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避免選擇性說理：讓每一份判決都彰顯公平正義

本文作者：彭吉岳

“彭律師，咱們庭審時反復強調的那份證據和客觀證據矛盾的問題，判決書上面一個字都沒提！”電話那頭，被告人家屬的聲音滿是憤怒和焦慮。這不是筆者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每次庭審前，我都會花費數周時間梳理案卷，針對案件中的主客觀證據不符、關鍵證據存疑等問題反復打磨辯護意見，可到了判決書里，那些足以影響案件走向的核心異議，要么被輕飄飄地略過，要么只換來一句“辯護意見無事實和法律依據，不予采納”，連最基本的反駁理由都沒有。

這種“辯方意見被無視”的現象，在司法實踐中并非個例。不少辯護人都有過類似的無奈：明明在庭審中據理力爭，拿出了扎實的證據和嚴謹的邏輯，可判決書卻像“選擇性失明”，對控方觀點大書特書，對辯方異議避而不談。但事實上，“判決書需回應辯護人意見”并非遙不可及的司法理想，而是有明確法律依據的法定義務。今天，筆者就從法律規定、司法精神和實踐案例三個維度，揭開“判決書必須回應辯護意見”的真相。

一、法律與司法解釋：白紙黑字，回應是不可推卸的義務

很多人以為，判決書是否回應辯護意見全憑法官自由裁量，可翻開法律條文和司法解釋就會發現，回應早已被明確寫入規范，成為司法裁判必須遵守的剛性要求。

1.《刑事訴訟法》：為回應辯護意見筑牢底層根基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八條清晰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對與定罪、量刑有關的事實、證據都應當進行調查、辯論。經審判長許可，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可以對證據和案件情況發表意見并且可以互相辯論。”這條規定看似只是對庭審流程的規范，實則暗藏對判決書的深層要求——既然法律明確要求法庭必須聽取辯方意見，就意味著這些意見不能在庭審結束后石沉大海，必須進入裁判者的考量范圍，并在判決書中有所體現。

試想，如果庭審時讓辯護人發表意見，判決書卻對這些意見視而不見，那庭審中的“調查、辯論”不就成了走過場？被告人的辯護權又如何得到真正保障？從立法初衷來看，《刑事訴訟法》強調控辯雙方的平等對抗，就是為了讓法庭能全面掌握案件信息，而判決書對辯護意見的回應，正是這種“全面考量”的直接體現。

2.專門司法解釋：把回應細化到每一個環節

除了《刑事訴訟法》的原則性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部門還通過專門司法解釋，將“回應辯護意見”的要求落到實處，甚至細化到了文書撰寫的具體規范。

2006年，兩高聯合出臺的《關于死刑第二審案件開庭審理程序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第十六條直接指出：“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在裁判文書中寫明人民檢察院的意見、被告人的辯解和辯護人的意見，以及是否采納的情況并說明理由。”這里的“應當”二字，在法律規范中具有強制性意義，也就是說，只要辯護人依法提出了意見，法院就必須在判決書中記載，并且無論是否采納，都要說明理由。如果不回應、不說明，就屬于程序上的違法。

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聯合發布的《關于充分保障律師依法履行辯護職責，確保死刑案件辦理質量的若干規定》第十五條，進一步完善了回應機制：“對于律師的辯護意見，合議庭、審判委員會在討論案件時應當認真進行研究，并在裁判文書中寫明采納與否的理由。”這條規定不僅要求回應，還強調了“認真研究”的前置程序，意味著法官不能隨意對待辯護意見，必須經過審慎討論后，再在判決書中給出明確的回應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規定并非只針對死刑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早在1999年修訂《法院刑事訴訟文書樣式》時就明確強調，裁判文書是“司法公正的最終載體”，必須完整反映控辯雙方的意見，無論是重大案件還是普通案件，無論是重罪還是輕罪，只要辯護人依法提出意見，就應當在判決書中得到回應。這種“全覆蓋”的要求，正是為了確保每一個案件都能在控辯平衡的基礎上實現公正裁判。

二、司法精神與實踐邏輯：不回應，就是對程序公正的背離

如果說法律條文是“硬約束”，那么司法精神就是“軟指引”。從更深層次的司法原理來看，回應辯護意見不僅是法律規定的義務，更是維護程序公正、防止權力濫用的關鍵環節。

1.平衡“控辯審”結構：讓裁判不偏不倚

刑事訴訟的核心結構是“控辯雙方平等對抗，法院居中裁判”。在這個三角結構中，控方代表國家提起公訴，辯方為被告人維護權益，而法院的職責就是在雙方的對抗中，基于事實和法律作出公正判決。如果判決書只記載控方的指控理由，對辯方的核心異議視而不見，就會打破這種平衡，出現“控審一體”的隱性傾向——裁判文書變成了控方觀點的“傳聲筒”，辯方作為制衡力量的價值被完全消解。

最高人民檢察院曾在2021年2月發布的首批全國檢察機關保障律師執業權利典型案例中明確指出，這種只談控方觀點、無視辯方意見的做法，破壞了裁判的控辯結構，剝奪了被告人的辯護權，屬于審判程序違法。畢竟，沒有對抗的裁判，就像失去了砝碼的天平，很難保證結果的公正。只有判決書對控辯雙方的意見都給予充分回應，才能讓法院真正站在居中裁判的位置上，作出令人信服的判決。

