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柏春與耿彥波：被神化的官員該走下“神壇”了

在庭審前夕，銀川市前副市長郭柏春的律師團隊與舊部，便為其戴上“人格完美”、“發展功臣”的華麗桂冠；這一形象在庭審中被辯護策略反復強化。

而太原市前市長耿彥波的擁躉們，則借助短視頻社交平臺，日復一日地喧囂造勢，正為其編織“鐵腕仁政”、“功在千秋”的敘事神話。

兩地相隔千里，政商生態中卻上演著相似的荒誕劇：用債務導向的決策摧毀民生根基，轉身卻成了“發展壯舉”；將城市財政拖入深淵，退休后竟被塑造成“改革英雄”。

這種集體性的記憶篡改，比任何貪腐行為都更值得審視——它意味著某些權力主體正在系統性地重構歷史，將個人罪責與功過粗暴歸入集體框架，讓宏大敘事的光環掩蓋個體是非。

（一）

郭柏春在銀川編織的金融迷宮中，每個節點都散發著銅臭氣息與信息失真。西部擔保、通聯資本這些看似專業的金融平臺，實則是精心設計的債務傳送帶。

通過交叉持股的復雜架構，縣域土地和閑置資產被包裝成“優質資產包”，這種數字游戲讓銀川的資產負債表膨脹如泡沫。

更荒誕的是土地出讓金的“循環魔術”：本該入庫財政的資金，被平臺公司通過虛假交易轉化為“營業收入”，這種左手倒右手的把戲，讓融資額度膨脹如吹大的氣球。

當銀川濱河新區淪為債務黑洞，產業項目落地比例顯著偏低，那些被神話的“金融創新”，不過是龐氏騙局的官場變體。

耿彥波的造城運動，則呈現出另一種癲狂。大同古城改造中，五年拆遷十萬戶的規模堪比戰爭動員，五百億資金砸向城墻修復和華嚴寺重建，卻換來住建部“拆真建假”的嚴厲通報批評。

這種粗暴踐踏歷史真實的行為，與郭柏春系統性偽造金融真實之舉，構成了權力異化的共生標本。

當耿彥波轉戰太原并試圖復制大同模式時，系列仿古建筑項目因財政資源過度傾斜而淪為“資金黑洞”，地鐵建設則因資源錯配而坐失窗口期。

其更大的“政疾”是：城市發展動能出現斷層——傳統產業升級滯后，新興產業培育不足，導致經濟轉型延誤，城市競爭力逐步弱化。

287億元債務，是大同市民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侵蝕民生福祉，神化敘事卻美其名曰“必要代價”甚或“甜蜜成本”。

（二）

郭柏春設計的融資創新體系建立在三個致命假設上：資金持續流入、資產持續增值、融資持續滾動。這種永動機式的幻想，在濱河新區產業空心化的現實面前轟然倒塌。

當銀行融資渠道驟然收緊，企業資金鏈便如多米諾骨牌般接連崩斷，債務違約的雪球在滾動中不斷膨脹，最終將區域金融信用體系掏空成一片廢墟。

此后數年，外地資本談及銀川項目時，總不免多幾分疑慮與審慎。

經此一番折騰，后續主政者接手時，面對堆積如山的爛賬，陷入束手無策的困境，甚至連下屬縣域的工資發放都難以保障。

更惡劣的是“天神娛樂債務重組”的操作——將平臺公司債滾債的套路移植到上市公司，用破產清算威脅迫使債權人接受債務展期。這種將金融信用當賭注的行為，透支的是整座城市的未來。

郭柏春的“豪華轉身”堪稱官場奇觀，竟攜秘書、金融局局長及西部擔保、通聯資本高管組團“下海”，搖身成為亞鉀國際與天神娛樂的核心決策層。

更荒誕的是，昔日主導造假融資的操盤手，如今竟以上市公司高管身份指點資本市場，而留下的債務爛攤子卻由當地政府埋單。

此類“金蟬脫殼”的離場行為，可能涉及“旋轉門”式利益輸送嫌疑，而他們不僅掏空了地方財政的信用根基，更在金融生態中植入系統性風險，其侵蝕政商生態的惡劣程度，較之直接貪腐有過之而無不及。

耿彥波的債務模式，同樣遵循著相似的耗竭邏輯。大同古城改造中，拆遷補償標準與市場價倒掛引發的尖銳矛盾，太原城市擴張進程中過度舉債推進基建項目，恰似社會矛盾和債務危機一觸即發的導火索。

兩地財政“拆東墻補西墻”的游戲，最終演變為對民生福利的系統性剝奪。

耿彥波的支持者在歌頌大同古城復興、太原城建成就時，卻刻意回避效率優先政策付出的深層代價——公平正義缺失、民生困頓加劇、財政債務高企以及產業升級滯后，最終導致城市發展陷入被動局面。

（三）

郭柏春案開庭前的輿論攻勢，堪稱教科書級的危機公關。律師團隊、家屬及舊部組成的“洗白聯盟”，像一支訓練有素的輿論“特工隊”，在社交媒體陣地發起密集轟炸。

他們用精心剪輯的“完美人生”片段、感人至深的親友證言，以及鋪天蓋地的“正能量”標簽，將當事人塑造成一個“人格近乎完美”的偶像——仿佛他從未犯過錯，只是被命運捉弄的悲情英雄。

這場輿論風暴席卷網絡，讓無數人短暫地相信：那個站在被告席上的人，或許真的只是被誤解的“圣人”。

這種神化操作包含三個標準化步驟：其一，將債務黑洞包裝成城市發展的“戰略支點”“超凡貢獻”；其二，把金融亂象偷換概念為“產業創新”；其三，通過社交媒體轟炸塑造“道德完人”形象，儼然預定“感動中國”的頭排席位。

