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寶雞火車站巨款案牽出中央關注大案

1972年的西伯利亞，冷得能把人的鼻梁骨凍裂。

在那個冰天雪地的邊防站里，克格勃的“666”主呼電臺跟魔怔了一樣，死活不肯停機。

整整兩年時間，那邊對著中國方向盲呼了54次。

他們在等誰？

等一個代號“777”、名叫“維靜”的王牌特工。

蘇聯人哪怕把電波發爛了也想不明白，這位被他們武裝到牙齒的精英，其實早就涼了。

而且栽跟頭的理由簡直讓人笑掉大牙——因為他在大夏天穿了一件厚外套。

這事兒得倒回去說，時間撥回到1969年。

那是個什么年份？

只要稍微翻翻書就知道，那年頭空氣里都飄著火藥味。

珍寶島那邊剛干完仗，北邊的蘇聯大軍壓境，國內也是緊張得不行。

咱們現在看這幾行字覺得沒啥，可在當時，老百姓的神經比琴弦還緊。

就在這一年的8月8號晚上，陜西寶雞搞了個大動作，叫“清理門戶”。

那時候陜西亂啊，上面為了穩住局面，下了死命令要嚴查流動人口。

誰能想到，這張本來是用來撈小魚小蝦的網，竟然撈上來一條從克格勃游過來的巨鯊。

那天晚上的寶雞，熱得跟個太上老君的煉丹爐似的。

火車站廣場上烏壓壓幾百號人，全被民兵圍著檢查。

就在這堆汗流浹背的人群里，有個人的畫風那是相當不對勁。

別人光著膀子都嫌皮熱，這哥們兒倒好，裹著一件厚實的夾克衫，扣子扣得那叫一個嚴絲合縫，哪怕滿頭大汗順著脖子流，人家就是不脫。

更絕的是，他手里拎著個暖水瓶，走起路來輕飄飄的，一看就沒裝水。

民兵李成永那是啥眼神？

一眼就覺著這人心里有鬼。

上去一盤查，這人掏出一張身份證，上面寫著三個字：周銅山。

這就到了咱們常說的那個詞兒了，百密一疏。

這人身上的破綻，簡直比篩子眼還多。

首先是這一身行頭。

那個年代大家日子都緊巴，誰家出門不是“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

這周銅山可好，從里到外，連襯衫帶襪子，甚至褲衩都是嶄新的。

這就好比現在你去工地搬磚，非得穿一身阿瑪尼高定，想不引人注意都難。

再看看他的車票，這哥們兒簡直是在中國地圖上畫奧運五環呢。

短短十天，從烏魯木齊殺到蘭州，跑去鄭州，進北京，折回太原又去石家莊，最后到了寶雞又要回太原。

這哪里是探親訪友，這分明就是特種兵拉練啊。

最要命的是他手里那張“墨玉縣火箭公社”的介紹信，看著紅戳挺正規，但那時候基層民兵的警惕性高得嚇人，也就是咱們現在說的“朝陽群眾”的祖師爺版本，二話不說，直接就把人扣了。