2.約束自由裁量權：讓裁判過程陽光透明

美國法學家沃爾德曾說：“對一個認真的法官來說，撰寫一項具有說服力的，闡明一案件結局的意見的責任，就是對司法自由裁量權的深切的抑制因素。”法官在審理案件時，擁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但這種權力不能是無拘無束的。對辯護意見的回應，本質上就是法官公開自己思維過程的過程——為什么采納這個辯護觀點？為什么不認可那個異議？證據鏈中的漏洞如何解釋？主客觀證據不符的矛盾怎么化解？這些問題的回答，能讓裁判權的行使置于公眾的監督之下，防止權力被濫用。

反之，如果法官對辯護意見不予回應，就相當于拒絕公開自己的裁判邏輯。被告人不知道自己的辯護意見為何不被采納，公眾也無法了解法官作出判決的依據，這樣的裁判很容易引發質疑。就像此前筆者辦理的一個受賄案中，明明對于一筆幾千萬元的指控，定罪所依據“客觀證據”完全是相關人一面之詞所形成的，與其他客觀證據也無法印證，這一點辯護人開庭時很細致地向法庭進行解釋，結果當庭公訴人沒有回應不說，辯護人的該辯護觀點和合議庭的回應也均沒有展示在判決書中。

三、程序制裁：不回應？理論上屬于程序違法，案件可能被發回重審

“就算法官不回應辯護意見，又能怎么樣呢？”這一疑問，道出了不少辯護人的現實困惑。從司法實踐來看，因“不回應辯護意見”直接被發回重審的案例確實鮮見，但這并不意味著該行為無程序約束——從法律邏輯與制度設計而言，其本質涉嫌程序違法，完全符合發回重審的法定條件。

辯護權是被告人的核心訴訟權利，辯護人提出的“主客觀證據不符”“證據鏈斷裂”等意見，是辯護權的具象化體現。判決書對這些關鍵意見不記載、不回應，絕非簡單的文書瑕疵，而是對辯護權的變相架空，破壞了控辯平等對抗的訴訟結構。根據《刑事訴訟法》及相關解讀，“剝奪或者限制當事人法定訴訟權利，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屬于典型程序違法，二審法院可裁定發回重審。不回應辯護意見，意味著法院未對核心異議進行審查評判，無法排除“裁判結論未考慮關鍵辯護觀點”的合理懷疑，顯然契合這一違法情形。

從制度依據來看，最高法1999年《法院刑事訴訟文書樣式》、2006年“兩高”相關規定均明確要求，裁判文書需完整反映辯護意見并說明采納與否的理由，這些“應當”性要求構成程序剛性約束。盡管現實中落地存在偏差，但這一制度設計為糾正“不回應”問題提供了明確路徑——將理論上的程序制裁轉化為實踐中的監督糾正，才能倒逼裁判文書充分說理，讓辯護權真正得到尊重。

四、辯護人視角：回應，是對當事人信任的最好回饋

對于辯護人來說，判決書對辯護意見的回應，不僅關乎司法公正，更關乎對當事人信任的回饋。每一位辯護人在接受委托后，都會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研究案件——反復查閱案卷、走訪證人、搜集證據、梳理證據鏈、撰寫辯護詞，只為在庭審中為當事人爭取最大的權益。而當事人選擇相信辯護人，也是希望自己的聲音能被法庭聽到，自己的權益能得到保障。

如果判決書對辯護意見不予回應，辯護人不僅要面對當事人的困惑與質疑，還要承受努力白費的失落。我的當事人經常會問我“彭律師，咱們在法庭上說的那些理由，法官到底聽進去了沒有？”，也聽到有的當事人嘆息著跟我說“彭律師，您說的點很專業也說到我心坎里了，但是我知道開庭只是走個程序，我聽同監室的人說了那么多，也能想開了。”我看著判決書上空白的部分，真的不知道該怎么回答。這時候，我感覺既對不起當事人的信任，也對現狀感到無奈。

相反，如果判決書能對辯護意見給予充分回應，哪怕最終沒有采納，辯護人也能向當事人清晰地解釋“為什么不被采納”，當事人也能感受到自己的意見被重視，從而更理解司法裁判的過程。這種“被尊重”的感覺，往往比判決結果本身更能讓當事人接受。

五、每一份判決書都要經得起“回應”的考驗

從《刑事訴訟法》的原則性規定，到司法解釋的具體要求；從維護程序公正的司法精神，到案件被發回重審的實踐案例，“判決書必須回應辯護意見”的依據已經形成了完整的體系。那些對核心異議避而不談的判決，不僅違背了法律明文規定，更偏離了司法公正的基本方向。而這份“回應”的核心，本質上正是裁判文書說理的關鍵體現。

正如最高人民法院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副所長劉樹德教授在其著作《無理不成“書”——裁判文書說理23講》中所強調的：“隨著全面依法治國方略的逐步推進，裁判文書說理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無疑將顯著增強。”合理解釋、合理回應辯護意見，正是裁判文書說理最直接、最核心的實踐，它不是對法官的苛求，而是司法文明的必然要求；不是對控方工作的否定，而是對公正的堅定守護。當然，這種改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既需要責任心的增強，也需要專業技能的提升。只有當每一份判決書都以扎實的說理回應每一個核心異議，做到有問必答、有理必說，司法的公信力才能真正扎根人心，法律的尊嚴才能在每一個案件中得到充分彰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