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月13日,國際舞臺上爆出一則重磅消息,以色列外交部長薩爾正式宣布,該國決定退出多個聯合國機構及相關組織。給出的理由簡單直接,聲稱這些機構長期存在“反以色列偏見”,已經無法公平公正地對待以色列。這一決定瞬間引發全球關注,要知道一次性退出多家涵蓋不同領域的聯合國機構,在國際外交史上都較為罕見,以色列這次的強硬舉動,被外界解讀為對國際多邊體系的公然挑戰,也讓原本就復雜的中東地區局勢增添了更多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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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看看以色列退出的機構名單,涵蓋范圍之廣讓人意外,足足涉及七個重要機構。其中包括專門關注兒童權益的聯合國秘書長兒童與武裝沖突問題特別代表辦公室,致力于保障女性權益的聯合國婦女署,負責促進全球貿易發展的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還有聚焦中東地區經濟協調的聯合國西亞經濟社會委員會。除此之外,聯合國文明聯盟、聯合國能源機制以及全球移民與發展論壇也在退出名單之列,這些機構覆蓋了人權、發展、地區合作、能源、移民等多個關鍵領域,每一個都與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息息相關。
更值得警惕的是,以色列并沒有就此收手。其外交部明確表態,接下來還會繼續審查與其他聯合國機構的合作關系,未來不排除作出進一步退出決定的可能。這意味著這次退出或許只是開始,而非終點。這種“退群”成癮的姿態,讓國際社會普遍擔憂,以色列正在一步步與全球多邊合作體系切割。在當前復雜的國際格局下,這樣的舉動不僅會影響相關國際機構的正常運作,更可能引發連鎖反應,讓原本就脆弱的多邊秩序遭受更大沖擊。
以色列口中的“反以偏見”,背后其實有著明確的現實背景。近年來,隨著巴以沖突的持續升級,尤其是加沙地帶人道主義危機的不斷加劇,多個聯合國機構紛紛就此發聲,發布相關報告披露沖突中的平民傷亡情況,其中包括大量婦女和兒童的遭遇。這些報告和表態往往對以色列的軍事行動提出質疑,認為其行動造成了嚴重的人道主義代價。而以色列對此始終持強烈反彈態度,不認可這些機構發布的數據,反而將批評聲統一歸為“偏見”,最終選擇用退出的方式來逃避監督。
被以色列列入退出名單的聯合國秘書長兒童與武裝沖突問題特別代表辦公室,正是此前多次聚焦加沙兒童處境的關鍵機構。該機構曾明確指出,加沙地帶的兒童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沖突已經導致大量兒童傷亡,相關基礎設施的損毀還讓孩子們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這些客觀披露的事實,在以色列看來卻成了“偏見”的體現。退出這個機構,本質上就是想堵住外界對其軍事行動中傷害兒童權益的批評聲音,避免在道義上陷入被動。
聯合國婦女署的遭遇也大同小異。在加沙沖突中,女性群體的處境一直備受關注,該機構多次發布報告,指出沖突給巴勒斯坦女性帶來的深重災難,包括失去家園、缺乏醫療保障、面臨人身安全威脅等。這些基于事實的關切,卻讓以色列感到不滿。要知道聯合國婦女署在全球范圍內推動性別平等和女性權益保護,擁有廣泛的國際影響力,以色列退出該機構,無疑會削弱自身在女性權益領域的國際話語權,也讓加沙地區女性獲得援助的渠道變得更加狹窄。
聯合國西亞經濟社會委員會的被退出,更像是以色列對地區輿論的直接對抗。這個機構專門負責西亞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協調,長期關注巴以沖突對地區經濟的破壞。此前該機構曾多次發布報告,詳細披露以色列的相關政策對巴勒斯坦經濟造成的壓迫,包括限制物資流通、破壞基礎設施等,這些報告為國際社會了解中東地區的經濟困境提供了重要依據。以色列退出該機構,顯然是不想再被這些客觀報告“打臉”,試圖切斷國際社會了解相關真相的重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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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際外交邏輯來看,以色列這次大規模“退群”,絕非一時沖動,而是有著深層的政治考量。一方面,這是對國內右翼勢力的迎合。近年來,以色列國內右翼勢力影響力不斷增強,對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不信任感和反感情緒在國內擁有廣泛民意基礎。通過展現這種強硬對抗國際組織的姿態,以色列政府可以有效鞏固這部分選民的支持,強化自身執政合法性。另一方面,這也是在轉移國內民眾的注意力,將民眾對國內經濟、民生等問題的不滿,引導到對外對抗的方向上。
