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包分配,是計劃經濟時代人力資源配置的標志性產物,其本質是用行政指令替代市場選擇,將高等教育產出的人才,按計劃劃撥到各個單位。
記得最后一次大學生分配工作是在1996年,當時的大學畢業生總數是83萬。既然工作是分配,那么分配工作的人的權利就是非常大的。
手握分配權的人,小到調整畢業生的去向城市,大到決定其進入核心部門還是偏遠基層,幾乎擁有左右一個青年前途命運的生殺大權。
記得當年熱播的電視劇《人民的名義》里祁同偉的就典型的包分配的受害者。
他是漢東大學政法系的研究生高材生,品學兼優,本有機會和侯亮平、陳海一樣,進入省檢察院這類核心政法機關。但他拒絕了時任政法委書記梁群峰的女兒梁璐的追求,梁璐利用父親的權力,直接將他的分配結果改成了偏遠鄉鎮的司法所。
被分配到鄉鎮后,祁同偉不甘心一輩子困在底層,他拼命工作,甚至主動申請去緝毒隊,想靠軍功改變命運。但即便他在緝毒行動中差點犧牲,立了大功,梁璐父女依舊沒有放過他,始終不讓他調離基層。
事情的轉折在于,他在漢東大學的操場上,當著全校師生的面,雙膝跪地,向梁璐求婚。這個下跪的動作,他靠著梁群峰的關系步步高升,從司法所到公安局,再到省公安廳廳長。
電視劇只是現實的映射,大學生包分配工作就給分配工作的人極大的權利尋租空間。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高等教育的產業化,在大擴招下計劃經濟的包分配制度已經不適合經濟的發展,所以就被取消了。
取消包分配制度以后,大學生選擇的機會就變得多,權利尋租的空間就變下了。實際上,現在各種帶事業編制單位的招聘,在過程上都是非常規范的,從報名、筆試到面試、公示,全程公開透明,目的就是為了公平,減少權利尋租空間。
進入2026年,博士畢業生的總數已經不少,一年畢業的學生在10萬左右,市場經濟已經非常完善,是不可能,也不應該實行分配。
能納入分配體系的,無非是黨政機關、事業單位、科研院所這類公共部門。可這些單位的編制本就有限,根本容納不下這么多博士生,也提供不了這么多匹配的工作崗位。
強行分配,要么是讓博士去做與專業無關的打雜工作,造成人才的嚴重浪費;要么是無限擴張編制,給財政帶來沉重負擔,最終得不償失。
再說了,博士生分配工作,那么薪酬如何定義呢?如果薪酬過低,博士生本人會愿意呢?事實上,現在不少博士生都選擇在企業 工作,如果強制分配,豈不是又造成新的問題。
總之,市場經濟會自動調節資源分配,博士生分配工作已經不適合市場經濟,當然不應該分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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