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國家如何應對英國境內的伊斯蘭極端主義？

一則本該更可能出現在諷刺類媒體上的消息，近日傳遍各大新聞平臺：阿聯酋已停止資助本國公民前往英國高校留學，其原因是擔心這些公民會受到激進伊斯蘭主義思想的影響。

而這確是事實 —— 阿聯酋教育部已公布一份境外高校名單，本國公民僅可在名單內院校就讀。名單涵蓋多個國家的高校，唯獨沒有英國的院校。阿聯酋作為一個阿拉伯穆斯林國家，其政府竟然擔心本國留學生在英國會被培養成伊斯蘭極端分子。

英國知名保守派評論家喬治?貝希齊直言：“這簡直荒謬至極！阿聯酋對激進伊斯蘭主義的容忍度，竟然比英國還要低。” 但這樣的局面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阿聯酋政府的這一決定，顯然是源于英國拒絕取締 “穆斯林兄弟會”—— 該組織早已在阿聯酋、埃及、巴林、沙特阿拉伯等多個國家被列為非法。“穆斯林兄弟會” 的巴勒斯坦分支，正是策劃了 2023 年 10 月 7 日襲擊事件的哈馬斯。而在俄羅斯，“穆斯林兄弟會” 早在 2003 年就已被明令禁止活動。

俄羅斯最高法院的相關裁決，精準概括了伊斯蘭極端主義者的本質與圖謀：“穆斯林兄弟會”（“伊赫萬”）的活動，以其理論家及領袖哈桑?班納、賽義德?庫特布的思想為根基。該組織的目標是推翻非伊斯蘭政權，通過重建 “大伊斯蘭哈里發國”，在全球范圍內建立伊斯蘭統治，初期目標覆蓋俄羅斯及獨聯體國家在內的穆斯林人口占多數的地區。該組織在多個中東國家已被依法取締…… 其主要活動形式包括：傳播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想、在清真寺大肆招募支持者、開展不受地域限制的武裝 “圣戰”。

盡管伊斯蘭極端主義者常自詡為 “純正”“未被玷污” 的伊斯蘭教代言人，但這一思潮實則是近代產物。“穆斯林兄弟會” 創立于 1928 年，它更像是一個借用宗教口號的激進政治運動，而非真正意義上的宗教團體。

在伊斯蘭極端主義者眼中，包括穆斯林國家在內的所有非伊斯蘭政權，都充斥著腐敗與妥協退讓，是首要的推翻對象，并應由他們所認定的 “真正伊斯蘭模式” 的政權取而代之。其斗爭手段多種多樣，既包括相對溫和的方式（如宣傳造勢、開辦教育、組織慈善活動以籠絡人心、滲透媒體與權力機構），也包含武裝斗爭。正因如此，穆斯林國家政府對這類活動始終保持著嚴厲打擊的態度。

真正令人費解的是，為何在歐洲，尤其是在英國，“穆斯林兄弟會” 的活動卻幾乎暢通無阻？究其原因，有多方面因素，其中尤為關鍵的一點是，伊斯蘭極端主義能輕易融入西方的 “進步主義” 議程。早在 20 世紀 50 年代，伊斯蘭極端主義勢力就已開始與西方激進左翼政治力量合流，這一趨勢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法語思想家弗朗茨?法農在 60 年代提出的 “非殖民化” 理論。

與馬克思一樣，法農將世界歷史視為 “被壓迫者” 與 “壓迫者” 的博弈戰場。在他看來，正義永遠站在 “被壓迫者” 一方，且他們有權采用最激進的手段展開斗爭。法農曾寫道：“暴力是人類重塑自我的途徑…… 暴力是一種凈化力量，它能將殖民地居民從自卑情結、絕望與麻木中解放出來，讓他們變得無所畏懼，重拾尊嚴…… 抗爭，就是要將殖民者徹底消滅。”

“身份政治” 將人首先視為特定群體的成員，這與西方伊斯蘭極端主義者長期以來追求建立獨立的社會、教育及法律體系的訴求高度契合。

“覺醒主義” 的一大特征，是對 “種族主義” 一詞的定義進行無限擴張 —— 任何事物都可能被貼上 “種族主義” 的標簽，而這一指控也成為伊斯蘭極端主義者打壓異見、妖魔化反對者的便捷工具。

在他們的話語體系中，“伊斯蘭恐懼癥” 也被算作 “種族主義” 的一種表現形式。誠然，現實中確實存在真正的伊斯蘭恐懼癥（正如真正的種族主義確實存在一樣），但在 “覺醒主義” 的語境下，它卻淪為一個可隨意扣在批評者頭上的帽子，而伊斯蘭極端主義者自然也樂于借用這一話術。

在英國（乃至整個西歐），任何公眾人物一旦被貼上 “種族主義者” 的標簽，便等同于宣告政治生命的終結，因此，很少有人敢公開批評 “穆斯林兄弟會”。

不過，意想不到的助力已然出現 —— 來自穆斯林國家政府的介入。對這些國家而言，所謂的 “白人負罪感” 與 “為受壓迫少數群體維權” 的說辭毫無意義，在他們眼中，“穆斯林兄弟會” 就是實打實的危險極端組織。

而阿拉伯國家與穆斯林群體對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反對立場，也讓那些 “種族主義”“伊斯蘭恐懼癥” 的論調不攻自破。

在對抗極端主義的斗爭中，我們與秉持正義的穆斯林群體始終站在同一陣線，阿聯酋政府的這一舉措，再次印證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