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供應鏈金融多起百億級暴雷案！國企虛假貿易頻發，怎么防范？

審計報告顯示，某省糧油集團的玉米代采代銷業務虧損1.2億元后，管理層才倉促發現第三方倉庫中所謂的玉米庫存僅剩合同約定的60%。

一位地方國企供應鏈公司總經理坐在辦公桌前，左邊是集團要求年度營收翻倍的指標，右邊貼著國資委“十不準”通知中用紅筆重重圈出的禁令條款，人員編制表顯示全公司僅15人。

過去靠“走單不走貨”刷流水的捷徑已被堵死，但團隊要在合規基礎上完成數十億營收，在當下的市場環境中幾乎是天方夜譚。

01 風險爆發

供應鏈金融領域正經歷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一系列巨額損失案例表明，這個曾被寄予厚望的金融創新模式在某些國企中已異化為高風險游戲。

安徽一家省級國企因供應鏈業務涉融資性貿易而遭遇詐騙，經濟損失超50億元。這只是冰山一角，地方國企在供應鏈金融領域的風險事件正以驚人頻率爆發。

2024年6月，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通報，內蒙古一家千億級國企旗下的供應鏈管理城投子公司因融資性貿易問題被查處，多名負責人被問責。

這些案例揭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現實：許多表面光鮮的供應鏈金融業務，實質上是披著貿易外衣的金融游戲。

02 案例解構

三起具有代表性的暴雷案例充分暴露了供應鏈金融領域存在的系統性風險。地方國企的玉米代采代銷虧損、民企與城投的循環貿易騙局以及跨越十年的棕櫚油貿易糾紛，成為行業風險警示的標志性事件。

某省糧油集團玉米代采代銷業務虧損1.2億元，直接原因是價格波動與貨權失控的雙重打擊。

2022年9月，該集團為鎖定利潤在期貨市場進行套保，但2023年初國內玉米價格暴跌，下游客戶拒絕提貨要求重新議價。

與此同時，倉庫實際庫存僅為合同約定的60%，供應商涉嫌將同一批玉米重復質押給多家貿易商，形成“一貨多賣”。

均和集團與城投公司之間的循環貿易網絡則呈現出更為復雜的特征。這家曾躋身全國500強的企業，通過與至少24家城投公司建立貿易循環，推高各方業績。

簡單模式下，均和系公司同時充當城投公司的供應商和客戶進行大宗交易；復雜模式下，均和與城投成立合資子公司，均和持股49%參與經營管理，城投持股51%實現合并報表。

這種安排使城投公司的貿易業務收入占比大多超過40%，部分可達80%到90%。
安徽華文國際經貿股份有限公司與云南惠嘉之間的棕櫚油貿易糾紛，則揭示了長期融資性貿易可能導致的災難性后果。

2008年至2014年間，兩家公司保持商業聯系，云南惠嘉負責人在行賄安徽華文高管后，通過偽造貨權轉讓通知書等手段超額提走貨物而未足額付款。

造成安徽華文直接經濟損失32.3億元，間接損失20.15億元。中轉倉儲方辯稱，正是因為這筆交易名為買賣實際為借貸，安徽華文在案發7年后一直未主張提貨，才導致國有資產巨額流失。

03 根源剖析

這些觸目驚心的案例背后，是國企供應鏈金融領域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矛盾。考核機制扭曲、利潤來源錯位和權責邊界模糊，共同構成了風險滋生的土壤。

融資性貿易的根本原因在于這是以貿易為名進行資金拆借或融資。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肖京指出，這個過程涉及多方利益主體，法律關系復雜。

一旦資金需求方無法及時清償債務，就會導致連鎖反應。北京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王營補充道，融資性貿易活動因涉及多層增信結構而顯得更為隱蔽。

國企在供應鏈金融領域的困境部分源于人員與任務的不匹配。一家焦作國企供應鏈公司招聘風控法務崗時，要求一人包攬“風險防控體系搭建+合同全周期管理+供應商合規審查+全員法律培訓”。

而團隊總編制不足20人。這種“小馬拉大車”的局面使風險管控難以落實。

傳統考核機制加劇了企業的短視行為。某央企法務合規與審計部副部長透露：“地方國企為獲得短期利益，往往會利用自身的資金優勢，通過融資性貿易進行套利。”

這種行為雖然短期內可能帶來利益，但長期來看不僅增加系統性風險，還會擾亂金融秩序。

04 模式異化

在大宗商品貿易領域，供應鏈金融的本意是通過核心企業信用支持，為上下游中小企業解決融資難題。但在實際操作中，這一模式常常偏離初衷，異化為純粹的金融套利工具。

融資性貿易在實務中主要演變為兩種形式：“買賣型”和“增信型”。前者通常以訂立買賣合同并支付貨款為形式進行資金拆借，后者主要是由參與的各方主體以貨物所有權、應收賬款等財產權益，依托其他貿易手段和金融擔保工具，實現短期融資或增持信用。

一位曾在地方國企做過保理的人士透露：“實際情況中，走單不走貨很常見。比如單據、合同都是真的，但就是不提供貨物。”

