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輝耀：探索全球權力的性質和變化——紀念“軟實力”之父約瑟夫·奈

探索全球權力的性質和變化——紀念“軟實力”之父約瑟夫·奈

王輝耀，全球化智庫（CCG）創始人兼理事長，外交學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

【摘要】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前院長、“軟實力之父”——約瑟夫·奈在其60余年的學術與公共服務生涯中，與羅伯特·基歐漢共同創立國際關系“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提出“軟實力”“巧實力”等核心概念，對國際關系理論與全球權力研究產生深遠影響。他曾兩度任職美國政府高層，參與核不擴散、亞洲權力平衡及美日同盟政策實踐，并通過跨國智庫和公共外交推動國際交流。筆者亦基于與奈的多年交流，深入理解其軟實力理論在中美關系中的實踐與應用。奈的理論與實踐遺產為理解21世紀國際秩序、全球權力轉移及中美競合關系提供了重要學術參考和現實啟示。

【關鍵詞】約瑟夫·奈 軟實力 巧實力 中美關系

驚悉“軟實力”概念的提出者、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前院長約瑟夫·奈（Joseph S.Nye，Jr.）于當地時間5月6日去世，享年88歲。奈被譽為“軟實力之父”。在60多年的學術生涯中，他與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共同創立了國際關系“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理論，發展了“軟實力”（soft power）和“巧實力”（smart power）等重要概念。與此同時，奈又兩度進入美國政府高層實踐其理念，成為橫跨學界和政界的標志性人物，他的學術遺產和政治遺產都對當前世界秩序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我和約瑟夫·奈教授交往多年，多次與他交流對話。他曾表示：“美中之間有共同利益，應該開展合作，雙方都能從中受益。如果兩國展開合作，雙方對彼此的認知就會發生改變。”他的去世，是國際戰略界和國際關系界的一大損失。

自1991年蘇聯解體，美國成為全球唯一超級大國以來，已經過去了34年。我們已然見證了世界格局從“一超多強”轉變為“兩超多強”：2024年，中美兩國GDP總額超過48萬億美元，占全球的比重超過43%。我們還見證了全球權力正在發生歷史性大轉移：從西方轉向東方——美國是守成大國，中國是崛起大國；美國被視為西方世界的代表，中國則被視為亞洲復興的核心。奈教授提出了一個發人深思的問題：“我們如何才能使從西方向東方的權力轉移以一種惠及所有國家的形式實現，而不會導致具有破壞性的大國競爭? ”毋庸置疑，此處的“大國競爭”指的是中美關系。作為21世紀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中美關系處理得好則造福兩國、惠及世界，處理不好則殃及全球。這個問題也是我與奈教授相識相交這么多年來，一直關注和討論的問題。

一

奈教授的一生可謂是“美國世紀”的杰出代表人物。他生于1937年，幾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世紀”正式開啟。彼時經濟份額占全球一半以上的美國，一片欣欣向榮，處處都是上升機會。奈的祖輩都是移民，他在新澤西州鄉村長大，父親是一名債券公司合伙人，母親是一名秘書。他在家鄉的小學和中學接受教育，憑借自身努力進入普林斯頓大學，后又在牛津大學（獲得羅德學者獎學金）和哈佛大學深造，師從亨利·基辛格等知名學者。他和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創始院長格雷厄姆·艾利森都曾在英國留學，具有廣泛的國際視野。奈在哈佛執教幾十年，發展了“軟實力”“巧實力”和“新自由主義”等重要概念。

奈與羅伯特·基歐漢共同創立了國際關系“新自由主義”理論——傳統自由主義觀點認為經濟相互依存可以作為實現和平的工具，他們則提出經濟相互依存還可以用作權力斗爭的工具或武器。奈與基歐漢認為，在國際關系分析中，應該用現實主義視角從世界沒有全球政府、國家之間靠權力制衡的現實入手。他們1976年成書的著作《權力與相互依賴》（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后經不斷再版，至今仍然作為國際關系教材使用。

