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新東方創始人俞敏洪從南極發回“企鵝抱團取暖”的內部信,激勵員工共克時艱時,互聯網的回應卻是“老板在南極看企鵝,員工在格子間加班”的群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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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南極贊嘆“浩瀚的潔白”“翡翠般的冰山”時,更多的人正在面對電腦屏幕焦頭爛額;當他以企鵝越冬贊嘆團隊精神時,無數員工卻在計算這個月的績效在扣除房租后夠不夠吃飯。
“南極的陽光”是那么的溫暖,“格子間的燈光”是哪么刺眼,雞湯面對“KPI”和“996”時,注定是冰冷的且難以消化的。
無獨有偶,演員閆學晶在直播間為兒子“一年只掙幾十萬不夠養家”而憂心忡忡,遇到的不是共情而是嘲諷,社交媒體賬號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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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件事看似風馬牛不相及,揭開的是中國精英階層自古以來的一種深入骨髓的精神病灶:基于認知差異和資源特權之上的傲慢,以及用精致語言包裝并自我感動的偽善。
如果追根溯源,這套傲慢與偽善的功夫,在我們的老祖宗時代,那些精英士大夫們早已玩得爐火純青——這種病有千年文化基因。
從浩瀚的詩詞歌賦中,可略見一斑。士大夫筆下的田園風光,優美詩篇,堪稱最早的“精英雞湯”。王維晚年隱居輞川別墅時吟詠“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煙”,陶淵明閑適淡泊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些被傳頌了千年的詩句,仿佛一個超然物外、恬淡高潔的精神烏托邦。
“悠然見南山”的背后是“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地是他的,佃戶們交租;李紳寫下自己名句“汗滴禾下土”,轉頭就赴權貴酒局。士大夫的田園詩,不過是把農民的苦調成水墨,把租稅賬單裁成宣紙,蓋一枚“歸隱”章當作朋友圈的封面。今天的精英們依舊在照抄古人的腳本——俞老師的“人生必修課”是南極的冷風,閆演員把“百萬年消費”說成“窮人的焦慮”,妥妥現代版的“采菊東籬下”——菊花變成雪花,東籬下換成直播間。
古代精英士人們精致審美的背后是“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的佃農血汗,是“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的殘酷現實。“田園之樂”是一種真實,精美的詩意掩飾了社會的另一種真實——用審美消費民間的疾苦。他們不是真正回歸土地,而是退回到由地租和文化特權構筑的舒適區,虛偽地以“淡泊明志”來自我標榜。
時至今日,俞敏洪的“南極雞湯”與閆學晶的“哭窮”,不過是這種精神病的當代變種。
俞敏洪以企鵝為喻,以抽象的“團隊精神”和“奮斗哲學”進行宏大敘事;閆學晶的焦慮,更是“何不食肉糜”的現代版本——以頂層精英的消費標準和成功坐標,去丈量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其言下之意是:年入幾十萬尚不能“維持運轉”,那掙扎在溫飽線上的大眾,豈非不配為人?
這種傲慢源于認知脫節與共情缺失。精英階層往往身處由財富、人脈與機遇編織的“認知幻覺”中,有的人完全喪失了感知普通人“生存困境”的能力。他們已經編織各種“雞湯”敘事——從“我的成功可以復制”的創業神話,到“財富是認知的變現”的抽象說教,無一不是將復雜的社會經濟問題,簡化為個人努力或認知水平的差異。
這與古代精英士大夫將社會危機歸咎于“人心不古”,而忽視土地兼并、賦稅苛重的制度性弊端,何其相似!
更值得玩味的是其偽善性。古代士大夫一面享受著佃農耕作帶來的優渥生活,一面在詩文中抒發對“漁樵生活”的向往;今日某些精英,一面依靠時代紅利與不完全公平的規則積累財富,一面卻熱衷于教導公眾要“感恩”、“奮進”、“理解”。
他們的敘事,無非是一種“勝利者的美學”,既美化了自己的成功路徑,又巧妙地將失敗或困境歸咎于個體。
當俞敏洪書寫南極感悟時,或許他真誠地相信自己是在傳遞智慧與溫暖,但他忽視了一點,肉身赴南極的本身,就是其階層地位的昭然宣示。
公眾的憤怒與嘲諷,不過是對這種千年偽善的本能性厭惡。當“打工人”、“牛馬”成為普遍的自嘲,當“躺平”引發廣泛共鳴,這實際上是一場“沉默大多數”對精英敘事的消極抵抗。當網友們用戲謔解構崇高,用嘲諷戳破幻覺,無非就是想說:請不要再用虛幻的雞湯忽悠真實的具體的人。
精英階層若不能打破自身的認知壁壘,謙卑地俯身傾聽土地上真實的嘆息,那么無論多么華麗的言辭,終將淪為這個時代最刺耳的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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