甚至很多公司還將關聯的公司掛到國企之下，表面看和國企進行正常貿易往來，實際上這些應收賬款都是“左手倒右手”，通過關聯交易來做大規模，從而獲取更多融資機會。

不法機構的悄然涌現令市場環境變得更加復雜。這些機構瞄準了供應鏈金融領域，打著提供大宗商品貿易供應鏈服務的旗號，承諾提供資金和上下游客戶，幫助政府平臺、國企、上市公司等做大貿易。

他們聲稱，通過這些服務，企業可以實現低成本的貿易融資，提升信用評級，以及美化財務報表等目的。

05 監管重拳

面對屢禁不止的融資性貿易，監管部門近年來持續加大整治力度。國務院國資委自2012年起便對融資性貿易展開監管與控制，且逐年加大力度。

2018年，國務院國資委明確將融資性貿易界定為違規業務，并列為嚴格“禁止”的范疇。2023年10月，國資委發布《關于規范中央企業貿易管理嚴禁各類虛假貿易的通知》，嚴禁各類虛假貿易業務的開展，業內俗稱“十不準”。

“十不準”政策的核心邏輯在于貿易真實性高于形式合規性。即便合同文本表面合規，若缺乏真實貨物流轉、價格不透明或脫離主業，仍會被定性為違規。

審計機構如今像偵探般深挖業務細節：企業是否擁有產品定價權？毛利是否僅覆蓋資金成本？貨物是否有實際交付？質量管控責任是否落實？

該政策還強調將進一步加大對虛假貿易業務的追責問責力度，一經發現，企業直接責任人就地免職，免職后再查。

地方層面也出臺了相應政策。2022年9月，內蒙古國資委印發的《內蒙古自治區國資委出資監管企業重大經營風險管控辦法（試行）》中要求，地方國有企業要嚴控缺乏交易實質的變相融資，嚴禁融資性貿易和“空轉”“走單”等虛假貿易業務。

06 銀行警示

對于為供應鏈金融提供資金的銀行而言，識別交易真實性已成為風險管控的核心課題。專家提醒銀行信貸員必須看清三要素：真實貨物、上下游真實利潤、核心企業真實關系，而非僅僅迷信數據平臺。

一些銀行已開始通過技術手段加強風險識別能力。據21世紀經濟報道了解，一些大型銀行與大型國央企以及頭部民營企業的ERP（企業資源規劃）系統直聯，能夠獲取項目中核心企業的發票、采購、供貨等全部交易往來數據。

銀行自身也建立了風險預警系統，能夠通過數字化來加強風險識別能力。例如遇到與主業不匹配的頻繁大額交易等異常動向時，系統會進行自動提醒。

法律專家指出，融資性貿易模式在經濟上行階段風險或許并不明顯，但在經濟下行階段，資金需求方的違約將會有可能導致資金提供方資金斷鏈，從而引發連鎖反應。

企業也會因此承受多重法律風險，包括合同無效、資金損失等民事風險，以及承擔集資詐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虛開增值稅發票、合同詐騙等刑事責任。

肖京進一步強調，無論在哪種類型中，融資性貿易都會涉及多方利益主體，使得相關單位和個人都暴露在法律風險之下。

07 轉型路徑

盡管面臨諸多挑戰，仍有一些國企探索出了供應鏈金融的健康發展路徑。這些成功案例表明，通過模式創新和技術賦能，供應鏈金融完全可以回歸服務實體經濟的本源。

四川彭州的“數字倉融通”模式提供了一個可行范例。當地政府牽頭搭建數字倉單平臺，采用“政府引導+本地三方倉儲監管運營”模式，整合蔬菜協會、保險公司、倉儲企業等多方資源。

該平臺通過數字倉單質押融資，使貿易商能夠在收獲季獲得資金收儲農產品，錯峰銷售以獲得更好價格。

安徽阜陽則探索了“數字倉單”模式，由當地大數據運營公司搭建農產品供應鏈綜合服務平臺，以生姜等季節性農產品為重點，覆蓋其種植、收購、加工的全鏈路。

針對生姜收購季資金需求急、周期短的特點，通過數字化改造實現電子倉單質押，聯動金融機構快速融資。

上海某國資供應鏈公司與盒馬的合作展示了國企與民企協作的可能性。盒馬獲得1億元專項政策性擔保授信，同時作為上海“政銀保擔”試點企業，擁有推薦供應商白名單的資格。

政府通過盒馬將符合標準的涉農供應商納入白名單，給予最高100%保費補貼和80%貸款利率補貼。這種“國企信用+民企效率”的模式，既解決中小供應商融資難，又保障了供應鏈穩定性。

黃石城投集團的資產支持專項計劃發行現場，工作人員正在打包48家客戶的應收賬款，其中部分公司屬于均和系隱秘關聯方。

這些經過復雜貿易循環形成的應收賬款，被打包成資產支持專項計劃，最終從資本市場獲得19.56億元融資。

在一家國企的會議室里，審計人員正仔細檢查著玉米代采代銷業務的每一份合同和貨權證明。倉儲方辯稱，正是因為安徽華文與云南惠嘉之間的交易名為買賣實際為借貸，所以安徽華文在案發7年后一直未主張提貨。

會議室墻上的時鐘指向深夜，審計工作仍在繼續。

內容來源：一只小小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