同時,以色列的這一舉動也明顯有跟風美國的意味。就在不久前,美國剛剛宣布退出數十個國際組織,其中就包括多個聯合國相關實體。以色列選擇在這個時間點跟進,一次性退出7家聯合國機構,顯然是想通過呼應美國的單邊主義傾向,鞏固與美國的特殊戰略同盟關系。在巴以問題等關鍵議題上,以色列高度依賴美國的支持,通過這種政治聯動,期望換取美方更堅定的后盾支持,讓自己在地區沖突中更有恃無恐。
讓人感到諷刺的是,以色列本身的建國就與聯合國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回溯歷史,1947年聯合國通過《巴勒斯坦分治決議》,將當時由英國托管的巴勒斯坦地區分為猶太國和阿拉伯國兩個部分,這為以色列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可以說,從某種程度上講,以色列是借助聯合國決議才獲得了建國的合法性。如今卻頻頻以“偏見”為由退出聯合國機構,這種對歷史的選擇性遺忘,讓國際社會對其外交信譽產生了嚴重質疑。
以色列的“退群”行為,看似是在逃避“偏見”,實則是在主動放棄國際話語權。聯合國機構雖然存在效率不高、政治博弈等問題,但仍是當前國際社會討論合法性和道義的核心平臺。這些被退出的機構,每一個都承載著特定的國際職能,是國際社會開展合作、解決共同問題的重要載體。以色列選擇退出,就意味著主動放棄了在這些關鍵議題上的參與權和話語權,未來在相關領域的國際合作中,必然會陷入被動局面。
對那些依賴相關機構援助的群體來說,以色列的退出無疑是雪上加霜。尤其是在加沙地帶,聯合國婦女署開展的女性賦能項目、兒童保護辦公室推動的人道主義援助行動,都需要各方的配合與支持。以色列的退出可能會導致這些項目的資金籌措受阻、執行難度加大,本就處于極端困境中的巴勒斯坦弱勢群體,生存境遇恐將進一步惡化,加沙地區的人道主義危機也可能因此加劇。
從國際社會的反應來看,多數國家對以色列的這一決定持批評態度。不少國家認為,以色列將“反以偏見”作為退出理由過于牽強,本質上是在逃避國際社會的監督。國際社會普遍認同,解決分歧的正確方式是通過對話協商,而不是簡單粗暴地退出相關機制。一些國際組織負責人也表示,聯合國機構始終秉持客觀公正立場,依據事實開展工作,以色列的退出行為不僅無助于問題解決,還會破壞多邊合作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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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嚴重的是,以色列的這種行為可能會產生惡劣的示范效應。如果各國都效仿這種“合則用,不合則棄”的實用主義態度,在遇到批評或分歧時就選擇退出國際組織,那么歷經數十年建立起來的全球多邊合作框架將面臨系統性崩解的風險。國際社會通過規則和對話解決爭端的基礎會被侵蝕,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強權邏輯,這對全球治理體系來說將是一場災難。
說到底,以色列一次性退出7家聯合國機構的舉動,本質上是其單邊主義外交政策的集中體現。用“反以偏見”作為借口,實則是想逃避國際監督、轉移國內矛盾、鞏固盟友關系。但這種以損害多邊秩序為代價的強硬姿態,最終只會得不償失。國際社會的公道自在人心,逃避批評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唯有回到對話協商的軌道,遵守國際規則,尊重各方合法權益,才能真正化解分歧。以色列的這一行為,不僅沖擊了多邊秩序,也讓自身在國際社會的形象再次受損,未來如何修復與國際社會的關系,將是其不得不面對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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