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溥儀遺孀向周總理提出兩條要求，周總理：第一條我不同意

1971年早春，北京城仍透著寒意。李淑賢把一封信揣在兜里，在國務(wù)院傳達室前來回踱步，猶豫半晌后，她把信遞給了值班員。

信很快送到周恩來總理的辦公桌上。信紙帶著消毒水味，字跡小心而緊湊，寥寥數(shù)行卻句句沉重：生活拮據(jù)，疾病纏身，請求政府幫忙。周總理看完，合上卷宗，抬頭吩咐工作人員：“立即調(diào)查，盡力照顧，不過她第一條要求，我不能同意。”

要理解這句話，得把時鐘撥回到1962年4月30日。那天，南河沿的政協(xié)文化俱樂部彩燈高掛，末代皇帝溥儀與護士李淑賢在此成婚。賓客二三百人，既有鄭洞國，也有杜聿明，場面不算奢華，卻頗為熱鬧。

牽線的是人民出版社編輯沙曾熙。春節(jié)拜年時，他一句“帶你見見前皇帝”把李淑賢勾到相親現(xiàn)場。彼時溥儀五十六歲，眼神溫和；李淑賢三十八歲，衣著樸素。短短幾次交談，兩顆顛簸許久的心找到了依靠。

婚后生活沒有御膳，也沒有龍椅。東單那套舊屋頂多五十來平方米，溥儀每月工資一百零八元，李淑賢在醫(yī)院值夜班，工資僅及丈夫一半。一次溥儀興致上來，想用整月薪水買滿滿幾大包點心水果，李淑賢一番數(shù)落后，他才意識到柴米油鹽才是日子。自那晚起，他把工資全數(shù)交給妻子保管。

1967年10月17日，溥儀因腎癌去世，終年六十一歲。病榻前，他握住李淑賢的手：“我不放心你，往后好好活。”話音未落，人已離世。此后很長一段時間，李淑賢不開收音機，不看報紙，每天步行去八寶山，摸一摸丈夫的骨灰盒才算安心。

精神創(chuàng)傷之外，現(xiàn)實壓力更棘手。醫(yī)院以她“體弱多病”為由，讓她停薪留職；稿費花光后，她靠典當(dāng)首飾度日。為了省租金，她把原本有客廳臥室的宿舍交回，搬入杜聿明家院子里一間由舊衛(wèi)生間改造的陰冷小屋。縣級糧油票需要托人四處求人，一咳嗽就沒錢抓藥。

1969年，她第一次寫信給周總理，文件在傳遞中被退至醫(yī)院，問題仍無著落。直到1971年，她鼓足勇氣再度求助。信中提出兩件事：一要恢復(fù)工作，哪怕是輕活；二要改善住房，免受潮濕。

批件返回很快。周總理決定：

一、每月由政協(xié)發(fā)給李淑賢六十元生活費，直至身體允許工作；

二、即刻為其調(diào)換較為干燥明亮的住房；

三、暫緩她復(fù)職申請，“身體為重”。

“總理關(guān)懷到這份上，咱還有什么可說。”工作人員把結(jié)果告訴她時，李淑賢紅了眼眶，連連道謝。沒幾天，她搬進了朝內(nèi)大街一套朝陽小房，鄰居多是文史老同志，彼此照應(yīng)甚好；生活費則按月打入郵局，不曾拖欠一天。

整理好屋子，她第一件事便是去八寶山。撫著骨灰盒，她低聲呢喃：“你走時放心不下的事，總理替你管了。”說罷，靜靜坐了許久。

日子漸漸回到正軌。李淑賢依醫(yī)囑休養(yǎng)，偶爾出席清史或滿洲史座談，把溥儀生前口述整理成稿，微薄稿酬補貼家用。1972年，她拿出攢下的兩百元，捐給北京兒童醫(yī)院休息室。同事問緣由，她淡淡一句：“有人幫我，我也得幫別人。”

李淑賢的人生幾經(jīng)跌宕：童年被繼母虐待，青年逃婚北上，中年成了“前皇帝”妻子，老年又靠國家補貼生活。那封1971年的求助信，成為她命運的轉(zhuǎn)折。一紙朱批，映出一位總理的體恤與分寸，也讓一位孤苦女子重拾尊嚴(yán)與底氣。至今，那份批示靜靜保存在國家檔案館，微黃的紙頁見證了一段塵封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