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在當下，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漢娜·阿倫特。
英國文學院羅斯·瑪麗·克勞謝獎、現代主義研究協會獎得主，歐洲科學院院士林賽·斯通布里奇全新力作《漢娜·阿倫特的愛與反抗》由我社引進出版，該書入圍2024年奧威爾政治寫作獎，驗證了漢娜·阿倫特的思想在剖析當代困境時的非凡生命力。
這位二十世紀最銳利的思想者，以畢生流亡與思考，寫下關于權力、恐怖與自由的永恒警示。她的思想，誕生于極權陰影之下，卻在今日顯現出驚人的預見力。
《漢娜·阿倫特的愛與反抗》既是對阿倫特生活和工作的概括，也是與我們陷入困境之當下的對話和一部行動指南。它迫切地呼吁我們像阿倫特當年所做的那樣，以堅定不移、充滿愛意、不屈不撓的精神，思考當下這一變幻莫測的時代。
摘自《漢娜·阿倫特的愛與反抗：我們可以自由地改變世界》
文 | [英]林賽·斯通布里奇
剛到美國時，阿倫特才三十出頭，她寫作、教學、學習第三語言—— 英語（要是把希臘語也算上，英語就是她的第四語言了），試著重新站穩腳跟。她因在《建設》周刊上出色的新聞報道為她贏得了自己的專欄——《這與你有關！》（
This Means You!）。自1944年以來，她一直在紐約的猶太文化重建組織（Jewish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工作，該組織主要是為了追蹤被掠奪和偷盜的猶太宗教與文化遺產、書籍、手稿和藝術品而成立的。他們與難民們以及各類機構合作，繪制出了一份幸存珍貴文物的秘密檔案。戰爭結束后，阿倫特還親自帶隊執行了一項為期六個月的任務，返回德國追回被盜的文物。
《極權主義的起源》是她第一部成熟的作品，也可以說是她個人最大規模的一次歷史拯救行動。那時她依然年輕，還會因身處異鄉而感到新鮮與陌生。紐約給予了她所需的獨立性和距離，讓她得以回望歐洲，審視其崩塌的民族國家體系、毀壞的政治文化與支離破碎的哲學思想。法國哲學家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曾在1995年出版的著作《檔案熱》（
Archive Fever）中指出，人們保護和傳承歷史的強烈熱情，實際上也反映了人們想要摧毀那些塑造我們身份與存在之事物的欲望。漢娜·阿倫特正是通過將這一段極權主義的歷史歸檔，來摧毀那些促成極權主義出現的思想習慣、情感結構和壓迫歷史。
《極權主義的起源》 漢娜·阿倫特 著 1973年版
《極權主義的起源》雖然生澀，卻傾注了阿倫特熾熱的心血。在此后的學術研究中，她再也沒有引用過如此龐雜的歷史材料——光是注釋就已規模驚人。她以大量引文、詳盡說明、統計數據和反復舉證來支撐自己的論點。1933年，她因受蓋世太保阻撓而被迫終止了在普魯士國家檔案館的研究，所以爭分奪秒，想要彌補那些失去的時光。書中所引的一些資料，幾乎剛出版不久就被她收入文中，而另一些，譬如歐洲種族主義的歷史線索，則可追溯到18世紀和19世紀。最重要的是，她想要剝掉極權主義神話般的外衣。歷史，就是她的武器。
德里達還指出，存檔這一行為意味著我們渴望留存，渴望延續。漢娜·阿倫特對此也深有體會。她擔心自己正在揭示的歷史隨時會像歐洲的大多數猶太人一樣消失，正如她自己也差點被抹去一樣。作為最早、無疑也是最具原創性的一部研究新型政治現象的作品，《極權主義的起源》也是一部“幸存者敘事”，它從一位難民的親身經歷出發，試圖記錄致使她被迫流離失所的歷史條件，因此這部作品感情充沛卻又龐雜難馴，也就不足為怪了。畢竟，一個人應該如何講述自己幾近消失的歷史？這部龐大而復雜的著作，是漢娜·阿倫特迄今為止對自己生命最具雄心的肯定。我有時會想，這本書表面上披著學術研究的外衣，實際卻是一部愛的宣言。
《極權主義的起源》出版后，阿倫特既因作品中的激情受到贊揚，也遭到了批評。《泰晤士文學增刊》（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抨擊她“飽受折磨且自我摧殘的真誠”。另一些人則批評她過于感性，缺乏足夠的學術客觀性。對此，她反駁道，這樣的主題本就需要在表達中凸顯風格—— 這種風格理應帶有一種蘊于平靜中的憤怒，來回應極權主義本身令人震驚的殘暴，任何其他風格都是對此等現實的背叛。
