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因一果情境下重大責任事故罪的因果關系切割與責任分攤

在現代工業與工程建設中，重大安全事故極少是單一原因所致。它們更像是諸多“稻草”——設計瑕疵、管理漏洞、資源限制、個體失誤乃至偶然的外部因素——層層堆積，最終壓垮系統安全余量的結果。面對此類“多因一果”的復雜悲劇，刑事司法的核心挑戰在于，如何避免讓某個環節的個體成為整個系統失效的“替罪羊”，或讓模糊的集體責任掩蓋真正的風險根源。實現這一目標的路徑，在于對因果關系進行精準的“切割”與對責任進行合乎比例的“分攤”。這不僅需要超越簡單的條件關系判斷，更要求辯護活動深度融合過失犯理論、組織體責任學說與客觀歸責原理，構建一套立體化的抗辯體系。

預見可能性理論的困境與歸責的規范轉向?

任何對因果關系的切割，首先指向對主觀過失要件的審查。傳統刑法將“應當預見而沒有預見”作為過失的核心。然而，源自心理責任論的“預見可能性”概念，在從自然個體向組織體系中的“角色人”轉換時，產生了深刻的解釋危機。司法實踐常常進行一種危險的推定：只要行為人違反了某項安全管理規定，便可以直接推定其對最終發生的具體事故結果具有“預見可能性”。這種邏輯混淆了“違反行為規范”與“對構成要件結果的預見”，實質上是將過失判斷?客觀化與擴張化?，有滑向結果責任之虞。

因此，辯護的第一項根本性工作，便是對“預見可能性”進行?情境化與限縮性的重構?。這需要借助教義學工具，將抽象的“理性一般人”還原為具體的“體系化角色”。借鑒“角色責任”理論，辯護必須用證據細致勾勒當事人在組織中的具體位置：其法定的職責邊界、被正式授予的決策權限、獲取風險信息的制度渠道以及可支配的專業資源。例如，一位負責現場協調的生產經理，其職責并非對支護結構進行專業計算復核；當監測報警出現時，他依據制度依賴技術部門的專業判斷，這種依賴本身是組織分工的必然。若技術判斷本身基于有缺陷的數據或標準，則要求生產經理預見其錯誤，可能已超越了其角色所對應的規范性期待與認知邊界。這種論證旨在說明，在多因鏈條中，當事人對某些決定性原因的認知與控制能力已被組織系統性地削弱，從而動搖了對其追究完全刑事責任的主觀基礎。

以客觀歸責理論解剖多因交織的因果網絡?

在對主觀預見進行限縮后，辯護的鋒芒便直指因果關系的客觀層面。面對多因一果，簡單的“條件說”（若無則不）已顯乏力，因為它將所有必要條件等量齊觀，無法區分原因力的實質性差異。我們必須引入更為精細的?客觀歸責理論?，作為切割因果關系的核心分析框架。這套框架在實踐中可展開為四個遞進的審查層次。

首先，是?全景式的事實關聯圖譜繪制?。辯護應運用安全工程學中的“事故樹分析”邏輯，與專家協作，繪制出展示所有可能致因因素（技術缺陷、管理失誤、外部事件等）及其邏輯關系的可視化圖表。這幅圖譜的首要目的，是直觀、無可辯駁地向法庭揭示事故原因的多元性與復雜性，徹底打破控方可能構建的單一、線性因果敘事。

其次，進行?規范保護目的的關聯性審查?。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并非單純的物理關聯，而是一種規范評價。辯護需深入探究：被指控違反的那項具體安全規定，其立法或制度初衷（規范保護目的）是否在于防止?本案所發生的這類特定形態的事故?？例如，違反的是關于安全培訓記錄完整性的規定，但事故直接起因是設備核心部件的隱蔽性材料疲勞斷裂。兩者在規范目的上關聯薄弱，違規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法律因果鏈便值得質疑。

繼而，是?對異常介入因素的挖掘與論證?。若能在當事人行為之后，證明存在一個獨立的、不可預見的介入因素（如其他責任方的重大違規、不可抗的自然力、第三方提供的偽劣產品），且該因素足以單獨導致結果發生，則可以主張先前的因果關系流程被中斷。這為將當事人的責任從決定性原因中“切割”出來提供了有力依據。

最后，也是最具挑戰性的環節，是?對多元原因力進行規范性的權重評估與分配?。辯護的目標是論證，在眾多原因中，當事人的行為或失職屬于?原因力較弱、非決定性的一環?。這需要結合技術專家的量化或定性分析（如對設計缺陷、施工質量、監管疏漏各自貢獻度的評估），將原因區分為“根源性/系統性原因”與“條件性/執行性原因”。例如，在基坑坍塌事故中，支護樁未按圖施工是承載力不足的“結構性根源”；而在監測數據超標后未及時停工，則可能是在既有風險條件下“加速事態發展的條件”。通過這種權重分配，辯護可以為當事人爭取一個與其行為實際危害性相匹配的、顯著減輕的責任份額。

企業合規體系作為責任切割的“制度性手術刀”?

