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加莎·克里斯蒂逝世50周年｜推理女王的靈感清單

1976年1月12日，倫敦西區的所有劇院在當晚演出前熄滅了外部燈光，以此向當天清晨去世的阿加莎·克里斯蒂致哀。去世四天后，阿加莎被安葬在了圣瑪麗教堂的墓地。

阿加莎·克里斯蒂，這位一生出產80多部作品的英國推理小說家，中國讀者眼中慈眉善目、心思縝密的“阿婆”，全球讀者公認的“推理女王”，像她筆下無數次宣布“我要退休了”的偵探波洛一樣，真的退休了。

去世半個世紀，阿加莎的文學影響力未曾衰減，她的作品被翻譯成超過100種語言，全球銷量超20億冊，她也因此成為有史以來最暢銷、同時作品被翻譯次數最多的小說家。除了這些耀眼且龐大的數據，阿加莎和她的作品還推動了推理小說從19世紀被當作消遣性的“智力體操”轉變為20世紀的嚴肅文學，她的繼任者P.D.詹姆斯在文集《推理小說瑣談》中評價她，“比同時代的任何作家都更成功地將偵探小說確立為流行文學的主要形式，將原本可能僅僅是‘益智游戲’的東西轉化為引人入勝的敘事”。推理小說史學家朱利安·西蒙斯在著作《血腥的謀殺》中視她為“偉大的情節編織者”，“將偵探小說作為‘欺騙游戲’推向了完美的巔峰，而這種游戲本身已成為我們的文學經典”。

對于阿加莎的讀者來說，任何的贊譽或許都比不過記憶中那些帶有強烈視覺震懾的經典場景：《斯泰爾斯莊園奇案》里，中毒后肚皮朝上，身體彎成弓形的女人；《尼羅河上的慘案》里，床頭墻壁上用血寫成的巨大字母“J”；《無人生還》中，身披法官袍的男人坐在高背椅，姿態威嚴但已是血液凝固的死尸。

電影《尼羅河上的慘案》里的波洛偵探。

這些散播驚悚和未知的兇殺現場是怎樣創造出來的？此外，兩撇精修八字胡的波洛偵探、暴雪中停運的列車、摻入溴化物的藥劑來自哪里？在推理女王逝世50周年，本文試著以模范偵探的“拙劣手法”，搜羅一下這位小說家推理版圖中隱藏的秘密。

偵探

赫爾克里·波洛是阿加莎筆下最著名的偵探角色之一，他的創作原型來自比利時難民。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大量比利時人流亡到克里斯蒂的家鄉德文郡托基，一位頭圓、矮小、留著夸張胡須的比利時難民成為波洛最直接的形象來源。這一點在作家的自傳中也被證實：“為什么不讓我的偵探是比利時人呢？難民形形色色的都有。要不就讓一個難民當警察？或者一個退休警察？ ”

1914年，比利時難民在奧斯坦德港口等待前往英國的船只。

后來有研究認為，波洛的原型可能是當時一位名叫雅克·奧爾納的比利時退休警察。至于赫爾克里·波洛（Hercule Poirot）這個名字，它結合了兩位虛構偵探：瑪麗·貝洛克·勞恩德斯筆下的Hercule Popeau和弗蘭克·豪威爾·埃文斯筆下的Monsieur Poiret。在塑造波洛對邏輯偏執的性格時，阿加莎參考了少時鐘愛的福爾摩斯。

波洛首次亮相是在阿加莎的第一部小說《斯泰爾斯莊園奇案》，此后，他出現在33部長篇小說和50多個短篇故事中，一直到1975年，他在小說《帷幕》中病逝，這也是阿加莎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可以說，波洛見證了作家完整的創作生涯。憑借作家賦予的龐大影響力，波洛也成為唯一一個被《紐約時報》刊登訃告的虛構人物。

戲劇《謀殺啟事》中的簡·馬普爾小姐。

在阿加莎筆下，另一位與波洛名氣相當的偵探角色是簡·馬普爾小姐，這位手里經常織著毛線，依托觀鳥望遠鏡和鄰里情報網破案的“安樂椅偵探”，來自阿加莎的繼外祖母瑪格麗特·米勒。阿加莎曾在自傳中提到，馬普爾小姐身上那種“總是預期最壞的情況發生，并往往證明是對的”的性格特質，很大程度上就源自這位繼外祖母。