這場輿論綁架的終極目的，是制造一種“道德優先于法律”的認知陷阱。

通過將“好干部”的標簽與涉案行為強行綁定，公眾的注意力被從司法程序轉移至情感評判，實質問題被稀釋為“好人是否該被寬容”的道德辯論。

這種操作不僅干擾司法判斷，更在深層侵蝕法治社會的根基——當法律審判被轉化為道德審判，公眾對正義的感知便從“證據確鑿”滑向“情感共鳴”，最終導致司法權威被輿論裹挾，形成“民意壓力”下的非理性裁決風險。

相比之下，耿彥波的自我神化展現出更持久的滲透力。其退休前通過拍攝以個人為主角的專題紀錄片，退休后鼓動民間掛畫像、立雕塑、建生祠、編謠曲等行為，構建了一個平行于現實的歷史敘事。

在這種敘事中，拆遷矛盾被簡化為“發展中的必要陣痛”，財政危機被轉化為“壯士斷腕的改革勇氣”，民生困頓被粉飾為“暫時的犧牲以換取長遠福祉”。

這種集體性的記憶篡改，通過地方文化符號的持續輸出，將個人形象升華為“城市精神圖騰”，進而消解公眾對治理失誤的質疑。

其腐蝕性遠超貪腐行為本身——它扭曲了歷史認知，讓公眾在情感認同中放棄對真相的追問，最終導致社會正義的根基被“道德神話”所侵蝕，法治精神淪為情感消費的犧牲品。

郭柏春、耿彥波這類輿論操作的深層后果，是試圖令公眾對正義的感知從“事實判斷”異化為“情感投票”。當執紀監督和法律程序被置于道德光環的陰影下，公平公正便面臨被“民意狂歡”消解的風險。

而集體記憶的篡改，比任何貪腐行為都更具腐蝕性，它讓社會陷入“歷史虛無主義”的陷阱，公眾在情感共鳴中逐漸喪失對權力濫用的警惕，甚至將“道德表演”誤認為制度正義。

長此以往，法治社會的信任基石將被動搖，正義的實現將不再依賴證據與程序，而是淪為輿論場上的“聲浪博弈”。

更危險的是，這種趨勢會侵蝕執紀監督的權威性，使得執紀執法專責調查被輿論情緒裹挾，導致制度對權力濫用的約束效能被系統性弱化。

（四）

郭柏春與耿彥波的作派，揭示了權力異化的三重維度。

?第一重是數字異化?。郭柏春通過金融工具將土地、資產轉化為可操縱的數字符號，耿彥波則依賴拆遷數據、投資規模構建發展幻象。這種游戲讓官員沉迷于“政績盆景”，卻漠視地方的可持續發展需求。

?第二重是空間異化?。濱河新區與古城改造等項目，偏離城市可持續性根基。這些不計代價的“權力景觀”，淪為官員實現“自我價值”的舞臺。這些本應服務于民生福祉與城市長遠繁榮，卻在權力意志的裹挾下異化為政績圖騰，支撐城市良性長遠發展的核心目標早已偏離。

?第三重是時間異化?。債務展期、工程拖延等操作，將當下的危機轉嫁給未來，形成時間錯配。官員在任期內享受掌聲，卻讓繼任者背負罵名，這種短視行為侵蝕了治理的長期性。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異化催生了“合法化幻覺”?。郭柏春的金融創新被包裝為“市場化改革”，耿彥波的古城改造被美化為“文化復興”，這種話語轉換賦予破壞性決策道德豁免權。

當官員和輿論開始相信他們的行為具有歷史正當性時，監督機制便形同虛設——這正是郭柏春能帶領團隊集體“下海”、耿彥波能持續自我神化的制度漏洞。

（五）

郭柏春與耿彥波的案例撕開了權力神話的虛偽面紗：對官員的過度神化非但不是治理良方，反而成為系統性腐敗的催化劑。

那些被輿論塑造成“改革英雄”的決策者，往往用債務杠桿撬動城市未來；那些被媒體包裝為“人民功臣”的行政主官，往往用冰冷數據粉飾掩蓋治理敗績。

這種神化操作暗藏三重危險信號：其一是動機不純的自我包裝，將個人政績凌駕于公共利益之上；其二是對任內問題的刻意粉飾，用短期繁榮掩蓋長期風險；其三是以輿論綁架民意，試圖將法律追責轉化為道德審判。

當郭柏春的辯護團隊將金融亂局美化為“創新壯舉”時，當耿彥波的擁躉們將債務危機包裝成“改革勛章”時，不僅意味著官員個體的道德破產，更是權力監督機制的結構性失效。

這種集體性的記憶篡改比貪腐行為本身更具破壞性。

它讓民眾在虛假繁榮的幻象中，淪為債務危機的隱形共謀者；它迫使司法審判在民意裹挾下偏離法治軌道，將嚴肅的法律問題扭曲為道德爭議。

它最終侵蝕的是公眾對制度本身的信任根基，而這種信任崩塌的修復成本，往往比任何財政危機的直接損失更為沉重且難以估量。

在郭柏春與耿彥波的雙重鏡像中，我們看到的不僅是某些官員的權力異化，更是一個時代的治理警示：當權力開始自我神化時，監督機制必須比神話建構更強大；當歷史被系統篡改時，真相探尋必須比謊言傳播更堅韌。

唯有構建起制度化的權力約束與透明的公共監督，才能避免更多城市淪為政績墳場，防止更多民眾淪為權力神化的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