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繁榮發展，威脅到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關于美國衰落的討論再度甚囂塵上。奈對此持懷疑態度，他分析了大量的材料，認為一國的實力不僅僅局限于經濟和軍事這些硬實力（hard power）。為了駁斥“美國衰落”的觀點，奈開始寫作《注定領導世界——美國權力性質的變遷》（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一書。在書中，奈首次提出“軟實力”概念，并在同期《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季刊發表同名論文。這一開創性理論將國家權力解構為“硬實力”與“軟實力”兩個維度：前者涵蓋經濟規模、軍事力量與科技水平等可量化資源，后者則指向文化傳播、價值認同與外交策略等柔性影響力。奈強調唯有將二者有機結合形成“巧實力”，才能實現國家戰略效能最大化。憑借這一理論體系的持續建構，奈被國際學術界公認為“軟實力之父”。2004年，奈出版了《軟實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書中通過實證分析揭示了文化吸引力與制度認同在全球治理中的關鍵作用。2020年，奈在《道德重要嗎? ——美國總統及其外交政策》（Do Morals Matter? Presidents and Foreign Policy from FDR to Trump）一書中另辟蹊徑，以“道德維度”為分析框架，通過考察從羅斯福到特朗普時期的外交決策，為解讀美國全球戰略演變及當代國際格局變遷提供了創新視角。該書既延續了其軟實力理論的核心關切，又拓展了國際關系研究的倫理向度。奈對國際關系中權力本質的剖析和理論思想影響了幾代政策制定者、學者和學生。2011年，奈被《外交政策》雜志評為全球百位思想家之一。

學而優則仕。除了在哈佛大學從教，奈還曾兩度在政府任職。在卡特政府時期，奈擔任助理國務卿，參與提出并大力推動國際核燃料循環評估計劃，并在任內致力于防止核擴散政策的落實，這對我們當前世界的核安全仍具有重要意義，奈也因此獲得美國國務院杰出服務獎章。在克林頓政府時期，奈先后擔任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和助理國防部長，發起《奈氏倡議》（Nye Initiative）重新加強美日同盟，在亞洲維持權力平衡，因其卓越貢獻，他獲頒國家情報杰出服務獎章和國防部杰出服務獎章。

進入21世紀，奈敏銳地觀察到，世界正在發生兩重大型權力轉移。一是“橫向”轉移，即權力從西方轉移到東方，從歐洲和大西洋地區轉移到亞洲和太平洋地區；二是“縱向”轉移，即權力從政府轉移到非政府組織和跨國行為體，因為許多跨越國界的挑戰已非一國政府能夠單獨應對，非政府組織和跨國行為體正在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如何適應這種新的權力平衡，并避免這種調整導致災難性后果，對于人類福祉具有重要意義。是以，晚年的奈一直孜孜不倦地研究這些問題。

二

我和奈教授相識于2010年，當時我正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擔任高級研究員，而奈是該學院的教授和前院長。在擔任院長期間，奈推動建立了許多中美交流項目，在卸任后也積極參與此類活動。他給我們做講座，當時他雖然已經年逾古稀，但總是精力充沛、神采奕奕。我們一見如故、相談甚歡，此后一直保持著深度交流。

十五年彈指一揮間。奈教授給我的印象是聰敏睿智、視野宏大、極富遠見，并且平易近人。即使在退休后，奈教授仍然密切關注美國與世界的變化，持續發表高水準的國際政治評論文章，并多次在美國國內和世界多地參加重要活動和主持會議，其中包括慕尼黑安全會議。他也經常接受媒體采訪，保持著廣泛的公共影響力。此外，他還在阿斯彭戰略集團（Aspen Strategy Group）、三邊委員會（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等跨國組織、非政府組織中任職，通過各種方式促進各方之間的交流與理解。

值得一提的是，與奈教授交往的這些年中，他總是親自回復我的每一封郵件，多次與我對話，始終表現得平易近人，這令我深受感動。

與奈教授初相識時，中美關系尚處于較為良好的階段。彼時，美國的外交政策受“9·11”事件影響，聚焦于打擊恐怖主義并以中東地區為重點，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剛滿十周年，并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中與美國通力合作應對危機、促進全球復蘇。奈教授以國際政治學者的敏銳性，早在十余年前便開始關注中國的崛起進程，在1998年發表的文章中他寫道，“中國崛起”這一表述并不恰當，“復興”會更為準確。此后，他多次發表文章論述中國軟實力，談及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中國影視作品的海外傳播、2008年夏季奧運會，以及來華留學生人數和外國游客人數的大幅增長。同時，中國GDP增加到改革開放前的三倍，對外經濟援助和開放市場也進一步增強了其國際吸引力，但奈教授也指出，“中國的軟實力同樣有很長的路要走”。2009年，他發表文章指出中國的軟實力正處于早期發展階段，其基礎也與美國或其他發達國家的截然不同，并首次論述了中美軟實力的互動，指出“幾乎沒有證據表明，中國軟實力的提升是為了抗衡美國的軟實力”，“那種認為中國的發展模式勢必會挑戰西方模式和價值觀的看法也是值得商榷的”，“無須將中美之間的軟實力互動視為一種競爭，而應將其視為一種更加復雜的競合關系”。

