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白熱化！副市長指令國企出借5億，律師竟做無罪辯護！

近期，西北大地備受關注的郭柏春案庭審進入白熱化階段，周澤等兩位刑辯律師聯手為其做無罪辯護。法庭上控辯雙方交鋒激烈，觀點密集，信息量巨大。

根據起訴書，郭柏春被指控涉嫌挪用公款罪，核心爭議在于涉案資金是個人使用還是借給單位。

控方指控，2016年5月至12月，郭柏春利用副市長職務便利，兩次指令銀川市屬國有企業挪用5.46億元公款，供張三、李四等自然人用于炒股等營利活動。

控方構建的指控鏈條很清晰：涉案5.46億元均來自銀川市屬國有企業，屬于公款；借款人為自然人；資金用途明確為營利活動。

在控方看來，即便這筆錢后續全部歸還，出借和擔保企業還賺取了不菲利息和擔保費，也不影響挪用公款罪的成立。

辯方則從根本上顛覆了這一指控鏈條，緊緊圍繞“個人決定”和“歸個人使用”兩個核心要點展開反駁。

辯方認為，兩筆資金往來均是單位集體決策的正常經營業務，并非個人挪用。郭柏春在其中僅起到牽線搭橋的作用，而領導介紹業務本就是西部擔保公司等機構的業務來源之一。

從資金流向來看，出借對象本質上是自然人背后的單位，否則不會由單位提供反擔保，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歸個人使用”。

4600萬借款的出借方是股投基金合伙企業，該企業設立初衷就是為招商引資企業提供流動資金支持，向有融資需求的公司借款屬于正常業務范疇。

5億元借款更是經過銀信資產董事會集體表決，甚至獲得銀川市政府常務會議同意，屬于企業正常經營范圍內的過橋資金。

辯方還指出，涉案資金并非用于炒股。根據相關規定，炒作股票是指在規定期限內買賣股票的行為，而5億元資金實際用于上市公司股東大宗交易減持，僅有賣出沒有買入，不屬于炒股。

同時，兩筆業務均有足額反擔保，5億元借款項目中，對方的銀行賬戶、證券賬戶等均處于己方監管之下，全程可控，未讓國有資產處于高風險狀態。

反觀其他多筆逾期多年、本息無歸的借款被認定為正常損耗，而這筆盈利的業務卻被認定為犯罪，顯然不合常理。

此外，辯方對資金性質也提出異議，認為公款應限定為國有獨資公司財產，銀信公司等并非國有獨資公司，其財產不應認定為公款。

如果說挪用公款罪的爭議聚焦于資金流向，濫用職權罪的核心則是權力邊界問題，即郭柏春的行為是惡意干預司法還是為保護國有資產的無奈止損。

控方指控，在盛大游戲收購案中，郭柏春為幫助特定企業爭奪商業利益，越權違法干預執法司法，造成嚴重后果。

控方的邏輯分為三層：

一是郭柏春時任銀川市副市長，分管金融工作，對下級職能部門和公安機關具有領導或影響力；

二是實施了干預行為，包括支持公安機關對競爭企業及相關人員違法立案，使用技術偵查、邊控等措施，安排秘書編造舉報材料推動刑事立案，收購失利后又以查處私服侵權為由打擊重慶小賢公司，指使他人報假案；

三是后果嚴重，導致12人被非法采取刑事強制措施，多人長期羈押，重慶小賢公司商業信譽受損、經濟損失1200余萬元，多起案件最終撤案，浪費司法資源并損害司法公信力。

控方強調，成立濫用職權罪的前提是當年被立案的企業和人員不構成犯罪，目前同案犯已被判刑，也印證了這一前提。

面對不利形勢，辯方從三個層面展開反駁：

一是重構行為動機，否認郭柏春是為打擊競爭對手，提出其行為是為阻止3億元國有資產流失的緊急止損措施，因相關當事人擅自簽署受國外法律管轄的不利協議，郭柏春的舉報是為阻止協議履行；

二是澄清行為邏輯，郭柏春先是勸說當事人糾錯，在當事人拒絕并失聯、常規協商渠道失效后，才無奈選擇向公安機關報案尋求公力救濟；

三是反駁行為定性，根據分權原則，報案與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是兩回事，報案僅提供線索，是否立案、如何偵查的決定權在公安機關，不能將報案等同于操縱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