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因戰爭受挫，伊朗政權面臨迄今最嚴峻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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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領導人最后還能用來支撐其“合法性”的那套說法，在與以色列的戰爭中被擊得粉碎。

許多普通伊朗人說，去年6月伊朗與以色列及美國持續12天的戰爭，打破了這個政權長期精心培植的“不可戰勝”形象。如今，戰后余波正在助推過去兩周的一波抗議浪潮。在伊斯蘭共和國試圖重新掌控局勢之際，至少已有500人死亡。

從伊朗境內流出的影像顯示，盡管遭到鎮壓，大規模抗議仍在持續。

人權組織評估稱，安全部隊已開槍射殺數百名，甚至可能是數千名抗議者。特朗普總統反復威脅稱，如果繼續動用致命武力，美國將對伊朗發動打擊。周二，他的助手們將向他簡報美國可以采取哪些具體措施，以回應這些殺戮。

伊朗領導人此前也挺過類似風暴。但這一次，政權的處境要弱得多。

阿亞圖拉神權集團的統治形態，是在一場血腥的八年戰爭中被塑造出來的。這場戰爭由薩達姆 侯賽因治下的伊拉克，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之后不久對伊朗發動。那場創傷之后長期維系的社會契約是：伊朗人愿意不情愿地吞下艱難與限制，作為交換，一個強大的國家將保護他們免受外敵攻擊。

這種預設在2023年轟然坍塌。當伊朗支持的哈馬斯與真主黨襲擊以色列后，一場地區戰爭被引爆，并在去年夏天把死亡與毀滅帶進德黑蘭的心臟地帶。

以色列對伊朗各地的打擊摧毀了其相當一部分軍事領導層，隨后美國的轟炸行動又對伊朗核計劃造成沉重打擊。對一個把巨額國民財富投進代理人網絡的政權而言，這是一次羞辱，因為那張網絡的設計目的正是為了威懾這類針對本土的攻擊，結果卻未能做到。

如今，抗議者明知可能被逮捕，甚至被子彈擊中，仍選擇走上街頭。他們提出的訴求已不止是政策改變，而是要求伊斯蘭共和國本身的垮臺。

1979 年，德黑蘭民眾歡呼簇擁著霍梅尼阿亞圖拉的車隊。

國際危機組織伊朗項目主任阿里 瓦埃茲（Ali Vaez）說：“這就是最后一根稻草。多年來，這個政權一直辯稱，盡管它沒能為伊朗人帶來繁榮或多元政治，至少帶來了安全與保障。事實證明，它連這一點也沒有做到。”他補充說：“現在，人們已經走到了說‘夠了，真的夠了’的地步。”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卡里姆 薩賈德普爾（Karim Sadjadpour）說，去年6月那場12天的戰爭給了政權一種短暫的興奮沖動，許多人誤以為這會帶來全國性的“聚旗效應”，也就是人們會在危機中暫時團結到政權周圍。他指出，自1979年建立以來，伊斯蘭共和國對以色列選擇的是一場“選擇之戰”，而不是一場“不得不打的戰爭”。他接著說：“外部戰爭往往會在革命政權的早期強化其統治，但軍事羞辱會暴露晚期毒菜的脆弱本質。”

事實上，歷史上并不乏這樣的例證：高壓統治的政權在對外敵手遭遇軍事挫敗之后，會被國內動蕩推翻。在塞爾維亞，總統斯洛博丹 米洛舍維奇于2000年下臺，距離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一輪轟炸行動迫使他放棄對科索沃的控制僅一年。阿根廷的軍政府在1982年福克蘭戰爭敗給英國后一年，被民主政府所取代。希臘的軍事獨裁政權則在1974年于塞浦路斯戰爭失利后崩潰。

沒有任何一次劇烈動蕩只有單一原因。伊朗最新一輪抗議的直接誘因，是一連串貨幣貶值。這既顯示出伊朗經濟危機在加深，也發生在油價下跌與西方制裁扼住商業活動之際。然而，這場危機與伊朗的孤立處境密不可分，而這種孤立顯然是其失敗外交政策的明確結果。

現年86歲的伊朗最高領袖阿里 哈梅內伊自那場12天戰爭以來一直頂住外界要求其改變路線的壓力，仍試圖照常運轉。德黑蘭既未顯著調整其外交政策，也未就伊朗核計劃與特朗普尋求達成可能促成制裁緩解的協議。政權同樣沒有推出任何可能在國內支撐并鞏固其民意支持的重大政治與經濟改革。

2025 年 6 月，德黑蘭遭以色列空襲。

華盛頓中東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亞歷克斯 瓦坦卡（Alex Vatanka）說：“美國空軍有能力把伊朗炸得支離破碎，這并不讓任何人意外。真正令人意外的是，在挨過這樣的打擊之后，你竟還想回到那套把國家帶到今天這一步的政策上去。”他補充說，正是這種做法催生出一種近乎徹底的絕望感，于是人們會說：“我在這里已經沒什么可失去的了。”