2012年，奈教授來華在北京大學做了關于軟實力的報告，他在演講中謙遜地說，雖然“軟實力”概念是自己在20多年前才提出的，但其在人類歷史上早已有之并且被不自覺地加以運用，老子所謂“太上，不知有之”便包含著發揮軟實力的意蘊，足見其源遠流長。他談到，軟實力并非美國所獨有，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軟實力的源泉，儒家思想重視社會和諧、禮、孝和惻隱之心，這些價值觀影響了東亞大部分地區，而且正如亨利·基辛格所撰述的：“在中國版的例外論中，中國沒有向外輸出價值觀，而是讓別人心向往之。”此外，中國卓越的經濟成就是其軟實力的另一個主要來源。在過去40年間，中國使數億人擺脫了貧困，這令中國具有吸引力和影響力，也受到其他國家的贊賞。

2019年，奈來華參加奧美集團主辦的一場研討會，間隙談及中國企業“走出去”可以助力提升中國軟實力，但前提是需要建立起海外品牌形象，提高合規經營水平。而中國企業出海也是全球化智庫（CCG）的重要研究領域，在與他共進午餐時，我們就跨國公司形象與國家軟實力的相互作用作了進一步交流。

新冠疫情后，人員往來受阻，我們改為線上交流。2020年初我們作為對話嘉賓一起參加博鰲亞洲論壇研究院組織的“疫情與經濟”線上研討會，10月份又一起參加歐洲智庫“歐洲之友”（Friends of Europe）主辦的線上圓桌會議。

當時為了穿過疫情的阻礙，促進中外交流，全球化智庫（CCG）發起“CCG對話全球”視頻節目。2021年4月，我邀請他參加對話，討論“中美軟實力與競合未來”，他十分慷慨地同意了，與我對談了一個多小時；同年，奈還為我主編的《共識還是沖突? 》（Consensus or Conflict? ）一書貢獻了一篇“中美之間：展望未來40年”的前瞻性文章。這本書是我和苗綠主編的“中國與全球化”系列叢書的第一部。

在我們對話時，奈再次強調，一個國家的軟實力不僅取決于它怎么說，還取決于它怎么做和它在國內踐行自身價值觀的方式。他以美國選民投票將特朗普選上總統寶座為例：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之一是加劇了不平等，一些人從全球化中受益，其他人則沒有。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導致了政治體系中另一個緊張形勢，這激發了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許多因全球化失去工作機會的美國人投票支持了特朗普總統。特朗普上臺后以“讓美國更加偉大”的名義強化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雖然他能借此在國內獲得更多擁躉，但這種連鎖反應讓一個國家很難保持自己相對其他國家的吸引力，進而削弱自身的軟實力。他認為，每個政治領導人都面臨著所謂的“雙重受眾問題”：一重受眾是內部的，另一重受眾是外部的，有時在內部收效良好的信息在外部則適得其反。鑒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民族主義的上升，美國和中國都必須慎重對待雙重受眾問題。

奈長期以來堅持一個觀點，即“軟實力可以是正和的，雙方可以同時受益——雖然并非總是如此，但在某些情況下是可以的”。在這次對話中，他又重提“軟實力并不必然是零和博弈”，并舉例說，“如果中國變得對美國更有吸引力，美國變得對中國更有吸引力，那么這將有助于我們克服分歧”，并且，當兩國合作，特別是合作提供全球公共產品時，會同時增強中國和美國的軟實力。我贊同他的觀點。后來，我邀請他向我們推薦一些他自己寫就的文章，編輯到我和苗綠主編的“中國與全球化”系列叢書中，他欣然應允，我將這些文章最后輯成一本約瑟夫·奈論述軟實力與中美關系的專著。2023年4月，這本《軟實力與中美競合》（Soft Power and Great-Power Competition）分別以中、英文出版，并收錄了我與他在2021年4月進行的對話，讀者可以通過此書對這個問題獲得更透徹的了解。

