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新青年·新思考丨“科技資助研究，從‘視角’到‘議題’的轉變”

科技資助是“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效能，全面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搶占科技發展制高點，不斷催生新質生產力”的有效抓手和有力保障。科技資助問題不僅貫穿科研活動的始終，也是鏈接社會經濟發展多主體的紐帶。

2026新年伊始，我們邀請了來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科學院、上海社會科學院、新基石基金會以及國內外著名高校的青年戰略科學家、政策研究者及實踐者，劉陳立、熊鴻儒、陳凱華、吳登生、邸俊鵬、王健、許守任、尹德云、王高峰、阿儒涵從科技資助問題的多個視角共同探討科技資助議題，期待科技資助研究從“視角”到“議題”的轉變，在更好支撐科技自立自強、引領發展新質生產力方面，在議題研究自身的體系化、理論化方面都實現長足發展。

——阿儒涵

熊鴻儒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創新發展研究部第三研究室 主任/研究員

在更高水平上強化科技投入對“十五五”高質量發展大局的支撐作用

中共中央關于“十五五”規劃的建議指出，中國式現代化要靠科技現代化作支撐。多年來，我國科學技術投入水平持續快速增長，基本與所處發展階段相適應。“十四五”時期，全國財政科技支出預計突破5.5萬億元大關，比“十三五”時期增長34%。在財政投入的強勁帶動下，我國全社會研發投入總量2024年突破3.6萬億元，較2020年增長48%，“十四五”前四年年均增長10.5%；研發強度在2024年達到2.68%，超過歐盟國家平均水平。

面向“十五五”，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引領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戰略任務更加緊迫，需要在更高水平上進一步充分釋放科技投入的放大倍增效應、資源再配置效應和戰略引領效應。從某種程度上說，“怎么投”、“往哪投”比“投多少”更重要。如，以超常規措施推動重點領域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需要怎樣的科技投入機制；基礎研究投入如何突出戰略性、前瞻性和體系化布局；如何從根本上增強企業加大基礎研究的動力；中央和地方的科技投入如何更好協同；如何放大科技投入對培育經濟新動能的成長倍增作用；科技投入如何更好體現“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相結合；新興領域國家安全能力建設需怎樣的科技投入機制；科技投入方式需哪些關鍵改革才能更好服務深化國際交流合作。

陳凱華

中國科學院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教授，中國科學院大學國家前沿科技融合創新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科技創新投入與國家創新體系效能：構建科技創新投入計量理論框架

科技創新投入是國家創新體系運行的重要基礎變量，其規模、結構與配置方式影響創新體系效能。對科技創新投入的水平、結構和因素進行計量分析，是支撐科技創新資源配置、管理與相關決策的重要基礎，也是識別國家創新體系運行狀態和提升整體效能的關鍵起點。科技創新活動的日益復雜化對科技創新投入計量的理論和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戰。“科技創新投入的水平怎么樣？”“投入要素的最優分配結構是什么？”“影響投入的關鍵因素有哪些？”，這些問題的回答亟需構建系統化的投入計量理論框架。

當前，科技創新活動過程從線性模式到鏈式模式、系統模式再到網絡與開放模式演化發展，活動形態向數智化、平臺化轉型，活動主體特征向多元化、層次化轉變。在這一背景下，科技創新投入的范疇從研發過程中的人財物投入向制度、政策、文化等方面拓展，投入計量問題從發展問題向結構問題和動力問題推進。一方面，科技創新投入水平的發展現狀和趨勢作為支撐科技資源優化配置的首要依據，仍然缺少一套科學測度、合理預測的計量分析框架；另一方面，科技創新投入結構作為各類創新要素在領域、區域、產業之間配置的依據，缺少在不同尺度視域下的差異性分析和最優配置結構估計；投入影響因素作為制約投入效能的動力機制，缺少宏-中-微觀層面的復雜因素識別以及作用機制分析。

因此，“十五五”期間，科技創新投入計量研究需要聚焦我國科技創新投入的發展、結構與動力新議題，構建反映科技創新活動新特征、與國家創新體系運行邏輯相契合的科技創新投入計量理論框架，運用計量分析思路和技術手段促進我國科技創新投入效能和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提升。

劉陳立

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院長，定量合成生物學全國重點實驗室主任，國家生物制造產業創新中心首席科學家