這并非伊朗政權第一次遭遇大規模抗議。它曾挺過2009年圍繞總統選舉爭議爆發的所謂“綠色革命”，也挺過2019年與2022年的幾輪重大動蕩。

但如今，國際環境已經不同。在特朗普執政下，美國正在公開鼓勵這波抗議。與此同時，伊朗的地區對手，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希望伊朗政權被壓到可控狀態、把注意力收回國內，卻并不希望它崩潰。

許多伊朗鄰國擔心，這個擁有超過九千萬人口的國家可能陷入一種類似敘利亞的內戰局面。屆時，在伊朗庫爾德人、俾路支人及其他少數族群聚居的省份里，分離主義叛亂可能爆發，并外溢至邊境之外。

卡塔爾大學海灣研究中心研究副教授尼古拉 科扎諾夫（Nikolay Kozhanov）說：“海灣國家的鄰國心態是，他們寧愿與一個自己熟悉的伊朗打交道，也不愿面對某種全新的未知局面，或者一片失序與動蕩的地帶。”他接著說：“阿拉伯鄰國盡管問題與矛盾重重，但希望看到的是一個被削弱的伊朗，一個他們看得懂、也更可預期的伊朗。不要抱幻想，以為伊朗發生政權更迭就必然會帶來一個更友好的新政權。”

回到2009年，當時的美國總統貝拉克 奧巴馬也有類似擔憂，因此并未選擇公開支持伊朗“綠色革命”抗議者，而是把更多精力放在與哈梅內伊政權就核問題展開談判上。2013年，奧巴馬在最初宣稱化學武器的使用將構成觸發美國干預的“紅線”之后，又取消了對敘利亞政權發動空襲的計劃。敘利亞政權當時被描述為得到伊朗支持，而這次潛在打擊的背景，是其被指在大馬士革郊區古塔對平民使用神經毒劑。

相比之下，特朗普釋放的信號是他將采取行動。特朗普周六在社交媒體發文稱：“伊朗正在看到自由，也許是前所未有的。美利堅合眾國隨時準備幫助！”

當然，特朗普也受到了另一場成功先例的鼓舞。文章稱，他通過斬首方式打掉委內瑞拉尼古拉斯 馬杜羅政權，并且迄今至少獲得其繼任者的配合。外交官與研究伊朗人士說，他可能會被同一套范式所吸引，也就是移除哈梅內伊，轉而寄望于一個更柔順、更易被塑形的繼任者帶來更好的結果。

去年6月，特朗普曾在社交媒體上表示，他知道哈梅內伊藏身何處，但不會讓他被殺死，至少現在不會。

上周德黑蘭示威者，圖片攝自一段社交媒體視頻。

歐洲對外關系委員會（ECFR）中東與北非項目副主任埃莉·杰蘭馬耶赫（Ellie Geranmayeh）表示，如果美國選擇移除伊朗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這反而可能給政權內部其余力量提供一次機會，使其采取更務實的路線，類似的轉向曾在加拉加斯出現過。

她說，屆時伊朗政權的剩余部分或許會對民眾這樣解釋：我們能夠讓你們重新看到經濟改善的希望，因為我們將推動與美國達成解除制裁的協議；同時，我們也在修補社會契約中關于安全保障這一關鍵支點的裂口，因為我們已經消除了美國空襲威脅的持續存在。

她指出，真正的問題在于，鑒于當下地面上可見的不滿規模、騷亂與暴力程度，這樣的轉向是否足以安撫伊朗民眾。她補充說，但這確實為現行統治體系提供了一條可供選擇的退路；而且如果參照委內瑞拉的先例，這條路可能對特朗普以及海灣國家同樣具有吸引力。

但這條路徑未必會同樣打動伊朗的親民主抗議者。“如果最后走到這一步，那這一切究竟是為了什么？”智庫“證券交易所與集市基金會”首席執行官埃斯凡迪亞爾·巴特曼格赫利季（Esfandyar Batmanghelidj）說。他并預測，即便沒有外力介入，哈梅內伊最終去世之后，伊朗體系本來也會轉向更務實的路線。

他補充說，如果所謂斬首只是移除最高領導人，卻保留政權的本質，那將是一場悲劇；那意味著迄今在這些抗議中喪生的人，以及在此前一輪輪抗議中喪生的人，都將白白犧牲。

亞羅斯拉夫 特羅菲莫夫（Yaroslav Trofimov）是《華爾街日報》的首席外交事務記者，報道世界各地的重要議題與重大動態。

他曾于2024年獲得美國國家新聞俱樂部政治分析獎；在其他多項榮譽之外，他還因報道烏克蘭戰爭而入圍2023年普利策獎決選，并因報道塔利班接管阿富汗而入圍2022年普利策獎決選。

特羅菲莫夫出生于烏克蘭，畢業于紐約大學。他于1999年加入《華爾街日報》，此前曾擔任駐羅馬記者、駐中東記者、駐新加坡的亞洲記者，曾在阿富汗與巴基斯坦擔任分社社長，并曾以駐迪拜專欄作家的身份撰寫有關大中東地區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