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15日一早,郴州城南門外的官道上塵土飛揚。大批由前線撤下的國民黨第九戰區部隊正往西轉移,擔架、馬車與步兵混雜,一點不見隊形。這股狼狽情景,與數百公里外武漢會戰醞釀中的緊張氣息交織,讓原本安靜的湘南小城陡添火藥味。
與此同時,蘇仙嶺山腰的蘇仙古廟里,張學良正靠在窗前發呆。自1936年12月把蔣介石送回南京又旋即失去自由之后,這位東北軍少帥每天被嚴密看押,先后輾轉南京、溪口再到郴州,心境愈發低沉。戰事愈烈,他越發坐立不安,因為在他的記憶里,1931年的東北潰敗仍像一根刺一樣扎著。
郴州警衛隊長劉乙光觀察到張學良悶悶不樂,便連日勸他出門散散心。有意思的是,勸說者里還有于鳳至——少帥的原配。她看著丈夫日漸消沉,索性附和警衛:“城里茶館多,去聽兩段評書,好歹換個心情。”張學良原本搖頭,最后還是點了點頭:“走吧,反正悶在這里也沒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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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蘇仙嶺到衛陽街不過四公里,原計劃步行,但考慮到途中有零散部隊,劉乙光堅持用車。車隊共五輛:少帥乘宋子文贈送的防彈轎車,隨行的還有兩輛福特小車與兩輛憲兵卡車。日軍飛機時有偵察,街面又亂,憲兵荷槍,警惕地盯著人群。
進城后,車速只能一步三停。衛陽街此刻擠滿前線下來的傷兵,他們衣衫不整、神情倦怠,卻依舊端著槍。就在防彈轎車左轉時,一個胳膊纏著繃帶的上等兵閃身未及,被左前輪輕輕蹭到。兵沒倒,怒火倒蹭地躥起:“哪個王八蛋撞老子!”他揮起另一只手的步槍,槍口對著擋風玻璃。
傷兵的一嗓子像炸雷,街旁聚過來二三十名同袍,里三層外三層把轎車圍得水泄不通。有人用槍托砸后視鏡,還有人踢車門。國民黨軍內部等級森嚴,普通士兵憋著火,這車又豪華,自然當成出氣筒。車中張學良透過加厚玻璃,能清楚看見對方嘴角夾著的煙頭顫抖,隨時可能走火。
后方卡車上的憲兵跳下車,吆喝著推開人群,步槍一排黑洞洞的槍口指向圍攏的傷兵。僵局一觸即發,只差扣動扳機。劉乙光急忙下車,揚聲喊道:“兄弟們,自己人!誤會!誤會!”他一邊高舉雙手,一邊擠到那名傷兵身旁,先來一句:“兄弟,上哪一部的?別動火!”——這短短一句土味寒暄,比分辨身份更有效,氣氛略微松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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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統的人?”有人狐疑。軍統這三個字,當時在國軍里兼具神秘與恐怖,沒人愿招惹。圍觀的人漸漸后退,嘟囔聲卻仍此起彼伏。劉乙光趁勢遞上兩包香煙,又當眾鞠了一躬。那傷兵看了看槍,再瞄了瞄遠處的憲兵,終于罵一句“碰運氣真背”,把槍口朝天抬起,一槍沒響,哄鬧聲平息。
圍堵散去,劉乙光回到車里,張學良臉色鐵青。他曾在東北軍里鐵腕治軍,極少見到如此散漫局面,“兵不畏軍”四個字在腦海里盤旋良久。他沒再提逛街,兩家雜貨鋪匆匆一瞥,就讓車隊調頭返回蘇仙嶺。
余波卻留在張學良心里。東北易幟時,那支令他自豪的近二十萬大軍尚算精銳;1933年長城抗戰后,東線部隊退到關內,軍紀已難維系;再到1938年,前線連連失利,兵員補充倉促,軍心渙散,此番街景可謂最直觀注腳。張學良暗暗嘆息:“打成這樣,憑什么贏?”于鳳至聽后只輕輕握了握丈夫的手,兩人無言。
回廟后,張學良干脆深居簡出。警衛們見狀心里發怵,怕他生病,又怕他胡思亂想。為了轉移注意力,劉乙光動足腦筋,先是辦了一臺舊留聲機,放京戲《四郎探母》《空城計》,可少帥聽了半刻便合眼養神。再請拳師演北平摔跤,同樣提不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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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過了幾日,院子里突然支起一張方桌,象牙麻將碼得跟小山似的。原來這是于鳳至出的主意,她記得丈夫年少在天津租界養成的癖好——“三五好友斗一把,翻牌聲當消遣”。劉乙光、兩名副官充當牌搭子,開場先讓少帥連胡兩把,氣氛剛升溫,第三圈風向急轉,張學良反被“點炮”數次,籌碼唰唰往外流。
“少帥,手氣背,下回翻本。”劉乙光笑著打圓場。張學良卻推開牌:“你們繼續。”轉身回房,看書去了。象牙麻將的清脆聲此后再沒在廟里響起。
有意思的是,打麻將受挫后,他開始琢磨網球。寺廟后山空坪被整出一塊粗糙球場,木柄球拍、羊皮球從香港訂來。可一場冬雨過后,泥濘難收,球道根本彈不起來,運動計劃擱置。偶爾,他也提竿到廟后水塘釣魚,耐心十足,卻常常空簍而返。圍觀的警衛竊竊私語:“人還是沒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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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的囚居生活持續到1938年6月。其間,武漢保衛戰爆發,蔣介石將少帥再度西遷重慶歌樂山。這短短半年,街頭那場意外撞人,成了張學良在郴州留下的唯一驚險插曲,亦是他觀察到前線軍紀崩塌的一個縮影。
若把歷史當成鐘擺,這一年對張學良而言恰是停滯。對外,他無法左右抗戰全局;對內,他連散步都要經軍統同意。蔣介石出于政治與安全考量,用一種看似寬松卻實則密不透風的方式消磨少帥意志。張學良雖不缺衣食,但真正的自由成了奢侈品。
離開蘇仙嶺那天清晨,他回頭多望了一眼霧氣籠罩的山林。沒有告別詞,也沒有揮手,轎車沉默地駛向北門關卡。幾個月前,正是在這條路上,防彈車輕觸一名傷兵,引來滿街兵痞怒吼;幾個月后,車外景色依舊,車內的少帥卻更加沉默。沒人再提麻將、網球或釣魚,那些短暫的消遣如水中月。
戰火繼續在全國蔓延,郴州不久后也遭轟炸。彼時張學良已被轉送到桂林、貴陽,直至重慶。但無論走到哪,他都忘不了衛陽街驟起的槍口,也忘不了手下士兵出走那天的蒼涼背影——這正是他對中國抗戰最切膚的焦慮:沒有紀律與團結,再多的裝備也難贏得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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