打通“創新鏈”和“利益鏈”，推動科技投入形成真正生產力

當前，國家正深入推動“十五五”規劃，加快培育新質生產力。在此進程中，科技投入不能只看“花了多少錢”，更要看“錢怎么花”、“花在哪里、效果如何”。實踐中面臨實驗室中的科研成果難以轉化為市場成熟產品的困境。究其原因，傳統投入模式只關注最初的基礎研究和最后的產業化，卻忽略了從技術雛形到產品原型這個關鍵 “中間階段”。“中間階段”是連接創新想法與實際產品的橋梁，是技術發展的載體。橋梁的缺失不僅導致創新思想無法落地，也失去了通過工程測試和市場反饋來優化前期研究的機會，導致整個創新體系難以形成“研發-應用-反饋-再研發”的良性循環。

要改變這一局面，必須在投入機制上創新，“將傳統的線性模式轉化為非線性互動模式”，打通“創新鏈”和“利益鏈”。一方面，鼓勵高校和科研機構開展貼近產業需求、具備轉化條件的技術研發，直接輸出比較成熟的技術或產品原型。通過明確知識產權歸屬、設計合理的收益分享機制，把企業、高校、科研人員和投資者的利益緊密捆綁在一起，讓大家都有動力、有信心長期投入；另一方面，推動政府、市場、企業、金融等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引導資源重點投向創新鏈中后段的瓶頸環節。政府可以設立引導基金、提供風險補償，吸引社會資本和產業資本更早介入創新過程，一起承擔風險、共享收益，啃下“中間階段”投入大、風險高的硬骨頭。

科技投入的最終目標是形成實實在在的生產力。只有通過機制創新，帶動投入結構精準優化，才能真正打通從技術突破到產業應用的鏈條，讓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融互促，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持續而強勁的動力。

吳登生

深圳大學管理學院特聘教授

AI：科技投入效能的“倍增器”

在科技資源配置效率這一科研管理的核心議題上，人工智能（AI）正帶來深刻的范式變革，成為科技投入效能的“倍增器”。

傳統科研模式中，大量資源消耗于重復試驗、數據篩選與試錯探索。而AI的介入，正在系統性地重塑這一格局。在藥物研發領域，AI模型能在數周內完成原本需數年的分子篩選，將早期研發成本降低數十倍；在材料科學中，機器學習算法可高效預測數千種材料組合的性能，顯著加速新材料的發現周期；在科技數據處理方面，訓練后的圖神經網絡模型已能實現一天內完成千萬級學術論文標題的智能分類與學科標注。

AI賦能科技投入的真正核心在于實現深度人機協同。它并非取代科研人員的創造力，而是將科研人員從繁瑣重復的勞動中解放出來，使其更專注于高階思考與突破性創新。當研究人員能夠借助AI工具并行探索多個研究方向時，科技投入的邊際效益呈現出幾何級數增長。這種“效能提升”不僅是速度和成本的優化，更是為科學研究打開了新的可能性空間。

需要注意的是，這種效能提升也伴隨著新的挑戰：如何確保AI決策過程的透明度？如何防范算法偏見對科研方向的潛在影響？這些問題要求我們在積極擁抱技術革新的同時，同步構建相應的治理框架與倫理規范。

王健

蘭卡斯特大學萊比錫校區副教授

科研資助模式變革與科研創新：走向更系統和多維度的制度研究

近年來，西方國家的科研資助體系正經歷深刻轉型，逐步從以德國為代表的講席制，轉向以美國為代表的競爭性、項目制資助模式。這一轉型提升了資源配置的透明度與效率，但也引發了一個尚未得到充分回答的重要問題：以短周期、強規劃和成果可預測性為特征的項目制資助，是否抑制了長期性、高風險、具有突破潛力的研究？

盡管關于現行資助體系是否不利于原創性研究的討論不斷增多，我們在系統層面的認識仍然有限。例如，在國家或區域層面，原創性與漸進性研究、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之間，怎樣的整體結構才最有利于科學進步和經濟增長，仍缺乏清晰的經驗證據。這不僅是學術問題，也是關乎長期科技競爭力的政策議題。

