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我放棄當老師當了兵，進入部隊后接手“帳篷小學”當校長

1990年10月12日凌晨，云南麻栗坡的夜風裹著潮汽撲向營區(qū)。炊事班的燈還亮著，周真國就著微光在信紙上寫下幾行字，告訴父母自己已穿上夢寐以求的軍裝。這封信直到十天后才寄出，因為新兵隊連夜開拔，他沒來得及貼郵票。那一年，他25歲，在貴州安順農(nóng)村小學教了整整一年書，有編制、有寒暑假，按部就班地走著一條看似穩(wěn)當?shù)娜松壽E，卻突然轉(zhuǎn)彎。

誰都沒想到轉(zhuǎn)彎會轉(zhuǎn)到老山腳下。八里河東山“鋼七連”剛結(jié)束一輪輪換，連隊缺員嚴重，人武部見他一米六五出頭、體測數(shù)據(jù)一般，原本想放行到后方倉庫，卻被團部硬拉去前線。原因很簡單：部隊里正缺一個能寫、能教、又能吃苦的新兵。新兵摸底那天，他在五公里越野中途抽筋摔倒，班長搖頭，“這小子身體不占優(yōu)，還這么倔”。可三周后，他就把單杠從一個拉到十二個，夜里綁沙袋負重蛙跳，操場的月光見證了一條肌肉纖維一條肌肉纖維地“硬化”。

1991年春。連隊支援的芭蕉坪戰(zhàn)地小學再次被炮彈削掉半個角，學生和老師縮在帆布帳篷里上課。指導員拿著任免通知在火塘邊找他：“老周，部隊研究決定，戰(zhàn)地小學暫時由你負責。”他心臟狂跳，腦子里卻只飄出一句話——“再不想辦法，這幫孩子得在硝煙里失學”。那晚他一口氣翻完自己帶來的三本教育學講義，默背班級管理要點。第二天清晨，他站在破帳篷前，大聲喊出點名冊上二十一個名字，聲音被山谷放大，連隊警戒哨都聽得清楚。

從那一刻起，軍裝外面披上一件更重的“校長袖標”。他先做的并不是講課，而是修補帳篷：找廢棄彈藥木箱當立柱，撿傘布縫成窗簾，再從炊事班搬來鋁鍋底當黑板。天氣悶熱，帆布里像蒸籠，他索性把課程表上下午顛倒，先練習寫字、識數(shù)，日頭最毒的時候就講山里孩子最愛聽的英雄故事。女童怕炮聲，他就帶著做深呼吸；男孩愛打鬧，他把隊列口令改編成乘法口訣。有人笑他“小學套路管班，哪能當兵”，他回一句，“槍響時孩子不哭，就是勝利”。

戰(zhàn)地小學漸漸熱鬧卻也擁擠。周真國扛著教材挨村挨寨做動員，走一趟至少十公里。村民嘴上答應，轉(zhuǎn)身仍猶豫，學費是問題，安全更是問題。他把津貼攢了幾個月，能減免就減免，實在困難的干脆替人家墊。半年不到，學生擴至六十七人，帳篷塞不下，他就拆掉自己睡的半截竹床讓位。深夜寫班務記錄時，他時常用手背擦著汗，啃干糧把嘴角戳出血絲，仍半句不提苦。

1992年秋，老山局勢暫緩，部隊開始組織團級比武。他報了名。白天教學，夜里訓練，強度拉滿。連長擔心他身體，“非參加不可？”他點頭，嘴角牽出若有若無的笑：“讓學生知道，老師也能當尖兵。”那場比武，他拔得頭籌，八個月的新兵直接提了班長。回到小學，孩子們把破彩旗拼成“祝賀周老師”，那一幕讓炮火淬煉的硬漢眼圈泛紅。

1994年起，他累計拿出近兩千元津貼資助貧困生，高原夜里氣溫驟降，他把棉被送學生，自己裹帆布。1995年，服役期滿，部隊按慣例辦理退伍。消息傳出，芭蕉坪幾位苗族、瑤族村長帶著蓋滿手印的聯(lián)名信來到連部，七十歲的楊奶奶拄拐擠進隊列，哽咽道：“周老師不能走，孩子書還沒念完。”那一刻，操場上很多戰(zhàn)士掉淚了。團黨委當晚開會，一條意見“留人”，于是他在老山又多穿了一年軍裝。

1996年，教師緊缺更嚴重。他給貴州平壩任教的妻子寫信，只一句：“能來老山幫忙嗎？”沒有過多鋪墊，妻子辭職背著行李來了。山路顛簸十多個小時，她到時嗓子已沙啞，卻順手扶起摔倒的小學生，還笑說：“孩子更要緊。”1997年4月，妻子早產(chǎn)。深夜雨大路斷，他翻開臨時借來的《婦產(chǎn)科學》，咬牙照著步驟為妻子接生。嬰兒啼哭穿透帳篷，他給兒子取名“周篷生”，寓意“帳篷所生”。第二天，他把剛寫好的備課本遞到妻子枕邊，道歉只短短一句：“學生等著上課。”妻子只是握了握他的手。

1999年1月，聯(lián)合國某基金會在東南亞發(fā)起“青少年消除貧困獎”，中國軍隊推薦了這位邊防中士。獎金一千美元，他一分沒動匯去購買課桌、課本，外嘉獎的一沓證書壓箱底幾年才被翻出。有人問他圖什么，他聳肩，“沒想那么遠，孩子學會寫字算數(shù)就行”。

2000年以后，老山戰(zhàn)地小學完成“帳篷”到磚房的升級，縣里教育局撥款加裝了電力、投影儀。昔日炮火硝煙散盡，操場上升起的依舊是連隊登高課間操。縣城的不少老師聽說這所學校升學率高，主動報名支教。昔日“帳篷校長”終于輕松一些，但他仍堅持每天第一節(jié)課自己上。

同年秋，他獲批參加軍區(qū)預提干部集訓。周圍人以為他會離開教育崗位，大展宏圖。記者追問，“當了軍官后打算怎么規(guī)劃？”他只是擺手：“組織安排去哪就去哪。”第二天，他把剛發(fā)的新臂章別在教學服外，照常走進教室，黑板上粉筆寫了四個字，“今日作業(yè)”。

有人私下議論他把機會讓給別人，也有人贊他赤誠。連里的老兵悄悄和新兵說，“別羨慕榮譽，先學他那股韌勁”。周真國笑而不語，把練兵場與課堂視若一體：今天給學生講《數(shù)星星的孩子》，晚上帶士兵操槍打靶；下午批改作業(yè)，夜里完成軍事理論筆記。軍人和教師這兩種看似不同的身份，在他身上粘合得異常自然。

到2010年，芭蕉坪已實現(xiàn)通電、通網(wǎng)、通水泥路，戰(zhàn)地小學更名為“老山希望學校”。首屆大學生畢業(yè)典禮時，曾經(jīng)的學生把一面寫滿留言的五星紅旗交到他手里。字跡稚嫩卻直白：“周校長，您教會我們識字，更教會我們堅持。”

故事沒有壯烈的背景音，也沒有戲劇化的轉(zhuǎn)折。有的只是兩個看似平凡的選擇：一個年輕教師遞上入伍申請書，一個普通班長接手炮火下的帳篷。前一個選擇給了他軍人的身份，后一個選擇讓他在邊疆播種文明。一晃三十多年，老山密林換裝更迭，而那頂最早被彈片割裂的帳篷，如今被他剪下帆布小心收進木箱，注明：“1991年春，第一間教室屋頂”。它褪色粗糙，卻在回憶里熠熠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