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石案發后，曾力保他的二廳廳長段退之被關進監獄，結局如何？

1963年：那個想把“抓間諜”做成獨家生意的國民黨高官，最后死在了自己手里

1963年7月16日，華盛頓的一家醫院里，氣氛詭異得讓人窒息。

躺在停尸房里的，是個來自臺灣的“退休老頭”，護士顫顫巍巍地在報告上寫下“誤注利血平”，可這事兒怎么看怎么透著股邪勁兒。

當法醫切開遺體時，這案子徹底炸了——死者體內竟然有兩種當時臺灣根本沒引進的神秘藥物成分。

更讓人后背發涼的是，就在家屬發瘋一樣想去查病歷的時候，記錄著最后搶救過程的那幾頁紙，竟在戒備森嚴的檔案室里憑空消失了。

這個人活著的時候，是特務頭子毛人鳳做夢都想弄死的“眼中釘”，死了卻被蹊蹺地葬進了美國阿靈頓國家公墓，這劇情連編劇都不敢這么寫。

他叫侯騰，國防部二廳的前廳長。

但我剛翻完那幾卷塵封的絕密檔案，不得不給你潑盆冷水：這里面壓根沒有什么“義薄云天”的戲碼，有的只是國民黨情報系統內部那股令人作嘔的、至死方休的權力絞殺。

這事兒吧，咱們得從“吳石案”的本質說起。

現在的影視劇里，吳石案是兩岸隱蔽戰線上的驚心動魄。

但在當時國民黨那個爛透了的攤子里，這案子首先是一塊“肥肉”，然后才是一個“案件”。

你想啊，侯騰手里握著國防部二廳，管軍事情報；毛人鳳掌管著保密局，那是老蔣的私人耳目。

這倆機構平時為了爭預算、爭編制，能在蔣介石辦公室門口吵翻天。

這不就是現在的職場內卷嗎？

誰能把參謀次長吳石這只“大老虎”辦下來，誰就是“黨國”的第一功臣。

侯騰跟吳石確實是保定軍校的校友，一個三期一個五期，但這層關系在那個年代的官場上，薄得就像一層窗戶紙。

侯騰私底下評價吳石“書生氣太重，不是干情報的料”，這話里透著的不是關心，而是行內人的輕蔑。

在那場決定命運的風暴來臨前，侯騰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以為自己是釣魚的人，殊不知自己也成了魚餌。

事情壞就壞在“貪功”這兩個字上。

早在福州電力招待所的時候，侯騰其實就已經撞破了吳石與朱楓的接頭線索。

按理說，這時候不管是抓還是報，都是大功一件。

但他沒有。

他把手下那幫想沖進去抓人的特務死死攔住了，理由說得那叫一個冠冕堂皇：“沒摸清背后的線，抓了也沒用。”

可實際上呢？

他是怕這事兒一捅出去，毛人鳳那幫像瘋狗一樣的保密局特務會撲上來搶食。

他想把線索捂在自己手里，把這只“魚”養肥了，等把整個地下網絡摸清了，再獨自向蔣介石獻上一份“驚天大禮”。

這就是那個年代國民黨高官的通病：哪怕火燒眉毛了，想的不是怎么救火，而是怎么在救火的時候擺個最帥的姿勢。

但這把火，最后燒到了他自己身上。

1950年3月吳石被捕，這顆雷炸響的時候，侯騰還沒來得及收網，反而先被毛人鳳抓住了把柄。

毛人鳳是什么人？

那是著名的“笑面虎”，他根本不需要證明侯騰“通共”，他只需要在蔣介石耳邊吹風：“為什么侯廳長早就知情卻不抓人？

是不是在給老同學留后路？”

這一句話，比什么證據都好使。

1951年3月，侯騰被直接扔進了臺北監獄。

非常有意思的是，跟吳石將軍受到的嚴刑拷打不同，侯騰在監獄里的待遇很微妙。

特務們不打他，就是熬他，逼他承認“知情不報”。

侯騰也是個倔種，他在牢里寫了足足三萬字的《自辯書》。

我前陣子找這資料的時候都看樂了，這哪是在為吳石辯護啊，他是在拼命證明“我是為了二廳的業績，是為了放長線釣大魚”，字里行間全是在罵保密局“越權辦案、干擾指揮”。

這哪里是講義氣，分明是兩個情報部門在監獄里繼續打擂臺。

蔣介石最后也沒殺他，畢竟侯騰是黃埔系的教官出身，門生故舊多，殺了他寒了將領的心。

關了一年不到，1952年初把他放了，還給了個國防大學副校長的空頭銜。

看著是軟著陸，其實是把他架在火上烤。

1954年侯騰索性申請退役，躲進臺北郊區的小洋樓里裝聾作啞。

那幾年，他活得像個驚弓之鳥，家門口常年有陌生的黑衣人晃蕩，偶爾想出國探親，申請書遞上去就被駁回，理由永遠是冷冰冰的四個字：“安全疑慮”。

直到1963年，當局突然松了口，準許他去美國治病。

侯騰以為自己終于逃出了那個窒息的孤島，卻沒想到是踏上了一條不歸路。

他在華盛頓醫院的離奇死亡，至今都被臺灣“促轉會”列為“可疑政治死亡案例”。

你想想，一個早已沒有任何實權、只想茍活的老頭，為什么必須死？

而且必須死在異國他鄉？

法醫在他體內發現的藥物殘留，以及那幾頁消失的病歷，似乎都在暗示著某種“滅口”的邏輯。

或許是他知道太多關于二廳和保密局斗爭的黑幕？

又或許是他當年為了自保，手里還捏著什么讓某些大人物睡不著覺的把柄？

這真相，隨著他被匆匆埋入阿靈頓公墓，永遠成了謎。

現在回過頭來看，很多人還在傳頌“段廳長保吳石”的故事，這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歷史諷刺。

侯騰的悲劇，根本不在于他是否“仗義”，而在于他至死都沒明白：在那個早已爛到根子里的舊政權體系下，沒有什么“同僚”，全是“對手”；沒有什么“職責”，全是“生意”。

他把吳石案當成了晉升的階梯，結果這階梯塌了，把他自己也埋了進去。

那個年代的國民黨官員，多少人都是這樣？

嘴上喊著“效忠領袖”，心里打的全是自己的小算盤，今天跟這個斗，明天被那個整。

當一個政權連自己忠心耿耿的看門狗都容不下時，它的垮臺，其實早就注定了。

侯騰死的那天，華盛頓下了一場大雨，沒人知道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有沒有后悔當年在福州那個貪功的決定。

不過這都不重要了，歷史的車輪碾過去的時候，從來不會跟塵埃打招呼。

參考資料：

臺灣“國史館”藏，《國防部情報局檔案——侯騰卷》，1951年。

臺灣“促轉會”，《威權統治時期政治受難者案件清查報告》，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