此外，在馬普爾小姐身上，阿加莎還融合了童年時接觸過的鄉村老婦人這個群體的特征，被稱為“伊靈老姐妹”（Ealing cronies）的她們代指生活在倫敦西部伊靈郊區的中產階級女性，大多是維多利亞時代的未婚老淑女（spinsters）或遺孀，在自己的圈子里閱讀、縫紉，聊八卦、玩紙牌，少有的社會活動是參加教區慈善。

小說中的馬普爾小姐就終生未婚。關于“馬普爾”這個名字的來源，一種說法是它來自阿加莎曾經過的馬普爾火車站，另一種說法是它來自阿加莎姐姐家附近的馬普爾莊園。馬普爾小姐最早出現在阿加莎1927年出版的短篇集《十三難題》里，第一部以她為主角的長篇是1930年的《牧師公館謀殺案》，她一共參與了作家筆下的12部長篇和20個短篇。阿加莎對這一角色的塑造既挑戰了當時對老年女性的刻板印象——一位看似脆弱不起眼的老人，內心卻擁有“如狐貍般狡猾”和“如老鷹般敏銳”的智慧，我們也借由馬普爾小姐的視角觀察到20世紀英國鄉村，從階級森嚴的維多利亞時代向秩序崩塌后更加復雜的現代社會完成的轉變。

密室

要羅列一下最著名、最受讀者喜歡的阿加莎小說，里面一定有《東方快車謀殺案》和《無人生還》。雖然這兩部小說中，強調密閉空間的“暴風雪山莊”推理類型起源于19世紀，并非阿加莎首創，但被公認是由她推向高峰的。

1932年，東方快車路線圖

東方快車的現實原型是1919年開通的辛普倫-東方快車，它從倫敦或巴黎出發，途經瑞士、米蘭、威尼斯，最終抵達伊斯坦布爾。因為舒適的體驗和沿途美景，這條線路迅速成為皇室、外交官和名流的首選，阿加莎就是它的常客。她創作《東方快車謀殺案》的靈感來源于跟這趟列車相關的兩次事故。一次是她在1931年12月從伊斯坦布爾乘車返回倫敦，由于連日暴雨導致洪水，列車在土耳其境內一段被沖毀的鐵軌附近停運，她被困約24小時。她在給丈夫的信中詳細描述了被困的經歷和車上的旅客，信里提到的一名美國女士成了書中赫巴德夫人的原型。

另一次事故是1929年，東方快車在土耳其東色雷斯地區的切爾克茲柯伊被暴雪圍困，土耳其政府派出了約1000名工人和士兵前往救援，十天后，所有乘客才平安獲救。小說的背景沿用了列車被困暴雪中的經歷，阿加莎將自然災害和密室謀殺結合，利用暴雪帶來的孤立環境，營造出謀殺逼近但所有人都無法逃脫的心理壓迫感。

現實中的東方快車經歷了創建初期的黃金時代，二戰后，因為航空運輸的興起和歐洲跨境普通快車的普及失去競爭力，在1977年停運。2025年，雅高集團宣布推出新一代東方快車，列車在設計和宣傳上自然沒有錯過阿加莎這個點，它的車廂內部大量使用了小說中描繪的萊儷玻璃鑲嵌和精密細木鑲嵌，保留了“黑鳥與葡萄”圖案的玻璃面板等經典元素。2025年4月首航的列車還打出了“帶有一抹阿加莎·克里斯蒂式的黑色電影質感”的宣傳語。

相比《東方快車謀殺案》，《無人生還》更是將“暴風雪山莊”模式推向極致。阿加莎將10個互不相識、各懷罪惡的角色困在孤島，由于通訊切斷、天氣惡劣，外部力量完全無法介入，她又疊加了“童謠殺人”模式，把《十個小黑人》這首童謠作為殺人預告和執行標準。完美的劇情銜接，充滿恐懼和逼迫感的氛圍，沒有偵探的故事設定和全員死亡的震撼結尾，《無人生還》是各種阿加莎經典元素的集大成者，作為歷史上銷量最高的偵探小說，共售出了1億冊。

