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手照顧她,我才真正理解了“母親”這兩個字的重量。當我因為收拾家里雜物而腰酸背痛時,我才明白她身上那些老毛病是怎么來的;當我重復著瑣碎的勞作,才體會到她把我拉扯大的艱辛。我們就這樣,彼此陪伴、互相治愈。
文丨新京報記者郭懿萌
編輯丨陳曉舒
校對丨趙琳
?本文3230字閱讀8分鐘
重癥監護室里,演奏者湯幸執起小提琴,久石讓的《Mother(母親)》緩緩流淌。病床上的老人微微側目,望向拉琴的身影,心電監護儀發出規律的嘀嘀聲。
2025年的最后一天,一場特殊的演奏在廣東省東莞市中醫院舉辦。躺在病床上的聽眾,是一位肝硬化晚期患者,已經與疾病抗爭了兩年多時間。
她叫葉錦弟,年輕時曾做過兩年小學音樂老師。演奏者是兒子黃海樂特意請來的,看到母親入住ICU后狀況稍有好轉,他盼望這首曲子能為母親注入力量與信心。
這段演奏視頻被傳到網絡上,無數人為之動容落淚。
然而,生命的走向有時令人猝不及防,葉錦弟的病情急轉直下。2026年1月5日,黃海樂遵從母親的愿望,將她從ICU轉移到普通病房。
6日凌晨,葉錦弟安靜地離開了這個世界。在最后的時光里,兒子一直守在她身旁,握著她的手,輕聲講述那些藏在歲月里的故事,陪她走完了最后一程。
以下為黃海樂的講述。
ICU里的最后一曲
2025年12月31日,演奏那天,是我母親進入ICU的第三天。在此之前,我們已經和死神賽跑了一周有余。
12月初,母親開始持續發燒,服用退燒藥后仍反復不斷。在她過完77歲生日后,當月22日,我為她辦理了入院。
母親屬于肝硬化失代償期,也就是晚期。這次醫生檢查出她患有“心內膜炎”,心肌肌鈣蛋白的數值達到正常人的數倍,極易引發心肌梗死。但由于肝硬化這一基礎疾病,母親凝血功能極差,無法進行心臟手術,治療陷入兩難。
病情來得太快太猛。入院時母親氣色尚可,我們還能有說有笑;可到12月29日被推進ICU前,她已處于半昏迷狀態。
第二天探視時,醫生告訴我,她心內膜炎的指標在下降。我也驚喜地發現,她恢復了意識,能夠睜開眼睛。雖然說不出來話,聲音沙啞,但已能用眼神與我們簡單交流。
我想為她做點兒什么。母親年輕時當過兩年音樂老師,喜歡唱歌。我想送她一首曲子,用旋律代替語言,給她傳遞一些對抗病魔的力量。ICU需要安靜,鋼琴太龐大,小提琴最合適。
12月29日,我托朋友尋找,最終聯系上了小提琴演奏者湯幸。我選了久石讓的《Mother》獻給母親。
2025年的最后一天,湯幸來到了ICU。病房里只有監護儀規律的嘀嘀聲。當《Mother》的旋律從小提琴中流淌出來時,我站在一旁,用手機記錄。
母親的頭微微轉向琴聲的方向,眼睛望著演奏者。她的身上連著血透機和呼吸機,神志時而清晰時而模糊。我說不清她究竟聽到了多少,又明白了多少,但我堅定相信,這首我心中最溫馨深情的曲子,一定能抵達她的心底。
然而,這縷琴聲帶來的微光,終究還是被黑暗吞噬。元旦那天,母親病情再次反復,她陷入半昏迷。ICU病房每天探視時間只有中午短短1小時,剩下的23個小時,對我和她來說,都是煎熬。
看著她痛苦的樣子,我問出了那個問題:“母親,你是不是想解脫了?如果是的話,就眨兩下眼睛。”她對我眨了兩下。
我請身邊的親人再次確認,得到了同樣的回應。我請求醫生將母親轉回普通病房,不要她獨自在ICU里抗爭,我要陪在她身邊,走完最后一程。
后來,那段ICU里演奏的視頻被傳到網上,很多人哭了,說這是“送別的曲子”。其實,拉琴的初衷,是為了“生”,而不是“別”。只是結局來得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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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日,母親病情惡化時,黃海樂親吻她的額頭,希望傳遞愛的力量。受訪者供圖
單親媽媽雙倍的愛,治愈了我的一生
我的父親是一名水手。我13歲那年,他因工傷意外去世。當這個消息從遠方傳來時,像天塌了一樣。母親抱著我說,要不是因為我,她可能就跟父親走了。從此,我們母子相依為命。
母親用雙倍的愛,試圖彌補我缺失的父愛。父親走后,家里經濟一下子就緊張了,但我想要的東西,只要合理,她都會盡力滿足;小學時我逃學去田野玩得渾身泥巴,她沒有罵我,只是擔心我掉進泥坑里怎么辦。
