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化】巴蜀貢荔與蜀道荔枝道道路體系‖汪偉

巴蜀貢荔與蜀道

荔枝道道路體系

汪 偉

一、巴蜀貢荔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杜牧的詩句不僅勾勒出唐代宮廷的奢靡圖景，也揭開了一段關于荔枝貢品的千年歷史謎題。而隨著《長安的荔枝》等作品的走紅，楊貴妃所食荔枝究竟來自嶺南還是巴蜀，再次成為學界熱議的話題。在當時，荔枝產于嶺南、巴蜀等地，而長安在北方，荔枝不易保存，“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為了讓楊貴妃能吃上新鮮的荔枝，《新唐書》記載：“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1]”書中只提到“南方進荔枝”，具體來源歷代眾說紛紜。

驛傳荔枝想象圖（AI）

荔枝原產于中國熱帶與亞熱帶的嶺南地區，自西漢起便成為南方地區獨具特色的果貢之一。有關荔枝的最早記載可追溯到公元前2世紀初[2]。彼時趙佗歸附漢朝，從嶺南進貢荔枝。漢武帝時期，“破南越，建扶荔宮”，開始嘗試將荔枝從嶺南移植到長安，然而未能成功。《后漢書·和帝紀》記載：“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茍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焉。[3]”

至唐代，土貢荔枝的地區有戎州南溪郡（所貢為荔枝煎）與廣州南海郡（所貢為荔枝）兩處。至于楊貴妃所嗜荔枝，唐李肇在《唐國史補》中記載：“楊貴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勝蜀者，故每歲飛馳以進。[4]”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采信此說，記為：“妃欲得生荔支，歲命嶺南馳驛致之。”但唐時廣州中都督府隋南海郡“在京師東南五千四百四十七里，至東都四千九百里。[5]”如按唐代傳遞詔命急驛日行五百里的速度，從廣州出發向長安運送荔枝，至少也需十一天。且荔枝北運難以由嶺南驛卒一次性從起點運到終點，更可能是接力式、分段依次運往長安[6]。荔枝“方暑而熟，經宿則敗”[7]，很難保證荔枝的新鮮送達。曾鞏的《福州擬貢荔枝狀》記載：“生荔枝留五七曰輒壞，故雖歲貢，皆干而致之。[8]”

唐宋時期，除了嶺南，四川地區的荔枝種植也較為興盛，有“蜀中之品，在唐為盛”的說法。荔枝種植范圍廣泛，以戎、瀘、涪、嘉四地品質最優。相較于從嶺南進貢荔枝，四川地區尤其是當時的涪州顯然具備路程近便的優勢，其進貢至都城的荔枝在新鮮度上遠超嶺南[9]。北宋中葉以后，涪州說逐漸占據主流，蘇軾《荔支嘆》詩云：“永元荔支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詩注說：“唐天寶中蓋取涪州荔支，自子午谷路進之。[10]”《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二十《山南西道》載，涪州所屬樂溫縣“縣地頗產荔枝，其味尤勝諸嶺。[11]”涪州說的興起，既有涪州荔枝“顆肥肉脆，唐楊妃所喜”的原因，還與此地“至長安有便路”息息相關[12]。宋人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五《貢荔枝地》說：“余昔記唐世進荔枝，于《辨誤門》云：‘唐制以貢自南方，《楊妃外傳》：以貢自南海。杜詩亦云，南海及炎方。惟張君房以為忠州，東坡以為涪州，未得其實。’近見《涪州圖經》及詢土人云：‘涪州有妃子園荔枝，蓋妃嗜生荔枝，以驛騎傳遞，自涪至長安，有便路，不七日可到。’故杜牧之詩云：‘一騎紅塵妃子笑。’東坡亦川人，故得其實。昔宋景文作《成都方物略記圖》，言荔枝生嘉、戎等州，此去長安差近，疑妃所取。蓋不知涪有妃子園，又自有便路也。”[13]

唐宋時期四川荔枝地理分布（引文來源：中國古代荔枝的地理分布及其貢地變遷、四川荔枝種植分布的歷史考證）

總之，由于史料記載的復雜性及唐代技術可能達到的水平，貴妃荔枝的來源仍是一個開放性的學術問題。故清人吳燾的《川中雜識》：“蔡君謨《荔枝譜》曰貴妃（嗜）涪州荔枝，歲命驛致，故東坡詩云‘天寶歲貢取之涪’，今子午谷尚有荔枝道，蓋當時南海與涪州并進荔枝。”

