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6日清晨,巴黎《費加羅報》的編輯們看著最新傳真流出的照片,愣住了:一面鮮紅的五星紅旗高懸于越南諒山省政府門楣,兩名中國士兵端槍而立,標題干脆利落——Lang Son Falls。
這張畫面讓河內外交部一時語塞,前夜他們還對外宣稱“解放軍被困叢林,諒山穩固”。消息瞬間反噬,無數目光順著電波追向拍攝者——55軍163師政治部攝影干事李永安。
誰能料到,一臺海鷗DF相機、一盒135黑白膠卷,會在數小時內扭轉國際輿論。鏡頭背后的故事,比版面上的黑體字更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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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回到2月17日凌晨。炮火劃破中越邊境,55軍主力越過友誼關。二十七歲的李永安揣著請戰報告,追著師政治部主任的吉普一路狂奔。車剛停,他只丟下一句:“不讓我跟進,膠片就空白。”
主任沒有再勸。誰都清楚,戰地影像不僅是史料,也能直接左右戰局。三小時后,李永安的相機扣在胸前,他隨先頭營鉆進高平方向的峽谷。
危險,從第一幀開始。
山谷間機炮轟鳴如絞盤。李永安匍匐在碎石堆,對焦、快門、翻滾,動作一氣呵成。迫擊彈緊跟著砸在原位,土塊遮天。身邊偵察兵把他一把拽進壕溝,低聲嘟囔:“命比底片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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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九次死里逃生中的第一次。之后,在距奇窮河兩公里的竹林,他被沖擊波掀進彈坑;觀音山側翼拍爆破橋梁時,一顆曳光彈擦過頭皮,燒焦了風鏡皮帶。傷口貼塊紗布,他又繼續對焦。
攝影干事最安全的距離,往往是貼著突擊隊。3月4日黎明,163師炮兵群掩護步兵沖向奇窮河鐵路橋。李永安趴在橋墩,鏡頭里沖鋒的身影像閃電。他剛換好膠卷,機槍子彈把腳邊木枕打成齏粉,左臂被木屑劃開。
膠卷,卻緊緊攥在手里。
橋頭穩住后,部隊沿公路直逼諒山市區。巷戰方起,李永安在拐角看到那幢完好的省政府大樓。典雅外墻與當年南京總統府神似,是戰火里罕見的完整地標。他下意識判斷:必須留下這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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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招呼正在警戒的兩名戰士,小聲嘀咕站位。戰士問:“就站這?”李永安點點頭:“對,就現在。”五秒取景,兩秒構圖,快門聲清脆。動作剛完,門柱處石塊被狙擊彈炸碎。
底片當天趕到通信站,經憑祥、廣州轉運北京。新華社暗房凌晨沖洗成功,照片上線,世界多家通訊社連夜轉載。越方再想改口,已成笑談。《攻克諒山》的標題就這樣釘進了史冊。
55軍前指得知消息,一片歡騰。許世友正在南部檢查部隊,他握拳輕捶桌面:“痛快!這才是能打的相機。”參謀立即接口:“該請功一等。”許世友點頭:“跑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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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南寧禮堂燈火通明,反擊戰表彰大會舉行。李永安穿著洗得發白的65式軍裝,肩頭還纏著繃帶。許世友走到面前,先敬禮,再伸出那只布滿老繭的手,閃光燈亮起——這一次,被拍的人成了主角。
全師獲一等功的只有兩人。另一位副師長李萬全,率營深入敵后切斷退路,拼刀鋒也拼膽氣。李永安能與之并列,說明指揮員深知“無聲武器”同樣致命。
戰斗結束,他共帶回230余張底片,新華社選用6張,軍事博物館收藏34張。那臺沾滿泥漬與劃痕的海鷗相機,如今靜靜躺在展柜里,鏡頭玻璃在燈光下泛著冷光,仿佛仍回蕩著當年的槍聲。
有人追問,后悔沒端槍沖鋒嗎?他只是搖頭,用略帶廣西口音的聲音回答:“相機也是槍。”七個字,道出戰地攝影的全部分量——記錄勇氣,也發射最精準的“子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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