她知道我孤獨,常叫舅舅、阿姨帶著表弟表妹來陪我玩;我從東莞去廣州讀中專,她心疼我來回車費貴,就坐著廠里只要4塊錢的班車來看我,帶我吃飯逛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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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春節,黃海樂9歲時,與母親的合影。受訪者供圖
父親離世是在我小學畢業的那年暑假。升入初中后,我愛打籃球。一次在球場上和同學爭執,有人罵我“有娘生沒爹教”,我氣得拳頭攥緊,卻最終沒有揮出去。
我知道,一旦鬧到學校請家長,母親若曉得我被人這樣嘲笑,她會傷心。
為了不讓她難過,我把那口氣咽下了。從那刻起,我覺得自己開始像個男人了。
母親總是用最溫柔的方式化解我的偏執。父親走的轉年,曾有人給她介紹對象。我不同意,告訴她“不愿有第二個爸爸”,最終她拒絕了那個人。
后來我懂事了,對此心懷愧疚。她卻安慰我:“幸好沒找那個人,聽說他后來也病倒了,要是找了,豈不是更麻煩?”我知道她可能是在編故事安慰我,但這份小心翼翼維護我感受的心意,讓我覺得愧疚又溫暖。
母親確診肝硬化失代償期,是在2023年。醫生說,如果不做門靜脈分流手術,血管隨時可能像吹爆的氣球,人幾分鐘就沒了。但做了手術,存活期通常也很難超過五年。我對母親說:“給我五年時間也好。”她心疼錢,也怕拖累我,但我堅持希望她做手術。
手術做了,母親的命暫時保住了,但生活質量急劇下降。她開始頻繁嘔吐,四肢無力,下不了地,出不了門。我給她買了電動輪椅,她說太貴,用不了多久。我告訴她,能用一天是一天。
這兩年多,她的肝性腦病發作了6次。每次發作,人就會意識模糊,反應遲鈍。有一次發作,我早上發現她大小便失禁,床上全是污穢。我第一時間撥打120,然后清理干凈床鋪地面。
她清醒后覺得很丟人,我說:“我怎么可能嫌你臟?你再臟都是我母親。”
她生病后,我便辭去了工作,靠著投資理財的兼職維持生活。我當時曾算過一筆賬,我的工資收入與請護工的錢不相上下,那不如我親自來。錢以后可以再賺,但再多的錢也換不回我和母親相處的最后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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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春節黃海樂和母親的合影,這是黃海樂失去父親后過的第一個春節。受訪者供圖
“媽,你現在就是我的‘女兒’”
我從被母親照顧的兒子,變成了她的全職看護。我學著用AI查護理知識,學會做飯、打理家務、幫她清理吐在床上的污物、更換成人紙尿褲。剛開始她很害羞,我說:“媽,你現在就是我的‘女兒’。現在換我來照顧你這個‘體型比較大的baby(孩子)’。”
親手照顧她,我才真正理解了“母親”這兩個字的重量。當我因為收拾家里雜物而腰酸背痛時,我才明白她身上那些老毛病是怎么來的;當我重復著瑣碎的勞作,才體會到她把我拉扯大的艱辛。我們就這樣,彼此陪伴、互相治愈。
這兩年,我時常推著她逛菜市場,推她去剪頭發,走親戚。我們約定,等春節身體好點兒,要去看剛開通的東莞地鐵一號線,去看深中大橋。她也常跟她的老姐妹“炫耀”:“現在我兒子什么都管我,我想去哪,說一聲他就帶我去。他還會做飯了,味道還不錯!”
對于離開這件事,她大概思考過很多次。這次入院前,她曾問我,如果她走了,知不知道該把她安葬在哪里。我說要把她和父親埋在一起。她閉眼,輕輕點了點頭。
1月5日下午,母親轉回了普通病房。人們都說,臨終之人最后消失的是聽覺。于是從那天下午起,我一直握著她的手,對她說話。
我跟她道歉,細數我以前做過的混賬事;我跟她規劃未來,從45歲講到80歲,描繪我今后的事業與家庭。我多么希望,等到我八十歲那年,還能有個姑娘走到面前,喊我一聲“樂仔”——那是母親喚我的小名。
我拉起她已無力的手,勾住小指,蓋上大拇指印。這是我小時候,她常與我做約定的方式。
1月6日凌晨4點20分,我看著母親的心跳歸零。我哭了十多分鐘,開始為她清潔身體。她終于不用再忍受這種痛苦,真的解脫了。
如今,母親的后事已被料理完畢。而我會朝著與她約定的目標,好好活下去。我相信,在漫長的時光里,我們終會以某種形式重逢。而我會在未來的歲月中靜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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