進了審訊室，這人一開始還挺能演。

問他為啥有錢，說是老爹的遺產；問他為啥穿厚衣服，說是體質弱怕冷。

這理由編得也是沒誰了，大夏天怕冷？

等到民兵要把他那件寶貝外套扒下來檢查的時候，他徹底破防了，臉都白了。

原來這外套壓根就不是用來御寒的，這分明就是個移動的特工百寶箱。

民兵從衣服口袋的最底下，摸出一根才3厘米長的玻璃小棍，看著跟個藥瓶似的。

又在挎包里翻出兩個裝著黃色液體的玻璃瓶。

至于那個不裝水的暖水瓶，那才是重頭戲。

把底座一擰開，好家伙，里面整整齊齊碼著900塊錢人民幣，全是連號的新票子。

大家可能對這數字沒概念，在1969年，這就相當于現在的巨款，普通工人不吃不喝攢好幾年也攢不夠這數。

帶著這么多錢在大街上晃悠，這不就是把自己變成了一臺行走的ATM機嗎？

這案子一級級報上去，陜西省革委會一看這裝備，立馬覺得事情大條了，連夜成立“6901”專案組。

這一查底細，才發現這個所謂的“周銅山”背景深得嚇人。

專案組兵分三路去核實，結果新疆那邊回話了：這個周銅山的戶口遷移證，是1962年伊塔事件時候被盜的作廢證件，早就失效了。

北京那邊查出來的更離譜，真有個叫周銅山的，但這人是烈士遺孤，被著名的“北京王大媽”收養，這會兒正在飯店當雜工刷盤子呢。

這下好了，李鬼遇上李逵。

審訊室里的那個假周銅山，心理防線終于崩了。

他真名叫王常玉，確實是個地道的北京孩子。

但命運這東西就是玄乎，1955年他媽帶著他改嫁給了一個在北京教俄語的白俄羅斯人，全家搬去了蘇聯。

這一走，他就成了在蘇聯長大的華人。

王常玉這種背景，簡直就是老天爺賞飯吃。

他立馬被吸納進克格勃特別行動局第六處，代號“維靜”，接受了全套魔鬼訓練，從發報到爆破，啥都會。

但是吧，訓練是訓練，實戰是實戰。

王常玉雖然技能樹點滿了，但他對當時中國的社會氛圍那是嚴重誤判。

他以為有了錢、有了假證件就能在國內橫著走，卻不懂那個年代“階級斗爭”這根弦繃得有多緊。

他交代的那些細節，讓辦案人員聽得是一愣一愣的，后背都冒冷汗。

比如，他在蘭州雖然沒接上頭，但隨身帶著一本《毛主席語錄》。

你以為他是為了學習？

錯！

這本紅寶書的紙張是蘇聯特制的，用普通硬物在上面寫字，肉眼根本看不見，只有用專門的紫外線燈照才能顯形。

這是當時最頂尖的隱形書信技術，連美國中情局那會兒都沒完全搞明白。

更驚險的是他在北京的活動。

這哥們兒曾獨自溜達到月壇北路，在一根不起眼的電線桿底下用粉筆畫道道。

這不是亂涂亂畫，這是給上線發信號，意思是“我已潛入，準備去臥佛寺取裝備”。

誰能想到，那個年代的北京香山臥佛寺和十三陵，竟然被蘇聯情報機構當成了“死信箱”，預先埋好了電臺和活動經費。

專案組根據他的供述，帶著工兵鏟去挖，真就挖出了一部每分鐘能發500組密碼的高速收發報機。

這玩意兒在當時可是高科技，發報速度快得驚人，一般的無線電監測很難捕捉到。

最有意思的是那個叫安大民的同伙。

這人純粹是個倒霉蛋，因為貪財被王常玉收買，跟著瞎跑。

兩人在石家莊澡堂子里，王常玉從那本特制的紅寶書上撕下兩頁紙，寫了一封看似普通的家信寄往蒙古烏蘭巴托。

實際上呢，這是用密寫術向總部匯報。

后來專案組把這封回信給截了，技術人員拿著放大鏡把信里的字一個個摳，終于在倒數第六個“新”字上發現了玄機——那個字下面藏著一個米粒大小的白色膠膜。

這種把情報藏在漢字筆畫里的手段，簡直就是現實版的諜戰大片，編劇都不敢這么編。

雖然王常玉身上帶著全套的高科技間諜裝備，但他本質上還是個被大時代裹挾的小人物。

他甚至沒來得及發出第一份真正有價值得情報就被抓了。

也正因為他破壞有限，再加上態度還算端正，配合交出了電臺和密碼本，讓他后來撿回了一條命。

1969年10月，他被關進秦城監獄，這一關就是9年。

等到1978年，時代變了，風向也變了。

北京市公安局重新審視這個案子，覺得既然沒造成實質性重大危害，也沒必要趕盡殺絕，最后判了個免予起訴。

這個曾經讓中南海都掛上號的蘇聯王牌特工，最后被安置在某個勞改農場就業，徹底淹沒在茫茫人海里，再也沒了聲響。

現在回頭看這樁“新中國首例蘇聯間諜案”，與其說是克格勃輸給了中國公安，不如說是輸給了那個特殊的時代。

在那個人人都是警衛員、個個都是偵察兵的歲月里，王常玉穿著那件格格不入的新外套走進寶雞火車站的那一刻，結局其實就已經注定了。

至于那54次來自西伯利亞冰原的呼叫，最終也只能消散在歷史的寒風里，成了冷戰歲月里一個荒誕的注腳。

參考資料：

穆玉敏，《北京警察百年檔案：1969年蘇聯間諜案始末》，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年。

陜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陜西省志·公安志》，三秦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