲是濕的，狠很罵了我一頓。只到長大成人后，才知道母親為何要狠狠罵我，是因為母親心痛穿濕衣服怕把我凍病。

說起我與《大眾電影》不割舍的情結，還得從1984年說起，84年8月，在當時生產隊擔任民兵排長的長，一天晚上，吃完晚飯，我在家里昏暗的煤油燈下，閱讀從大隊“青年民兵之家”閱覽室借來的《中國青年報》，當我閱讀完報紙“青年信箱”版塊后，發現該版塊文章，幾乎全是來自全國各地讀者寫的，我的大腦突然萌發給《中國青年報》投稿的想法，于是，我便拿出書包里，我在中學讀書時，沒有用完方格作文本，連夜趕寫了一篇反映山村青年讀書訂報難的小文章。

寫完后，見天剛剛蒙蒙亮時間還早，便連忙找出同學從部隊寄給我的信封，輕輕撕開翻過來用稀飯一粘，把稿往里一塞，按照報紙上投稿說明，剪去信封右上角（當時向報社投稿只要剪去信封右上角，就不用粘貼郵票了），懷揣稿件，一路小跑（只所以小跑，天亮還要參加生產隊勞動），步行到八公里外的公社（現鄉鎮）郵電所，把稿件塞進釘在郵電所大門外墻上郵箱。

當年10月，就在我把給《中國青年報》投稿的事，早已忘掉時。一天下午，正在田間勞動的我，大隊民兵營長帶著公社郵電所投遞員一塊找到我，郵遞員從郵包里，拿出一封又窄又長“牛皮紙”信封，遞給我說：這封信是《中國青年報》寄給你的。拆開信封，拿出報紙，當看翻到“青年信箱”版，一篇“豆腐塊”下，寫著“河南省固始縣武廟集鄉迎水寺村吳賢德”時，我的心幾乎快從嗓子眼跳出來了。看了一遍又一遍，真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真不相信這是真的。

讓我做夢都沒有想的是，這篇“豆腐塊”從此也改變了我的命運。當年，我不但被縣委宣傳部評為“優秀通訊員”，也因這篇“豆腐塊”反映的是山村青年讀書訂報難，引起縣委宣傳部領導高度重視，82年3月，縣郵電局破格招聘10名農村青年，經過培訓后，充實到全縣偏遠山村擔任投遞員，從此，我便放下鐵鍬、鋤頭、扁擔……從一名農民變成了投遞員。

從小就喜愛電影的我，擔任公社郵電所投遞員后，第一個便喜歡上《大眾電影》雜志，《大眾電影》既豐富了我對眾多電影的知識和欣賞水平，也加深了我對眾多電影演員的情況了解。擔任投遞員期間，在我的宣傳和鼓動下，我所負責投遞的8個大隊都訂有《大眾電影》，不少學校老師和農村青年，每年也主動訂《大眾電影》雜志，包括我自己。91年，受打潮的影響，我辭去了家鄉投遞員工作，加入了打工者隊伍。

時間不饒人，轉眼我離開家鄉30多年了，投遞員雖然不干了，但讓我永遠不能忘的是，我與“露天電影”和《大眾電影》雜志，那份永遠割舍不掉的情結，每到星期天和節假日，我幾乎都會跑到舊書市場，去尋找讓我永遠牽掛的老電影（VCD）和《大眾電影》，每每讓我失望的是，高高興而去，掃興而歸。

如今條件和我兒時青年時期相比，雖然發生了天壤之別，足不出戶就可從電視和電腦上收看各種電影，也許我處于對兒時和青年時期懷念，常常我會從收藏柜中，拿出我收藏的二百多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VCD）插入電腦上觀看。

每當我拿出收藏柜中，十幾年來從舊書市場淘來的《大眾電影》雜志，看著一張張栩栩如生的畫面，把我又帶到青年時期在公社當投遞員時，那個對未來充滿期望和憧憬青春活潑的我。歲月如穿梭，如今我雖然已到了不惑之年，但我對《大眾電影》那份情，永遠也難以割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