唐代中后期，巴蜀地區依然有貢荔之舉，如咸通年間東川貢荔、元和十四年特詔荊南貢荔。“東川每年進蜜浸荔枝，道路遙遠，勞費至多，自今已后，宜令停進，布告中外，稱朕意焉。[14]”東川，即劍南東川道，瀘州和渝州為其所屬，唐大詔令集所稱東川貢荔其來源當來源于這兩地。《四川通志》記載：“（江津縣）荔枝園，在治后，舊有荔枝樹，傳為唐時植也，今無。[15]”“臣伏見元和十四年（819年），先皇帝（唐憲宗）特詔荊南，令貢荔枝，陛下（唐穆宗）即位后，以其遠物勞人，只令一度進送，充獻景靈，自此停進，當時書之史冊，以為美談。[16]”至德二載（757年），“置荊南節度，亦曰荊澧節度，領荊、澧、朗、郢、復、夔、峽、忠、萬、歸十州，治荊州。”[17]廣德二年（764年）“荊南節度罷領忠、涪二州，...置夔忠涪都防御使，治夔州。[18]”元和三年（808年），“涪州隸黔中節度”[19]，但從劉晏在忠州任上被荊南節度使庾淮所殺這一事件看，元和年間的忠州應屬于荊南節度管轄，因此元和十四年（819年）荊南特供荔枝可能來源于忠州、萬州等地。除前述的戎州為唐代后期常貢外，其余應為特貢或進奉，非為國家法令明文規定的制度。

二、荔枝道道路體系

因此，鑒于貢荔品種以及貢荔來源地的多樣化，我們推斷唐代巴蜀地區的荔枝貢道沿著川東平行嶺谷向北，翻越大巴山后進入漢水盆地，其線路理應具備多線的特點。

宋人的文獻證明了這條驛道的存在。文同所著《寄子駿運使》云：西鄉巴嶺下，崄道入孱顏。使騎到荒驛，野禽啼亂山。[20]李復《回王漕書》也記載：“梁、洋及其東西乃岐雍之南屏，舊有驛路。…今商販亦自長安之南子午谷直趨洋州，自洋南至達州。若兩路漕司差官會議于境上，畫圖以閱，舊跡可見，但山路須有登涉，住日曾為驛程，今雖廢壞，興工想亦不難矣。”[21]

但和金牛道、米倉道等同為自巴蜀入關中的重要通道不同的是，文獻中對它的名稱并沒有明確地記載（除了北段的子午道）[22]。《元和郡縣圖志》記載涪州到長安的道路云：“從萬州北開州、通（州）宣（漢）縣及洋州路至上都二千三百四十里”[23]，而沒有明確記載涪州至洋州段的名稱。《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記載漢水流域的房州（今房縣）翻越達州山路至夔、峽一帶的道路時，稱此道路為“開元時涪州進荔支路”[24]。方回在《續古今考》稱“唐明皇荔枝路”[25]。由達州向南，王象之《輿地紀勝》記載：“高都山，距軍北一十五里。...高都驛路，乃天寶貢荔枝之路也。[26]”胡林翼《讀史兵略》又載：“從故道襲雍，此今日驛路所謂北棧者。前子午道，則唐時進荔支道也。[27]”黃盛璋在《川陜交通的歷史發展》中稱自洋縣、西鄉到萬源、達縣、萬縣以至重慶、涪陵等地的道路為“洋巴道”[28]。此后，嚴耕望系統研究唐代交通路線，稱其為“天寶荔枝道[29]”，“荔枝道”逐漸為學界普遍認同。

荔枝道是蜀道網絡的組成部分，它與茶馬古道等一樣，是在特定時期的特定歷史背景中，利用早已開辟的國家道路運送荔枝這種地方產品，并以這種標志性運品命名的歷史道路[30]。這條古道的北端為今天的陜西西安一帶，向南穿越秦嶺經子午道到達陜西西鄉，穿越大巴山到達唐代的通州（今達州），通州向南因川東丘陵的特殊地貌，則有經唐時的宣漢、開州、萬州至涪州的洋萬涪路，經新寧、梁山、桂溪、墊江至涪州的狹義荔枝路以及經渠州、合州至渝州的洋渠路等三條主要線路以及若干支線。