在復雜組織體中切割個人責任，最有力的工具之一莫過于企業自身建立的合規管理體系。一個真正有效運行（而非紙面形式）的合規體系，在現代刑事司法中已從行政管理的范疇，轉型為具有實質刑法意義的抗辯事由。它在多因一果的責任分攤中，扮演著“制度性手術刀”的關鍵角色。

合規體系的首要抗辯價值在于?履行客觀注意義務的證明?。一個科學、細致的合規體系，實際上為員工提供了履行刑法上“審慎注意”義務的具體、可操作的行為清單。當事人嚴格遵循該體系流程的行為記錄，本身就是其已盡最大勤勉的強有力證據，可以直接用于對抗“違反有關安全管理規定”的指控。

更深層地，合規體系能夠用于?實現組織責任與個人責任的切割?。當事故發生后，辯護人可以借助合規專家，論證事故根源在于合規體系本身的?設計缺陷?（如未覆蓋某類關鍵風險）或?系統性執行崩潰?（如安全投入被持續削減、報告機制失靈）。當事人可能存在的失誤，被置于這個“失效的體系”背景下審視，其性質便被重新定義為“在失靈系統下的有限履職瑕疵”，而非導致體系崩潰的主動性過錯。這便將主要的歸責矛頭引向了組織體層面的決策與文化，而非體系內的單個執行節點。

此外，在訴訟程序中，尤其是在審查起訴階段，?合規整改?具有獨特的價值。企業針對事故暴露出的漏洞進行真誠、徹底、可驗證的合規體系重建與升級，并向檢察機關申請合規考察，其法理基礎在于?特殊預防必要性的消除?。成功的合規整改，能向司法機關證明，導致事故發生的系統性風險已被根除，再犯可能性極低，從而為對涉案人員作出不起訴決定或提出大幅從寬的量刑建議，提供了堅實的政策與法理依據。

策略融合在個案中的立體化呈現?

理論的生機在于應用。讓我們通過一個綜合案例，審視上述原則與策略如何融合生效。在“星海廣場”深基坑坍塌案中，公訴方指控現場生產副經理林某“在監測數據報警后盲目趕工期，未下令停工”，構成主要責任。辯護工作并未局限于爭論“是否看見數據”，而是進行了一場立體的責任切割。

辯護方首先?繪制事故因果樹?，揭示坍塌的技術主因是“支護樁實際長度未達設計圖紙要求”這一隱蔽的施工質量缺陷，同時存在“業主壓縮勘察預算”和“監測方案執行不全”等其他原因。林某“未停工”的決定，僅是因果網絡中的一個節點。

隨后，運用?角色責任與信賴原則?進行主觀層面切割。證據顯示，項目明文規定，停工決定需技術部門與項目經理會商后由項目經理作出。林某作為生產副經理，收到報警數據后，也同時收到了技術部門“暫無立即停工必要”的書面意見。辯護主張，林某在此情境下，合理信賴了技術部門的專業判斷，其催促技術部拿出方案的行為恰恰是在履行其管理協調的職責，而非僭越專業判斷權直接下令停工。這實質否定了其存在“明知必然坍塌而放任”的嚴重過失。

繼而，進行?原因力的規范性權重評估?。辯護方引入專家證言，論證“樁長不足”是導致結構承載能力根本性缺失的“根源性原因”，原因力權重極高；而“在未達程序性停工標準時繼續施工”屬于“條件性、加速性原因”，權重較低。林某的責任應僅限于對后者可能負有的、次要的管理監督責任。

最后，將?合規體系作為背景?。辯護指出，林某曾依據公司流程申請增加監測資源但被駁回，這揭示了組織在資源配置上的系統性缺陷，進一步將林某的個人決策置于“資源受限的體系”中評價。通過這一套組合論證，辯護成功地將林某從“事故主要責任人”的指控中切割出來，將其責任重新分攤到更接近其實際過錯比例的范圍內，最終獲得了法院的認可。

律師結語?

多因一果情境下的刑事辯護，是一場對抗思維惰性與歸責泛化的精細作業。它要求辯護人不僅是法律條文的解釋者，更是復雜系統的解讀者、教義學理論的運用者以及新歸責敘事的建構者。通過深度融合對“預見可能性”的限縮解釋、對“客觀歸責”理論的階梯式運用，以及對“企業合規”刑法功能的戰略性激活，我們得以在紛繁的事故原因中，為當事人進行精準的“責任解剖”。這種努力，其終極目標超越了具體個案的勝負。

它致力于推動司法實踐承認現代風險的復雜性，維護責任主義刑法原則的尊嚴，確保每一份刑事判決都能精確地衡量個體過錯在整體悲劇中的真實分量，從而在懲罰與預防、個人正義與社會安全之間，尋得一個更為理性與公允的平衡點。這，正是刑事律師在風險時代所承載的、不可替代的專業價值與社會使命。

關鍵詞

重大責任事故罪；多因一果；客觀歸責理論；預見可能性；企業合規體系；辯護策略

本文?作者

林智敏律師?，執業于廣東廣信君達律師事務所，系該所合伙人，?尤其擅長處理重大責任事故罪等生產安全類刑事案件?，并在企業刑事風險防控領域擁有豐富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