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8日,《紐約時報》整版報道萬隆會議。清晨,李宗仁坐在長島一間不起眼的書房里,捧著報紙發愣。印尼的熱帶風似乎透過油墨撲面而來,與窗外陰冷的大西洋空氣混雜,讓他心里五味雜陳。
窗臺上擱著一只空藥瓶,提醒著旁人——他的胃病才好不了多久。可比病痛更折磨人的,是“回不去”的焦躁。此刻,他反復念著報紙上一行字:“周恩來提出和平解放臺灣。”一句話,竟讓他心跳加速。十年漂泊,他頭一次真切感到:大陸那邊,已經與他當年掌控的國民政府判若兩國。
要說流亡生活,表面看李宗仁并不拮據。房子在,他也偶爾和白崇禧通電話,談往事,談桂系。可每次放下話筒,他都會自嘲一句:“我們當年那么折騰,結果連一輛像樣的自行車都造不出。”語氣輕,卻像錐子扎進胸口。
思路回溯到1949年4月,在南京天陰欲雨的午后,他登機南下桂林。那趟航班,等于把他和蔣介石的兄弟情帶進了冷庫。兩人曾在1926年廣州高唱“同志加兄弟”,也曾在北伐、徐州、臺兒莊并肩。可兵權與地盤越來越大,彼此的猜忌就像長江水,越漲越高,一發不可收拾。
離開大陸后,李宗仁對局勢的判斷越來越悲觀。1950年,美軍在朝鮮被志愿軍頂了回去;1962年,中印邊境炮聲剛停,勝負已分;1964年10月,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升空。新聞一條接一條,他越看越心驚:這還哪是他記憶里的那個積貧積弱的大國?
一個念頭在腦子里發芽。1958年春,他寫信給老友程思遠:“我有些書畫,想獻給祖國,請代為轉達。”簡單幾句話,卻說得謹慎——他怕被臺灣方面盯上,更怕共產黨不收。
幾個月后,程思遠帶著信件進京。周恩來只用一句話表態:“朋友想回家,我們歡迎。”回信到美東,李宗仁心頭那塊石頭落了一半。隨即,他把自認為價值十一萬美元的書畫抵押保險,轉運香港,編號為“LZ-1959”。
畫箱抵京,故宮和文物局連夜鑒定。結果讓人哭笑不得:名家真跡只有寥寥數幅,余下多是近代仿品,總價不足三千美元。消息送到西苑,周恩來略微沉吟,仍按程序呈報。
毛主席看完報告,哈哈一笑:“十二萬美元,買的是人心。”停頓片刻,他又補了一句,“要交朋友就得大方。”一錘定音,財政部很快撥款。錢不算小,但中央更看重李宗仁的態度。
清點完款項,工作人員悄悄提醒程思遠:“部分書畫系贗品,別讓李先生尷尬。”程思遠點點頭,心領神會。數日后,這批字畫仍整理入庫,只是換了標簽——“海外歸國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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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款匯到紐約,李宗仁收到電報,先是訝異,繼而連連感嘆:“共產黨識貨!”那一夜,他驅車去東河邊,望著燈火漫天的曼哈頓島,嗓子里塞滿了說不出的味道。
1965年初春,他再次動身。這趟路,從美國到瑞士,再到巴基斯坦,暗流洶涌。臺北情報站傳來追蹤令,蔣介石發火:“不許他落地大陸!”所幸,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提前戒備,派車護送至伊斯蘭堡機場,風險才算解除。
1965年7月20日傍晚,北京西郊機場烏云翻滾,又悶又熱。艙門開啟,李宗仁著灰色西裝踉蹌而出。周恩來上前,握住他的手,輕聲一句:“風塵仆仆,歡迎回家。”鏡頭閃成一片白光,現場掌聲此起彼伏。
很快,中央為他安排了東交民巷寓所,配吉普、司機、廚師,安家費十五萬元。以當時干部月薪三四百元的標準,算得上優厚。有人私下嘟囔:“待遇真不低。”可更多人明白,統戰本就需要氣魄。
1968年夏,他因直腸癌手術住進北京醫院。術后虛弱,但精神尚好。一天夜里,他把身邊兩位舊部叫到床前,低聲交代:“書送廣西圖書館,酒代我敬毛主席、周總理。”語畢,長嘆一聲,閉目養神。
1969年1月30日凌晨,病房燈光昏暗。醫護搶救近半小時,心電圖終成一條直線,享年七十八歲。同日清晨,臺北方面發布訃告。蔣介石聞訊,沉默片刻,僅言:“從此不必再提李德鄰。”話雖冷,卻道盡兩人半生糾葛。
靈柩安放北京八寶山。親友吊唁簿上,“歸根”二字寫得蒼勁。書畫贗品仍靜靜躲在故宮庫房一隅。它們不夠名貴,也不算絢麗,卻記錄了一筆獨特的交易——十二萬美元,換來一個歸家的機會,換來一段塵封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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