與此同時，對科研資助決策微觀機制的理解同樣不足。近年來，部分項目嘗試通過延長資助周期、提高經費額度、強調以人為中心的支持方式來鼓勵高風險研究。然而，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評審過程中對新穎性的系統性偏見依然存在。無論資助人還是資助項目的遴選機制，核心挑戰都在于如何更有效地評估和識別真正具有變革潛力的研究與研究者。

因此，未來亟需從認知與制度兩個層面深化研究，理解評審者在面對高度新穎想法時的判斷偏差，并探索通過評審程序、委員會構成和評分機制的改進，更好地支持具有長期價值的科研探索。

邸俊鵬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副院長

政府科技投入的經濟學邏輯與機制創新

從經濟學視角看，科技創新尤其是基礎研究與共性關鍵技術，具有顯著的公共產品屬性和強烈的正外部性。這導致私人收益常低于社會收益，單純依賴市場會出現投入不足的“市場失靈”。因此，政府介入的核心經濟學依據在于彌補市場缺陷，支持那些社會回報高但私人部門因風險高、周期長而無力覆蓋的領域。從國家競爭戰略看，政府投入也是突破關鍵核心技術、搶占創新制高點、避免“低技術鎖定”的戰略舉措。

管好用好政府科技投入，關鍵在于精準定位與機制創新。財政資金應聚焦市場失靈環節，特別是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探索。在投入方式上，需創新政策工具，運用“撥投結合”、政府引導基金、貸款貼息、風險補償等多元化手段，以發揮“四兩撥千斤”的杠桿效應，撬動更多金融與社會資源投向科技創新。

更為根本的是，政府角色應從直接的項目“操盤手”轉變為創新生態的“構建者”與“引導者”。這要求政府致力于營造開放、公平、包容的創新生態，通過完善知識產權保護、暢通成果轉化渠道、保障競爭中性等制度，使各類主體特別是中小企業能公平參與并受益。最終目標是構建政府、市場、社會協同發力，顛覆性突破與包容性發展相互促進的現代化創新體系，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持久動力。

許守任

新基石科學基金會

社會力量投入激活基礎研究新動能

構建基礎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是新時期科技資源優化配置的核心方向。近年來國家持續鼓勵社會力量通過設立科學基金、公益捐贈等方式支持基礎研究。作為政府科技投入的有益補充，社會力量憑借資金靈活性強、寬容度高的優勢，不僅成為科技投入的增量，更成為破解基礎研究“長周期、高風險”痛點的關鍵變量，為科技投入效率提升與機制創新注入新動能。

然而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社會力量投入基礎研究的規模與機制仍存在顯著差距，我國企業基礎研究投入占比不足4%，而美國企業及非營利組織的貢獻接近40%。社會力量投入的多元化程度不高，體系化支撐能力尚未形成；激勵政策在普惠性、操作便捷性和力度上仍有提升空間。

未來真正激發社會力量投入基礎研究的活力，需要制度環境、評估機制與生態培育協同推進。進一步健全政策引導體系，通過優化稅收優惠、強化榮譽激勵等機制，提高更多社會主體的投入積極性。建立科學長效的評估機制，對運行規范、公信力強的社會力量給予明確且有力的政策支持。加強科技慈善文化與主體培育，引導優勢企業加大投入，推動高質量社會科技獎勵涌現，打造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科學基金品牌。讓社會力量成為基礎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中的堅實力量和“源頭活水”。

尹德云

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

基于科學的應用技術創新正在重塑區域創新版圖

當杭州以人工智能重塑智造，粵港澳大灣區登頂全球創新集群，一幅以“基于科學的創新”為內核的區域發展新版圖已然清晰。這標志著，中國區域競爭正經歷一場深刻的范式轉移：從產業與政策的“單項競賽”，轉向對源頭創新供給與成果轉化效率的“系統重塑”。在這一進程中，地方政府角色發生關鍵演變，從傳統的環境營造者，轉變為創新生態的核心“投資者”與“架構師”。面向2026年，科學經濟學研究亟待為這場實踐提供更深層的理論洞察與政策工具，以下方向尤為關鍵：

第一，重構科研資助的“風險觀”：從項目管理到創新策源。隨著地方財政成為研發投入重要來源，其資助邏輯深刻影響著科研方向。核心議題在于：在央地財政分工（中央重基礎、地方重應用）的既定格局下，如何設計更具協同性的資助組合，避免重復投入與區域差距擴大？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追求短期“效率”與“可控”的項目制之外，構建能夠識別、包容并長期支持高風險、長周期、非共識的顛覆性研究的機制？