在為此書舉辦的新聞發布會上，奈通過視頻連線發表了演講，并與我進行了深入對話。在這次對話中，奈提出，軟實力既有競爭的一面，也有可以合作的一面。如果中美兩國彼此吸引，這種吸引力就能成為增強彼此間合作的關鍵點。而增加人文交流，如更多的留學生、更多的記者、更多游客，都可以增加雙方對彼此的吸引、增進了解，在發展軟實力的同時增強雙方合作的能力。

三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最大的崛起國與守成國，全球南方與北方的代表，以及世界上碳排放最大的兩個國家，毋庸置疑，中美兩國之間的關系已成為21世紀最重要的雙邊關系。

自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提出“重返亞洲”“亞太再平衡”戰略以來，美國的對華政策已經發生重大轉折，在特朗普、拜登執政期間，美國進一步將中國列為“系統性競爭對手”。這八年里，雙方在貿易上多次交鋒。在特朗普任內，中美之間打了三年的關稅戰。拜登上任后，并沒有廢除加征的關稅，在其任內，美國接連提出“重建更好未來”等倡議，意圖在全球發展倡議方面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競爭；出臺《芯片法案》等法律，意圖在科技創新等方面壓制中國的發展。拜登政府還一改特朗普總統第一任期的“孤立態度”，與盟友聯合起來，通過加強五眼聯盟、籌劃將北約延伸至亞洲、建立“芯片四方聯盟”等種種手段，意圖對中國施加壓力。而2025年，特朗普二度登頂美國總統寶座后，再度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和世界衛生組織，迅速向全球開打關稅戰、貿易戰，中美關系陷入新低。

中美競爭下一步將如何演變? 中國在經濟和軍事上持續崛起，美國將如何應對? 美國將如何應對中國在經濟和科技領域的繼續崛起? 美國是否愿意接受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和最頂尖的技術創新國家? 中美之間會不會爆發軍備競賽? 中美之間是否會走向戰爭?

關于中美關系的現狀，許多學者用不同的歷史框架來解釋。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創始院長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稱，當崛起國威脅到守成國的主導地位，競爭就會不可避免，而歷史上大多數“修昔底德”式的案例最后都落入了“陷阱”——戰爭。我與艾利森教授就此問題進行了對話和多次交流，并就如何避免讓中美兩國落入陷阱編著了一本書《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此書中英文版都已經出版，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從中獲得更多信息與思考。

在奈教授看來，中國實力的上升給美國造成了擔憂和焦慮，但兩國關系并不必然落入“陷阱”。

奈教授認為，中國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旗鼓相當的競爭者，既有強大的實力，也有弱點。在評估整體的權力平衡時，奈認為美國至少有五個長期優勢。一是地理優勢，美國被兩大洋和兩個友好鄰邦包圍，而中國與其他14個國家接壤，并與幾個國家存在領土爭議。二是能源優勢，美國可以自給自足，中國則依賴能源進口。三是，美國的權力來自于其大型跨國金融機構和美元在國際上的角色。一種可靠的儲備貨幣取決于它是否可以自由兌換，以及深厚的資本市場和法治，而中國缺乏這些。四是人口優勢，美國是目前唯一一個預計將在全球人口排名中保持其位置（第三位）的主要發達國家。未來十年，全球十五大經濟體中有七個國家的勞動力人口將出現萎縮，但美國的勞動力人口預計將會增加，而中國的勞動力人口在2014年已經達到頂峰。最后，美國在關鍵技術（生物、納米和信息）方面一直處于領先地位。

奈認為，崛起大國可以讓守成大國感到恐懼，這可能是沖突的根源，但并不絕對。奈認為，美中兩國之間會產生競爭，但不會對彼此構成生存威脅，除非美國自己制造這樣一個威脅、雙方陷入一場大規模戰爭。因此，美國不應夸大中國的威脅，也不要變得過度恐懼。奈認為，雙方將在科技（5G、AI、量子計算）、經濟（供應鏈重組、規則制定權）、軍事（臺海、南海）、價值觀方面展開激烈的競爭，但競爭可以是有益的和良性的，促進自身改善國內的一些問題。而且，競爭并不意味著雙方沒有合作的可能。

