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被塵封60年的絕筆信上交中央，中央部長看后：他是革命英雄

1950年8月10日凌晨，臺北馬場町四周燈火黯淡，刑場外的木柵欄透著潮氣。二十七歲的少校副官王正均被押至刑臺，他神情平靜，微微抬頭望了望夜色，隨后俯身在昏暗的燈下寫完了短短數(shù)行絕筆——那是留給胞弟王正魯?shù)淖詈髧谕小＿@一幕，當時的看守并未在意，可六十年后，卻在北京掀起波瀾。

時光向前跳到1975年12月20日。彌留之際的周總理特意把羅青長叫到病榻前，“不要忘記吳石他們，更別忘了那些在臺灣沒能回來的人。”羅青長牢牢記下，卻苦于線索稀少。王正均三個字，自此被深深鐫刻進那位情報老兵的記憶里，卻始終無從查證。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國家有關部門著手清理“吳石案”善后資料。檔案里多次出現(xiàn)“副官王某”、“少校王某”，但缺姓少名，生死不明，一度成為謎團。工作組曾三下福建永安、福州，始終無果。遺憾的是，王家此時已因戰(zhàn)亂遷徙數(shù)次，親屬散落閩北、閩西，多數(shù)人不知堂兄弟的真實去向，線索就這樣被時間沖淡。

然而，在王家族譜的空白處，一封帶著淡淡油墨味的信靜靜躺了六十年。2003年，王正均堂弟王興偶然得知臺灣開放部分司法檔案，立即意識到機會來了。可公開檢索遠隔重洋，經(jīng)濟拮據(jù)、手續(xù)繁雜，王家人輾轉(zhuǎn)北京、福州多地尋求幫助，一度陷入停滯。

轉(zhuǎn)機出現(xiàn)在2010年11月。福州大學講師吳劍萍赴臺短期交流，行前王家把那封泛黃絕筆信的復印件鄭重放進牛皮紙袋交給他。“若能找到一點蛛絲馬跡，也算告慰先人。”王興叮囑道。一個月后，吳劍萍在“檔案管理局”查詢到《王正均刑事判決書》與行刑登記卡，并刻盤帶回。鐵證落到王家人手中，誰也顧不得激動，連夜起草《請求追認革命烈士的報告》。

2010年12月初，材料送抵中央辦公廳。當工作人員拆開包裹，看到字跡遒勁的絕筆信時，不禁停住手中動作。信息迅速匯總到羅青長案頭。這一次，他終于等來了塵封三十五年的答案。“我知道他，他是革命英雄。”羅青長輕聲說。站在旁邊的秘書忍不住附和：“難怪當年檔案里反復提到‘王副官’，始終無法還原。”

有關部門立即核實：王正均，1924年生，1946年受組織指派進入南京國民黨國防部二廳，后隨吳石赴臺。1950年1月“老鄭”蔡孝乾叛變被捕，吳石小組暴露。同年2月朱楓撤離計劃失敗，特務循線鎖定吳石及其副官。6月10日，吳石、朱楓等人就義；8月10日，王正均被處決。全部時間節(jié)點、職務、口供記錄與臺灣檔案嚴格對應。

透過這些冷硬數(shù)字，仍能想象王正均在獄中受審的情景。紀錄上寫著：“訊問八次，拒答要害問題。”翻譯為通俗話不過兩句：“不知道”“不懂得”。國民黨高層曾給出“從犯可減刑”誘惑，他只答了一聲：“我無言可訴。”短短六字，把生死置于度外，讓人讀來心口發(fā)緊。

值得一提的是，絕筆信里沒有一句自辯或求生，他擔心的只是母親、妹妹的生計與弟弟的孝道。信的末尾寫著：“你見此書時，吾為陰間一鬼矣。”這類古白話表達，在年輕情報員筆下竟異樣沉著，足見其文墨修養(yǎng)與心理定力。

2011年1月，民政部認證程序啟動。王家提供的遺物中，除了絕筆信，還有殘存的肩章、軍帽、幾頁吳石批示的譯電抄本。專家組比對筆跡、紙張、軍職登記與臺方檔案，全部吻合。7月1日，民政部正式批復：確認王正均烈士身份，記載殉難原因：“執(zhí)行解放臺灣情報任務時犧牲”。

同年12月11日，王正均骨灰由臺北遷回福州。文林山烈士陵園細雨微寒，禮兵低聲報幕，王家長輩顫抖著雙手接過烈士證書。簡短儀式中沒有華麗辭藻，只有穿堂風吹動松濤。知情者暗暗感嘆，假如當年吳石小組情報工作不被破壞，臺灣戰(zhàn)場的走向或許會出現(xiàn)另一種圖景。

2013年10月，北京無名英雄廣場新刻上一行小字：“王正均 一九二四—一九五〇”。碑石并不顯眼，卻把一個年輕情報員的沉默抵死永遠鐫刻。相比前線炮火，情報戰(zhàn)更隱秘、更脆弱，成功時無人喝彩，失敗時粉身碎骨，這恰恰是隱秘戰(zhàn)線的殘酷魅力。

試想一下，一個出身貧寒的福建少年，憑一手好字踏入時代激流。若無信仰，他完全可以在南京、在臺北謀得安穩(wěn)官位，過一世錦衣玉食。可他選擇背向燈紅酒綠，將生命押注在未知的黎明。有人說，這種抉擇是“信仰投名狀”。或許吧，但更像一句樸素話：“國家要統(tǒng)一，總得有人悄悄去做。”

如今文件上多添一枚烈士章，家族祠堂里多一塊靈位，歷史缺口終于補上。但在那片始終未能親自踏回的土地，王正均至死沒有喊出“我是共產(chǎn)黨”的表白。他把秘密帶進霧氣籠罩的臺北清晨，只留下寧死不屈四字。

往事就此塵埃落定。封存六十年的信件回到陽光下，那娟秀而決絕的字跡提醒人們：隱秘戰(zhàn)線無名者，亦能撐起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