第二，破解成果轉化的“系統失靈”：從關注數量到構建市場。從“紙”（論文專利）到“錢”（產業效益）的轉化鴻溝，癥結常在系統聯動不足。研究應超越對單一要素（如技術經理人）的討論，聚焦于如何設計區域性“知識市場”。這包括：如何構建更清晰、可操作的知識產權分割與權益分配規則以激勵科研人員？地方政府主導的概念驗證中心與中試平臺，如何與市場化風險資本形成接力而非替代？如何度量成果轉化的經濟與社會回報，以優化公共資金投向？

第三，培育創新生態的“適配性”：從簡單移植到有機生長。“熱帶雨林”式生態無法靠“植樹造林”速成。為何相似政策在各地效果迥異？關鍵在于“適配”。未來研究需剖析地方政府政策如何與本地產業基礎、人才結構、金融深度等要素耦合。

回答這些問題，不僅是為了學術進步，更是為了在中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的關鍵階段，為各區域探索出一條兼顧效率與韌性、立足科學、通往未來的獨特創新之路提供堅實支撐。

王高峰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

構建公平多元化的資助體系，釋放科技創新效能

科技投入不僅為科研活動提供資源保障，更通過資助規則、評價標準等連接著知識生產與社會需求，塑造科學技術與社會的互動關系，對科技創新的發展具有基礎性、引領性作用。科研活動越發依賴長期、穩定且系統化的資源支持，使科技投入逐漸呈現出規模集中、學科交叉、目標導向與社會應用深度結合的特征。當前，科研經費配置往往偏好可度量、可驗收的成果，這不僅加劇了科研領域的馬太效應，也使得高風險但可能改變技術軌道的探索難以獲得穩定支持。因此，構建公平多元化資助體系，優化資源配置與評價邏輯，平衡短期成果與長期積累，充分釋放科技創新效能，推動科技與社會良性互動發展，顯得至關重要。

未來科技投入需聚焦三大重點：其一，以使命為牽引并明確問題邊界、里程碑與退出機制，同時建立成果驗收的容錯容損機制，為原始創新預留空間；其二，從單點撥款轉向組合資助，在基礎研究、關鍵核心技術與應用示范之間形成梯度接力，配套“賽馬制”與“揭榜掛帥”等機制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其三，重塑評價與問責邏輯，弱化唯數量的績效導向，強化對平臺建設、協同效果與社會影響的評估。

阿儒涵

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研究員，第三方評估研究支撐中心副主任

科技資助研究：亟待實現從“視角”到“議題”的轉變

科技活動的開展需要資金的支持，科技資助問題貫穿科技創新的全過程。“誰來出資？”、“投給誰？”“如何資助？”，簡單的問題背后鏈接著復雜的場景和理論。也許是由于科技資助問題“萬金油”的特點，學者們習慣以資助作為“視角”切入，直奔科研組織模式、科研人員職業生涯發展、科技成果轉化等具體的問題。出現了看似研究了很多資助問題，但也無法給出資助策略答案的局面。

當前科技已深度融入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領域、全過程，成為驅動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引擎，也是大國博弈與地緣政治競爭的重要支撐。對科技資助的研究，也已超越財政資金配置、科技領域布局的單一范疇，上升為關乎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保障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夯實國家競爭優勢的戰略性議題。特別是在全球經濟復蘇進程放緩、不確定性因素增多，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對科技創新的需求愈發迫切且多元的背景之下，科技資助是政府宏觀科技政策落實落地的通路，是撬動科技領域各項改革的抓手，也是鏈接科技支撐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渠道，高質量的科技發展需要高水平的科技資助研究作為支撐。

因此，在“十五五”開局之年，科技資助研究亟待實現從“視角”到“議題”的轉變。理論上，在現有科學學、管理科學與工程、政府管理多學科融合的基礎上，融入更多經濟學研究方法，開辟科學經濟學研究等新方向；在此基礎上，更多參與戰略政策實踐，不僅支撐當前面臨的“花錢無效、花錢低效”等管理問題的解決，更要在長時間尺度上助力科技創新到新質生產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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