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元老、軍統教父，余樂醒為何與戴笠鬧掰，又死在新中國監獄？

1959年，一份死亡通知單從監獄里遞了出來，上面寫著一個名字：余樂醒。

那時候沒人把這當回事兒，甚至覺得這人死有余辜。

為啥？

因為他是作為“黑心奸商”被抓進去的，罪名是在抗美援朝期間生產劣質汽車配件，坑害志愿軍。

這事兒擱那個年代，絕對是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但要是把時間軸往回拉個二十年，只要提起“余樂醒”這三個字，戴笠手下那幫殺人不眨眼的軍統特務，都得畢恭畢敬喊一聲“老師”。

再往前倒十年，他是周恩來在法國勤工儉學的鐵哥們，是葉挺獨立團的座上賓，甚至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那批黨員之一。

這就很有意思了：一個手里握著“紅色元老”和“藍衣社教父”兩副王炸的頂級聰明人，最后怎么就混成了個被自己算計死的階下囚？

說白了，這哥們兒就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典型的“高智商、低財商”投機客。

他這一輩子，成也技術，敗也算計。

咱們先從他那個最丟人的結局說起。

建國初期，按理說像余樂醒這種軍統核心層的大佬，能留條命就不錯了。

但他運氣好，腦子也轉得快。

上海解放前夕，他眼看國民黨大勢已去，立馬在家架起秘密電臺，幫著地下黨策反國民黨軍隊，甚至還協助我也黨順利接管了上海的一批重要物資。

這一把“梭哈”，他賭贏了。

新中國成立后，給了他極大的寬大處理，不僅沒殺頭，還安排他在上海的一家機械廠當總工程師。

這待遇，說是天上掉餡餅都不為過。

這時候，只要他老老實實搞技術，憑他在蘇聯學的那些真本事，混個晚年安穩一點問題沒有。

可壞就壞在他那個“精明”勁兒又上來了。

抗美援朝爆發，前線急需物資，他所在的工廠接到了給志愿軍卡車生產配套零件的任務。

正常人想的是怎么保家衛國，余樂醒想的是：發財的機會來了。

他覺得反正天高皇帝遠，零件差點兒也沒人知道，就在生產過程中偷工減料，把省下來的錢裝進了自己腰包。

你敢信？

前線戰士在零下三十度的冰天雪地里運物資，車壞在半路就是活靶子，他卻在后方為了那點差價搞這種爛事。

這種錢都敢賺，已經不是政治立場的問題了，這是把良心拿去喂了狗。

結果可想而知，“三反五反”運動一開始，他這種頂風作案的典型立馬被揪了出來。

這一次，沒人再保他，也沒法保。

他就這樣把自己作進了監獄，蹲了幾年大牢，最后病死在里面。

很多人看到這兒可能會納悶：這么一個受過高等教育、見過大世面的人，眼皮子怎么這么淺？

這事兒吧，得從他的“出廠設置”找原因。

余樂醒早年那是真正的“精英配置”。

1919年赴法勤工儉學，那是和周恩來、李富春同一批的大神。

在法國學化學機械，后來又去蘇聯專門學“政治保衛”，也就是特工技術。

那個年代懂這個的中國人，鳳毛麟角。

他在蘇聯受的是正兒八經的“契卡”訓練，搞爆破、配毒藥、造炸彈，那都是專業級的。

回國后，他很快就在北伐軍里混得風生水起，葉挺都得高看他一眼。

如果不瞎折騰，他在革命隊伍里堅持下來，建國后少說也是個部長級的元勛。

但人生的分水嶺，往往就在一念之間。

1927年，南昌起義部隊南下受挫，局勢那是相當兇險。

這時候，余樂醒心里的算盤珠子開始噼里啪啦亂響：這革命看著是要黃啊，還是保命要緊。

他不但跑了，還干了一件極不地道的事兒——卷款潛逃。

他利用職務之便，扣下了一批用來給部隊發餉的黃金，帶著錢躲進了上海的租界。

這一跑，徹底斷送了他的紅色前程。

在他看來，這是“及時止損”，但在歷史看來，這就是投機分子的本性暴露。

拿著這筆黑心錢，他在上海過了幾年舒服日子。

但坐吃山空啊，等到錢花得差不多了，他又開始琢磨下家。

余樂醒這一出現，簡直就是想睡覺來了枕頭。

兩人一拍即合。

戴笠看中了他的蘇聯特工技術，他看中了戴笠背后的權勢。

于是，余樂醒搖身一變，成了軍統的“技術總監”。

如果你去翻翻軍統的內部資料，會發現著名的臨澧特訓班，實際的一把手其實是余樂醒。

他把蘇聯那一套特工理論，結合自己學的化學機械知識，搞出了一套系統的特務教材。

什么隱形墨水怎么配、定時炸彈怎么定、汽車怎么改裝，全是他在教。

可以說，國民黨那幾十萬特務，不論是搞暗殺的還是搞情報的，追根溯源，祖師爺都是余樂醒。

他在軍統內部被稱為“余主任”，那是真正的實權派，門生故吏遍布天下。

在權力的游戲里，懂技術永遠玩不過懂權術的。

隨著軍統勢力越來越大，戴笠開始忌憚這個資歷比自己老、懂的比自己多、學生比自己還親的“二把手”。

再加上余樂醒這人有個改不掉的毛病——貪。

他在負責采購物資和辦學的時候，手腳總是不干凈，雁過拔毛。

戴笠正愁沒借口整他呢，這下好了，直接抓了個現行。

要不是余樂醒的小舅子是軍統大佬沈醉，拼了命地在戴笠面前求情，余樂醒早在抗戰時期就被執行家法了。

死罪是免了，活罪難逃。

他被戴笠一腳踢出了核心圈，關了禁閉，后來雖然放出來，但也只能在邊緣部門混日子。

從那以后，他對國民黨算是徹底寒了心。

直到戴笠飛機撞山摔死，余樂醒才算真正松了口氣。

看著國民黨兵敗如山倒，這位“算死草”又開始琢磨退路，這才有了后來在上海的“起義”。

你回頭看余樂醒這一生，簡直就是一個完美的閉環：

起步是中共元老，因為貪財怕死，背叛了革命；

中期是軍統教父，因為貪財功高，被主子拋棄；

晚年投靠了人民，又因為貪財黑心，死在了監獄。

他就像個不知疲倦的賭徒，一輩子都在各個陣營之間搞“短線操作”。

他以為自己掌握了技術這個“硬通貨”，就能在亂世里左右逢源，誰都得求著他。

但他忘了，這世上有些東西是不能拿來交易的。

技術可以賣，良知不行；陣營可以換，底線不能破。

他總覺得自己比誰都聰明，能算計天下人。

結果呢？

他算準了每一次風向的轉變，卻沒算準人心向背；他躲過了槍林彈雨的戰場，卻沒躲過自己貪欲的陷阱。

余樂醒這個名字，起的倒是挺好，“樂醒”，大概是希望自己能快快樂樂地清醒著。

可惜啊，他這輩子太“醒”了，醒到眼里只有利益，最后做了一場再也醒不過來的噩夢。

1959年的那個冬天，他在監獄冰冷的板床上咽下最后一口氣時，不知道有沒有想起當年在法國勤工儉學時，那群意氣風發的年輕人。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