在《軟實力與中美競合》圖書發布會上，奈表示，在當前這個時期，中美之間最重要的問題是要認識到競爭是存在的，但競爭必須有所節制。雙方需確保高層之間有持續的溝通，了解對方的紅線，確保事情不會失控，即建立“護欄”機制，不要讓脫鉤走得太遠，特別是在應對大流行病和生態保護等相互依存的領域。奈說，中國和美國都太大了，它們不會對彼此的存在構成威脅，能夠摧毀彼此或威脅對方生存的唯一方式就是貿然開戰，唱衰對方對雙方而言都是危險的。

四

“新冷戰”是另一個許多政客和分析人士喜歡用來描述中美關系的框架。奈認為這是將中國陷于意識形態框架卻無視中美兩國面臨的真正戰略性挑戰。

2023年10月，我邀請奈來華參加CCG和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共同主辦的第八屆全球智庫創新年會，他在會上就中美關系發表了精彩演講。奈再次強調，用“冷戰”來比喻中美當前的關系是不恰當的，這會產生誤導——中美之間有著深厚的經濟相互依存和人文交流，每年雙邊貿易額達到幾千億美元，新冠疫情前有大約30萬中國學生在美國留學，這與美蘇之間的關系完全不同。此外，中美在生態上也存在一定的相互依存關系。他用21世紀初相隔近20年的兩場大流行病為例：在2002—2003年非典疫情期間，中美合作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發展，全球死亡人數只有幾千人；而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中美缺乏合作，未能有效阻止疫情擴散，全球死亡人數達到了數百萬人。這樣深刻的教訓擺在面前，我們必須認識到，面對跨國危機，大國關系不能只能競爭，也必須要有合作。此外，氣候變化帶來的干旱、海平面上升等威脅甚至超過了戰爭，通脹、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核擴散等傳統問題，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問題，都需要跨國合作來應對，如果解決不好，全球都要受苦。

奈反駁那些極力主張“脫鉤”的人：生態依存遵循的是生物學和物理學規律而非政治法則。面對日益加深的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奈提醒我們必須小心謹慎地避免使用冷戰之類的隱喻，這些隱喻適合歷史上的某個時期，但不一定能準確地描述當下，今日的大國競爭無法沿用20世紀的老套路來處理。他認為：“我們[美中]沒有必要卷入一場新的冷戰，更不需要卷入一場毀滅性的熱戰。未來四十年，隨著中國實力的增長，美中兩國都需要調整自己以適應新情況。美中應該保持‘合作競爭’關系（cooperative rivalry），這兩方面中的任何一面都不能被忽視。”在為《軟實力與中美競合》一書撰寫的序言中，他引用了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的一句話：[美國]與中國進行大國競爭的目標不是徹底戰勝生存威脅，而是“有管理的戰略競爭”。

2024年4月，約瑟夫·奈率領阿斯彭學會代表團訪華，在北京出席中美“二軌對話”，回國后，他發表題為《中美合作仍然可期》（US-China Cooperation Remains Possible）的文章，分享了自己在北京參會后的見解，指出中美仍然可以在七個領域探尋開展合作：氣候變化，全球公共衛生，核武器，人工智能（尤其是在軍事上的應用），貿易的部分領域，人文交流。活動期間，我將我們為他編纂的《軟實力與中美競合》中英文圖書贈送給他，他十分高興，我們一起展示圖書并合影留念。

2024年8月，奈邀請我和苗綠參加阿斯彭戰略集團的年度安全論壇，我們是當時唯一參會的中方代表。本次論壇圍繞“來自中國的挑戰”“超越無限：太空與國家安全”“初創企業的救贖：下一代工業基地”“易燃的世界：誰將幫助世界上最脆弱的人群? ”“人工智能安全”等主題設置了40余場對話和研討。在本次論壇上，奈的發言很是中肯，再次表態不贊成中美脫鉤。他在發言中指出，中美兩國在氣候變化、疫情防控和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擁有廣泛的合作空間，可以通過共同努力、協力應對全球挑戰。這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奈還為自己的最新自傳《美國世紀與我的一生》（A Life in the American Century）舉辦了新書推介會，邀請我參加。出于對我們的信任，他將該書授權給我們翻譯成中文，請我們幫他在國內推薦合適的出版社出版，他十分高興且期待該書能夠以中文出版。本書即將由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遺憾的是，他沒能看到中文版面世。