蜀道線路圖（引自：《蜀道保護利用工作實施方案（2024—2035年）》

其中洋萬涪路是唐宋時期黔中郡及今三峽地區北上關中的重要大道。《元和郡縣圖志》卷第三十《江南道六》記載：“（涪州）東取江陵路至上都水陸相兼三千三百二十五里，從萬州北開州通宣縣及洋州路至上都二千三百四十里。...水路至萬州六十里。...西北陸路至渠州陵山縣三百七里。[31]”《太平寰宇記》卷第一百二十《涪州》也記載：“（涪州）東取江陵府路至長安水陸路相兼三千三百二十五里。東至萬州水路六百一十里，自萬州取開州、通州、宣漢縣及洋州路至長安二千二百四十里。...西北至渠州鄰山縣二百七十里。[32]”但此路迂回。如從涪州貢鮮荔枝，走龍溪河谷經梁山、新寧、宣漢縣北上最為快捷，此路或為宋人吳曾提及的“便路”。相對而言，洋渠路水運南下更為方便。

三、荔枝道發展的時代背景

眾所周知，道路形成必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發展軌跡往往從自然選擇到主動規劃。新石器時代至商周時期，古人對龍溪河流域的探索形成了長壽雷家灣遺址、墊江峽馬寨遺址等早期遺址；對深入大巴山的漢水支流的探索，形成了西鄉李家村遺址、牌坊莊遺址等早期遺址。這些遺址不僅揭示了早期人類活動與地理環境互動的關系，通過文化遺存與聚落分布研究，也許可以探索荔枝道早期起源的自然基礎、技術條件與社會需求。

陜西西鄉荔枝道沿線新石器時代遺址分布示意圖

根據文獻記載，荔枝道走上國家道路的舞臺始于西晉太康年間梁州對大巴山以南的管治。“泰始三年（267），分益州，立梁州于漢中。[33]”“《晉太康地志》，巴東屬梁州，惠帝太安二年度益州；穆帝永和初平蜀，度屬荊州。[34]” 到了西魏北周時期，為了加強對秦巴山區的管控，當時的統治者又在川東平行嶺谷設置了一系列郡縣，為后續唐代荔枝道的開通、運行奠定了重要基礎。

道路交通系統不僅是物質基礎設施的體現，更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貢荔只是荔枝道道路體系中特殊時期的特殊使用。我們應當注意到唐代它在山南西道治理尤其是鹽課中的重要保障作用。道路交通是國家掌控財賦資源的重要工具，借助道路系統，中央政府能夠高效管理并調運各地資源，進而保障國家的財政收入與經濟穩定。在各類經濟資源里，鹽無疑是中國古代社會最重要的財賦資源之一。

“黔州有井四十一，成州、巂州井各一，果、閬、開、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領之。邛、眉、嘉有井十三，劍南西川院領之。梓、遂、綿、合、昌、渝、瀘、資、榮、陵、簡有井四百六十，劍南東川院領之。皆隨月督課。...晏之始至也，鹽利歲才四十萬緡，至（代宗）大歷末，六百余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餉、百官祿俸皆仰給焉。[35]”其深刻地揭示了鹽業收入已成為中唐以后國家財政的支柱，中央政府的運轉高度依賴于此。在建中元年（780年）以“右金吾衛大將軍李通為黔州刺史、黔中經略招討觀察鹽鐵等使”[36]之前，荔枝道一直是唐代山南西院督課開州、通州乃至黔州等地鹽利的重要保障。

除了鹽以外，茶葉也是唐王朝重要的經濟作物。唐代所出名茶與貢茶皆出自長江流域，荔枝道沿線有涪州的“賓化茶、白馬茶、涪陵茶”、渠州的“西鄉月團、渠州茶”、開州的“開州茶”、渝州的“狼猱山茶”、忠州的“忠州茶”等名茶。唐建中年間，北方飲茶之風日盛，大量的茶葉從長江流域運往北方，帶來了由南至北的活躍茶葉轉運貿易。[37]荔枝道因其“便路”在茶葉貿易中應當具有一定的優勢，這從沿線留下的諸多“茶店子”地名可以得到側面佐證。

而從更高的政治地理維度看，荔枝道南端的涪州為唐代黔中道北上關中、東進荊南的重要節點，其向南延伸接黔中、牂牁道，使得荔枝道成為牂牁諸蠻參貢唐廷的重要驛路，對于唐代邊疆治理與國家安全具有重要戰略價值。“唐武德四年，巂州治中吉弘偉使南寧，因至其國諭之，至十二月，遣使朝貢。其使多由黔中南路（《唐會要》卷九十八記為“黔南路”）而至。”[38]《元和郡縣圖志》記載黔州“北取萬、開州路至上都（長安）二千五百七十里”，便是利用了黔中至涪州的官道及荔枝道[39]。