小說中的士兵島在現實中也有原型，它是位于英國德文郡海岸外的伯勒島。這個在當地著名的潮汐島有著天然的隔絕特性，在落潮時，人們可以通過沙堤步行前往，但在漲潮時，它會與陸地完全隔絕。為了在漲潮時通行，島上設有一種特殊的交通工具——海輪拖拉機，這種高架平臺設計可以在海水淹沒沙灘時運送游客。這種特性恰好可以滿足小說對封閉空間的要求。

阿加莎曾多次下榻島上的伯勒島酒店，島上甚至有一間專屬于她的海濱小屋，阿加莎在這里寫完了《無人生還》，可以說是一次身臨其境的創作。此外，她的《陽光下的罪惡》也是以伯勒島為背景創作的。

毒藥

阿加莎一生創作的66部偵探長篇里，接近一半的作品都以毒藥作為殺人手段，在她筆下，死于毒殺的角色超過30位。這些毒藥種類繁多，有鉈、銻之類的重金屬，紫杉堿、洋地黃等植物提取液，士的寧、氰化物這樣的化學合成物。《斯泰爾斯莊園奇案》里，艾米麗中毒后身體彎成弓形，就是因為這種叫十的寧的神經毒素會引起猛烈的肌肉痙攣，讓中毒者角弓反張。在少數作品中，阿加莎還會因為情節需要虛構毒藥，比如出現在《法蘭克福復仇記》中的本沃（Benvo），這種化學制劑可以讓受害者變得異常順從，從而被他人操縱。

一戰期間，阿加莎擔任護士和藥劑師時期。

阿加莎展現出對藥理精準且豐富的認知，這一點從她的經歷中可以找到源頭。1915年一戰期間，阿加莎在托基的一家戰地醫院擔任志愿護士，隨后轉入醫院藥房工作，并于1917年通過考試取得了藥劑師助手資格。在那個藥品并非預包裝成品的時代，她的工作是手動稱重、混合各種化學物質來調制藥劑。英國歷史學家珍妮特·摩根撰寫的阿加莎傳記，提到作家當時的日記中包含了對“各種物質的外觀和性質、其來源、活性成分以及與之不相容的物質”的描述，這讓作家積累了大量關于毒藥的知識。

這份“危險”的工作讓阿加莎開始構思怎樣用毒藥寫作，她在自傳中提到，“正是在藥房工作期間，我第一次萌生了寫偵探小說的念頭”。她的第一部偵探小說關于毒殺，她創作的首位偵探波洛曾在藥房工作，她后來又將藥劑師考試時，那位口袋里裝著箭毒的怪異導師P當作原型，創作出了《白馬酒店》里的反派。二戰期間，阿加莎再次回到藥房，在倫敦大學學院醫院的工作更新了她對新型藥物和重金屬毒物的知識儲備。她對鉈的認知就來源于此，鉈也是《白馬酒店》中亮相的毒藥。

因為在《白馬酒店》中對鉈中毒的精準描述——尤其是關于脫發的典型特征，“頭發成把地連根脫落”，一些讀過小說的護士和醫生因此救過鉈中毒的患者。她還因為在《斯泰爾斯莊園奇案》中關于馬錢子堿中毒的描寫被《制藥雜志》評價為“具有罕見的正確性”，化學家凱瑟琳?哈卡普專門寫了一本《阿加莎的毒藥》，結合小說研究了阿加莎筆下的14種毒藥。

考古

如果說毒藥啟發了阿加莎的寫作生涯，那么考古就是她寫作生涯下半場的底色。

1931年，馬克斯·馬洛溫、阿加莎·克里斯蒂和倫納德·伍利在烏爾。

1928年，剛離婚不久的阿加莎前往中東旅行散心，受英國考古學家伍利夫婦邀請來到伊拉克的烏爾遺址，第一次接觸到了考古挖掘工作，在1930年，二次訪問烏爾遺址時認識了考古學家馬克斯·馬洛溫。兩人結婚后，阿加莎隨丈夫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工作了近30年，主要在尼姆魯德、查加爾·巴扎爾等美索不達米亞時期的遺址開展挖掘。