在參加阿斯彭戰略集團安全論壇期間，我們還見到了他的太太莫莉，并一起合影。遺憾的是，當年12月他太太就去世了。自他太太去世后，奈身體一直不太好，很少出來參加活動。2025年3月12日，在美國進修的全球化智庫研究員王子辰專程去拜訪他，他對晚輩充滿善意、耐心周到，讓他挑了一本書贈送給他，并寫了贈言。2025年4月下旬我們訪美去哈佛大學，遺憾沒有見到他。盡管如此，奈教授還是筆耕不輟，時常發表關于國際關系的政治評論文章。沒想到他這么快就去世了，實在突然。

五

全球權力平衡變化讓美國人非常擔憂“山巔之城”將會失去往日榮光。但在奈看來，以日本、“亞洲四小龍”帶頭、當前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復興是正常的，因為這個地區人口最多，歷史上經濟也最繁榮。而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全球南方國家也必然要求在國際舞臺上擁有自己的話語權。但對發展中國家能否改變美國主導世界秩序的地緣政治環境，即結束“美國世紀”，奈持懷疑態度。奈教授在2024年為報業辛迪加撰寫的專欄文章《金磚國家有什么用? 》（What Are the BRICS Good For? ）中寫道：發展中國家能否在內部取得一致仍然有待觀察，例如，在金磚國家集團內，俄羅斯、中國、印度都想爭奪領導權，避免使用美元，更多以本國貨幣結算其成員雙邊貿易的意圖也只取得了有限的進展。要想真正取代美元成為全球儲備貨幣，中國就必須以深入、靈活的資本市場和法治作為人民幣的后盾，而這些條件遠未得到滿足。因此，在短期內，金磚國家能否成為世界政治的新支點仍然有很大不確定性。

但毋庸置疑的是，全球權力平衡正在呈現多極化的趨勢，這與蘇聯剛剛解體時美國一家獨大的單極化世界格局有很大不同。實力變化必然要求各方根據新的形勢進行調適，這個過程中混亂是難免的。奈教授認為，面對未來，美國應以合作姿態重塑領導力，通過制度與價值觀吸引他國追隨，在軍事和科技領域保持優勢，在氣候變化、全球公共衛生、人工智能等跨國性挑戰與議題上與中國、歐盟等展開合作，因為這些領域唯有合作才能應對。雖然奈堅信美國領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能夠為全球提供“更美好”的未來，但如果他與全球南方進行更加深入的交流，想必這些美國之外的聲音也能夠給予他更多啟發。

在他的自傳《美國世紀與我的一生》中，奈強調，在21世紀，美國世紀并沒有結束，但美國的地位將與之前一個世紀大為不同，美國必須要適應這種新的變化，并調整內外政策。奈一再重述他的兩個重要觀點：“分享權力”和“正和游戲”。他認為，雖然全球化遇到了挫折，但全球將繼續保持互聯，孤立主義是行不通的，唯一的出路是合作與接觸。在《道德重要嗎? 》一書中，他談到一個國家不能只想著凌駕于其他國家之上，也必須要考慮分享權力。當前，信息革命和全球化正在極大地改變全球政治，在面對全球性挑戰如新冠肺炎疫情和氣候變化時，權力成為一個“正和游戲”。在應對全球性問題上，賦權其他國家也有助于本國實現目標。美國和中國領導人都需要認識到這一點。他呼吁美國和中國避免相互妖魔化，并認為如果中美兩國都能夠讓自己在對方心目中變得更有吸引力，那么兩國之間發生破壞性沖突的概率就會減小。倘若中國軟實力的提升能夠降低沖突發生的可能性，那么這自然會成為“正和關系”的一部分。