在吐蕃、南詔相繼興起的歷史背景下，荔枝道的開通對于唐廷在天寶以前招撫西南諸蠻、對抗吐蕃，天寶唐詔戰爭以后防御南詔具有重要的軍事戰略價值。開元二十六年（738）蒙舍詔在唐支持下兼并洱海各部建立南詔政權。天寶戰爭后，唐詔關系急轉直下，黔中地區成為防御南詔入侵的重要戰略支點。貞元九年（793）四月，在吐蕃的壓力下，南詔又期望重新與唐朝結盟，因此派出三路使者出使長安，其中一路由楊大和堅帶領，從黔中北上。四月出發，至歲中（七月）到達長安[40]。當時，夏秋季節通過三峽航運去往江陵，再沿漢水轉往長安無疑路程更為遙遠，且風險更高。如《舊唐書》卷六十七《李靖傳》記載，“其年八月，集兵于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險。[41]”《元史》記載，蒙哥攻打釣魚城時，來阿八赤建議“俟冬水涸，瞿唐三峽不日可下，出荊楚。[42]”另據《新唐書》卷三十六記載，“（貞元）八年秋，自江淮及荊、襄、陳、宋至于河朔州四十余大水，害稼，溺死二萬馀人，漂沒城郭廬舍。[43]”貞元八年秋長江中下游及漢水、淮河等地區的大水對道路、城郭廬舍造成了巨大破壞，考慮到路程和安全，楊大和堅一行使者到達涪州后通過荔枝道北上長安無疑更為便捷和安全。

注釋：

[1] 《新唐書》卷七十六《后妃列傳》.

[2] 張生. 中國古代荔枝的地理分布及其貢地變遷 [J].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2019, 34 (01): 98-107.

[3] 《后漢書》卷四.

[4] 《唐國史補》卷上.

[5] 《資治通鑒》卷二百十五.

[6] 劉慶柱，王子今主編；李久昌著.《中國蜀道·交通線路》（第一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12，第569頁.

[7] 《唐國史補》卷下.

[8] 《元豐類稿》卷三十五《福州擬貢荔枝狀》.

[9] 張生.中國古代荔枝的地理分布及其貢地變遷[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9,34(01):98-107.

[10] 《東坡全集》第二十三卷《荔枝嘆》.

[11] 《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二十《山南西道》.

[12] 劉慶柱，王子今主編；李久昌著.《中國蜀道·交通線路》（第一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12，第565頁.

[13] 《能改齋漫錄》卷十五.

[14] 《唐大詔令集》卷八十六.

[15] 《四川通志》卷二十七.

[16] 《元氏長慶集》卷三十九.

[17] 《新唐書》卷六十七.

[18] 《新唐書》卷六十七.

[19] 《新唐書》卷六十七.

[20] 《丹淵集》卷十六《寄子駿運使》.

[21] 《潏水集》卷三《書牘》.

[22] 郭聲波,周航. “荔枝道”研究三題 [J]. 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8, 45 (02): 170-176.

[23] 《元和郡縣志》卷二十八.

[24]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九十四.

[25] 《續古今考》卷九《棧道》.

[26] 《輿地紀勝于》卷一百七十九.

[27] 《讀史兵略》卷之三.

[28] 黃盛璋．川陜交通的歷史發展［Ｊ］．地理學報，1957，（４）．

[29]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P1029.

[30] 孫華：《荔枝道的保護和利用——兼談荔枝道“申遺”需注意的問題》，微信公眾號“涪陵發布”2024年5月16日.

[31] 《元和郡縣圖志》卷第三十《江南道六》.

[32] 《太平寰宇記》卷第一百二十《涪州》.

[33] 《晉書》卷十四 志第四 地理志 上.

[34]《宋書》志第二十七 卷三十七 ◎州郡三.

[35] 《新唐書》卷五十四《食貨志》.

[36] 《舊唐書》卷十二.

[37] 萬美辰,沈志豪,李珂星.唐代長江流域的茶葉種植探析[J].農業考古,2023,(02):129-136.

[38] 《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七十九.

[39] 《元和郡縣志》卷三十一《江南道》.

[40] 趙心愚. 貞元九年南詔三道遣使相關問題的研究 [J].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 2016, 37 (04): 214-221.

[41] 《舊唐書》卷六十七《李靖傳》.

[42] 《元史》列傳卷十六.

[43] 《新唐書》卷三十六.

來源：重慶考古

圖/文：汪 偉（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博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