克里斯蒂陪同她的第二任丈夫馬克斯·馬洛萬前往埃及和敘利亞進行考古發掘。

阿加莎的身份也從隨行家屬轉變為考古隊成員，她發明了“面霜清潔法”，用稀釋后的面霜配以細毛筆和細針清潔文物，因溫和有效，這種方法成為了當時針對文物的臨時性標準保護手段。憑借偵探小說家對邏輯和細節的敏銳，她將數以百計的陶器碎片和象牙殘片像拼圖一樣重新組合。她還承擔了影像記錄的工作，留下的照片和影片已經是研究這些消失遺址的重要文獻。她利用自己作為暢銷書作家的豐厚收入，為丈夫多次考古挖掘提供資金資助，親自管理整個營地的賬目、物資供應和雇傭當地工人的事務。這些因考古引發的“第二人生”都被記錄在了自傳隨筆《說吧，敘利亞》中。

從婚姻挫敗中走出的阿加莎將那段考古經歷視為“我經歷過的最美好的時光之一”。她也逐漸意識到，考古方法與犯罪重建過程之間的相似之處，創作出了眾多以中東為背景，融入考古元素的偵探小說。她1936年出版的小說《美索不達米亞謀殺案》講述一名考古學家妻子被謀殺的故事，背景設定就是烏爾的考古發掘現場。1938年的小說《死亡約會》以自己多次訪問過的約旦佩特拉古城為背景，死者被發現時躺在古跡前的長椅上。1945年的小說《死亡終局》的靈感源于其好友、埃及學家斯蒂芬·格蘭維爾提供的赫考納克特紙草書，根據草書上一位祭司寫信抱怨家人苛待其情婦，她虛構了發生在公元前2000年古埃及底比斯的犯罪故事，這也是阿加莎唯一一部歷史推理小說。

1933年，阿加莎乘坐“蘇丹號” 游輪游覽尼羅河的經歷啟發了《尼羅河上的慘案》的創作。圖中這艘豪華游輪于2021年1月航行在阿斯旺附近的尼羅河上。

當然，阿加莎關于中東和考古最經典的小說還是1937年出版的《尼羅河上的慘案》，小說源于她在1933年與丈夫和女兒前往考古現場時停經埃及，乘坐蘇丹號郵輪游覽尼羅河的經歷。小說中提到了卡納克神廟、阿布辛貝神廟、菲萊神廟等古跡，設計了一個名叫里凱蒂先生的角色，他自稱是意大利考古學家，因為“全身上下都是考古學家，反而沒有了一點人味”的反常表現被波洛偵探拆穿了間諜身份。小說接近尾聲時，波洛吐出的那段話，大概是阿加莎經歷考古工作后的切身感受，“你要清除松散的泥土，用刀子這里刮一下那里刮一下，直到最終你的目標顯露出來，孤零零地呈現在眼前……這就是我一直努力做的——清除無關的因素，以便我們能夠看到真相”。

《阿加莎與考古學》巡回展

1999年至2002年，歐洲各地巡回展出了名為《阿加莎與考古學》的展覽，寫偵探小說為主業的阿加莎在考古上的投入和成果，足以讓她斜杠人生的履歷上再添幾筆。

另一個阿加莎·克里斯蒂

阿加莎的私人生活中，同樣發生過如偵探小說般神秘的故事，最著名的就是她在1926年與第一任丈夫感情破裂后神秘失蹤的11天。失蹤引發了英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搜救行動之一，當局動員了約1.5萬名志愿者和上千名警察，甚至連柯南·道爾也試圖通過通靈手段尋找她。11天后，她被發現住在約克郡哈羅蓋特的天鵝水療酒店。關于外界對失蹤期間的種種推測，阿加莎并沒有回應過，在后來的自傳中也未曾提及。

電影《阿加莎與謀殺真諦》（2018），根據阿加莎失蹤事件創作。

她的另一個秘密是被嚴密守護了近20年的“瑪麗·韋斯特麥考特”，從1930年到1956年，她以這個秘密筆名創作了六部探討愛、占有欲、母女關系以及藝術家自我救贖的半自傳心理小說。這些作品在商業上從未達到推理小說的高度，但卻讓這位“推理女王”的文學形象更加立體。

以“瑪麗·韋斯特麥考特”為筆名發表的小說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