我于2008年創辦的CCG一直致力于促進中國軟實力的提升，我同意奈所說的，“一個國家的軟實力主要來自民間社會”。在此我倡議中國的民間主體，不論是個人、企業、智庫和其他組織，都要有促進中外友好的高度意識，了解東西方價值觀與文化差異，行走世界時做到相互尊重、謙和自信，從而給外國民眾留下良好的印象；若能更進一步，主動開展“二軌外交”，與西方專家學者和政商界精英進行常態化交流，并與國外機構合辦國際論壇或發起新型多邊國際組織等，便可以在國際輿論場上設置議題，引領公共輿論，凝聚共識，團結和擴大知華友華人士。這些年來，CCG積極活躍于國際多邊場合，參加慕尼黑安全會議、巴黎和平論壇等并主辦分論壇；發起設立“CCG名家對話”節目，與拉里·薩默斯、理查德·哈斯、安格斯·迪頓、托馬斯·弗里德曼、馬丁·沃爾夫、帕斯卡爾·拉米、約翰·桑頓、馬凱碩、托尼·賽奇、尼爾·布什、戴維·蘭普頓、斯蒂芬·羅奇、吉姆·奧尼爾等數十位國際意見領袖和專家學者交流觀點；2021年CCG又發起了“國際青年領袖對話項目”（GYLD），旨在構建不同國家和不同領域的國際青年英才對話機制，后獲得國家領導人的回信。總之，我們做出的努力讓CCG連續多年名列賓夕法尼亞大學全球智庫排行榜前百強，并成為唯一獲得聯合國特別咨商地位的中國智庫。上文提到的名家對話實錄已經收錄在《對話世界：理解新時代的全球化》一書中，以饗讀者。

在自傳的結尾，奈這樣評估中美之間的關系——美國面臨的最大危險不是中國會超越我們，而是權力的分散會產生熵，導致一種無序的存在。更令他擔憂的是美國的國內變化，以及這種變化可能對美國的軟實力和美國世紀的未來造成的影響。他認為：“即使一個國家在外部仍然占據主導地位，它也可能在內部失去美德和對他國的吸引力。”例如，在他看來，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是對自由國際主義的背叛，退出多邊機制、蔑視盟友、煽動民粹，不僅削弱了美國的軟實力，還加速了全球秩序的碎片化。他認為特朗普的所作所為極大地消耗了美國的軟實力，并不會讓美國“再次偉大”，而是將美國“推向孤立”。他在去世前不久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中稱，“美國完全置身事外、以自我為中心的前景對世界秩序產生了令人擔憂的影響”。

直到去世前，奈一直都在關注和分析美國新政府將對世界秩序產生怎樣的影響。雖然憂心忡忡，但他還是保持了樂觀態度：盡管美國存在種種缺陷，但它還是一個創新型社會，過去曾經成功自我更新和重塑，也許Z世代能再次做到這一點；“……我所能做的就是把我的愛和一縷微弱的謹慎樂觀情緒留給他們”。

中美關系歷經風風雨雨曲折前行。當前的歷史性大變局下，舊有的國際秩序正面臨深刻調整，新的國際秩序建立將面臨許多挑戰，不管中美兩國在其間發揮何種作用，有一個問題確鑿無疑：技術和環境領域的挑戰需要兩國合作應對，氣候變化造成的危害可能遠遠超過戰爭帶來的破壞規模，而造成了數百萬人死亡的新冠疫情也并非人類面臨的最后一次大流行病。好消息是中美在2025年5月10日—11日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經貿高層會談達成一系列重要共識、取得實質性進展。

在《中美之間：展望未來四十年》一文中，奈在結尾寫道：“未來在到來之前有無限可能性。美國、中國和世界的命運并沒有被封印。”我想這句話正適合用來展望我們正在變化的世界，中國、美國和世界的未來取決于我們當下的選擇與行動。

文章選自《全球化研究（2025秋季卷）》2026年1月12日

CCG 圖書

● 出版 | 施普林格·自然集團

● 編著 | 王輝耀、苗綠

圖書介紹

“中國與全球化”系列叢書（China and Globalization Series）由CCG主任王輝耀博士、秘書長苗綠博士主編，旨在匯聚全球多元視角，探討與中國及全球化相關的問題，剖析中國崛起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并闡述中國在全球治理、全球經濟、全球發展及全球安全領域所扮演的角色。該叢書首次匯集了來自中國及世界各地的200多位具有高度影響力的全球意見領袖、前政要、大使、知名學者和智庫專家、跨國公司CEO以及外國商會代表的觀點，打造一個平衡的全球視角。自2021年迄今，該叢書已出版11部，電子書下載量累計超過663萬次，在海內外引起了巨大反響和廣泛討論。為方便廣大讀者閱讀，該叢書主要以“公開獲取”的方式出版，讀者可以在出版方Springer網站上免費下載幾乎全部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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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團

● 作者 | 王輝耀，苗綠

圖書介紹

《21世紀的中國與全球化》首先梳理了全球化的變遷與理論發展，從技術與人本等新的視角觀察全球化，并做出全球化的界定，總結了后疫情時代新型全球化具備的特征，然后對中國融入全球化的歷史與現實進行了全面總結，用數據與事實說明，中國正在從全球化的受益者發展為反哺者，正在通過自身發展推動全球化進程，并嘗試承擔起更多國際責任，為全球治理創新貢獻方案。作者對全球化發展的理論和文獻做了梳理，回顧了全球化在世界和中國的發展歷程，指出全球化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本書從第四章開始，兩位作者對中國推動全球化實現包容性和公平性發展的路徑進行了探索，通過發揮中國的優勢和特點，讓中國為全球化發展注入新動力。作者基于長期的研究以及與國內國際、官產學各界有影響力重要人士的對話交流等，對中國的全球化發展路徑及全球治理創新等形成了新的思考，提出中國推動全球化發展的三大支柱與七大路徑。

● 出版 | 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 作者 | 王輝耀

圖書介紹

本書深度剖析了中國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角色演變與抉擇，及其對全球未來的影響。全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回顧了中國融入全球化的歷程，展示了中國從一個封閉的農業國家逐步轉型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過程。書中詳細探討了中國在貿易、投資、跨國企業崛起等方面的角色變遷，以及教育、人才和文化紐帶在這一進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二部分探討了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崛起及其對全球治理的影響。作者分析了中國在多極化世界中的地位變化，風云激蕩中的中國外交，中美關系的復雜性，以及中國在崛起的、更加一體化的亞洲中的角色。同時，還討論了中歐關系的發展與挑戰。第三部分審視了多邊主義面臨的挑戰和改革。書中探討了如何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尋找自由貿易的發展方向，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的發展。通過這些討論，展示出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積極參與和貢獻。

● 出版 | 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 編著 | 王輝耀、苗綠

圖書介紹

《對話世界：理解新時代的全球化》全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全球化發展史”回顧了全球化的歷程，從古代貿易到現代經濟轉型，探討了全球化的起源與演變。通過與耶魯大學教授瓦萊麗·韓森、《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和《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的對話，揭示了全球化的多層次發展。第二部分“彌合全球不平等與赤字”探討了全球化帶來的不平等和治理赤字問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巴黎和平論壇主席帕斯卡爾·拉米、亞洲協會副所長溫迪·卡特勒等嘉賓，分享了他們對全球經濟不平等、貿易體系和制度改革的看法。第三部分《權力轉移與大國關系》分析了21世紀的權力轉移和大國關系，特別是中美關系的復雜性。通過與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軟實力之父”約瑟夫·奈、布魯金斯學會主席約翰·桑頓等專家的對話，討論了大國競爭、合作以及全球治理的未來。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團

● 編著 | 王輝耀

圖書介紹

作為海內外決策層和廣大公眾理解中美關系時廣泛引用的框架，“修昔底德陷阱”將成為未來幾十年對全球秩序有決定性影響的問題。在與全球化智庫(CCG)理事長王輝耀的對話中，格雷厄姆·艾利森就中美關系和中美地緣政治競爭、中國崛起、美國外交政策、美蘇關系、全球地緣政治、核武器、朝鮮問題、新冠疫情及影響等議題進行了深入闡述；全面、系統性地展示了艾利森對“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美經濟、金融、科技、軍事、外交等多個方面存在的結構性矛盾和競爭的看法；深入而透徹地分析了中美雙方實力的變化，以及發生戰爭的風險；坦誠而直率地提出了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和建議。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團

● 作者 | 王輝耀，苗綠

圖書介紹

《我向世界說中國》是由全球化智庫（CCG）主任王輝耀和秘書長苗綠基于“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國對外敘事及話語權重塑”問題研究的重要成果，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據悉，該書講述了全球化智庫近年來立足芒克辯論會、慕尼黑安全會議、巴黎和平論壇、達沃斯論壇等知名國際舞臺，與各國政商學界知名人士暢談國際時局與未來趨勢，回應各方對于中國的關切和質疑，詮釋中國的發展模式，降低外界對中國的誤解，通過多層次、多主體、多元化、多渠道國際交流及傳播，以全球視野講述時代中國，積極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的生動故事。同時，本書立足國際形勢變化和全球傳播新格局，針對中國應當如何開展對外交流和傳播工作、如何創新外宣方式講好中國故事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淺出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