這部作品日后被奉為關于冷戰思想的經典之作，但這也掩蓋了它的其他方面，尤其是它作為現代種族主義研究的本質。事實上，書中的大部分內容都在論述這一問題。她在柏林和巴黎時便已開始了此書第一部分“反猶主義”的研究。她指出，19世紀和20世紀初，對猶太人的宗教歧視逐漸演變為種族仇恨的意識形態（她或許還可以補上一句：我見證了這一切的終結）。在第二部分“帝國主義”中，她追溯了法國和英國的帝國主義如何以種族優越的意識形態為借口和正當性基礎，洗劫了非洲和印度。當德國、奧地利和沙皇俄國將帝國主義種族主義反施于歐洲本身時，最終會演化出極權主義的種種要素也隨之就位。她解釋說，極權主義的基本結構是書中隱含的結構，而全書更顯而易見的統一性則來自幾組基本概念，這些概念如紅線般貫穿始終。
漢娜·阿倫特
那些“紅線”之中最為關鍵的一條，或許正是種族主義和種族思維。這條線同樣貫穿于她此時所書寫的美國的政治現實。阿道夫·希特勒曾公開贊同美國南部“吉姆·克勞法”對黑人群體的壓迫，而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初的美國，也有很多白人同樣對希特勒表示贊同。如今，這些聲音雖然沉寂了下來，但沉默并不意味著他們已經改變了看法。
在阿倫特剛開始撰寫《極權主義的起源》的時候，而今看似隱秘的結構，以及阿倫特極為憤怒的情緒，都曾表現得更為直白。她本想將書名定為《羞恥的要素：反猶主義—帝國主義—種族主義》（
The Elements of Shame: Anti-Semitism–Imperialism–Racism）。我喜歡“羞恥”這個詞，因為它精準地捕捉到了她的核心信念，即一條深刻的道德界限已被越過，嚴重到人們羞于談論它。感到羞恥的人通常會保持沉默，眼下這種情況則更是如此：在阿倫特看來，構成這種“羞恥”的三個要素——反猶主義、帝國主義和種族主義，并未隨著納粹主義的失敗而從世上消失。更早一點的時候，本書還有另一個更具“但丁式”風格的書名：《地獄的三根支柱：反猶主義— 帝國主義— 種族主義》（
The Three Pillars of Hell: Anti-Semitism–Imperialism–Racism）。而在校樣階段，這本書的暫定名一直是《我們時代的重負：反猶主義—帝國主義—極權主義》（
The Burden of Our Time: Anti-Semitism–Imperialism–Totalitarianism，這也是此書英國首版的書名）。阿倫特已經意識到，反猶主義和帝國主義是極權主義最終出現的基本結構。《我們時代的重負》這個標題取自她與布魯希爾沿哈德遜河散步時所作的詩，它提醒著我們，這本聚焦于極端非人性和冷峻的政治結構的作品，背后蘊含著深刻的個人情感。
直到1950年秋季，書稿即將付印時，“極權主義”這個詞才出現在主書名中。是她的美國出版商建議使用《極權主義的起源》作為主書名。這個標題很有分量，同時也巧妙地避免了在封面上直接提及“種族主義”和“反猶主義”。在1951年，許多美國人認為這兩個詞與他們所宣稱的自由民主制度相對立，不愿意將它們視為一個政治體系的關鍵要素。因此，先哄這些讀者讀進書里去，才是更好的選擇。
然而，將種族主義、帝國主義和反猶主義的聲音壓低，也對《極權主義的起源》的解讀方式產生了深遠影響。此書的最后一部分，也是今天最受讀者歡迎的部分——“極權主義”，是對幾近泯滅人類自主性的政治體制既可怖又令人振奮的剖析。這一部分的字里行間，死亡與恐怖如影隨形。阿倫特精彩地闡述了意識形態如何用一種黑暗而持續的能量，撕裂人們對世界的感知，碾碎人們的思想，摧毀法律與制度，最終導致滅絕營的出現。這便是阿倫特所說的“絕對統治”的夢魘，而它如今已降臨于世，她擔心這種狀態會持續下去，即便未必會以那么極端的方式再現。她后來寫道，倦怠的恐怖和赤裸裸的暴力恐怖同樣具有道德腐蝕力，有時前者甚至更甚。
但是，阿倫特的論述中也隱含這樣一個觀點：那些最終催生極權主義的要素，在大多數現代政治體系中已普遍存在很久了。人們需要警惕的不只是龐大的宣傳機器、難以言說的恐怖、全天候的監控、恐懼、審查、黑色旗幟、集中營以及公開處決。種族主義、政治與經濟貪婪，這些從一開始就已經存在，它們都是根源所在。
阿倫特認為，現代第一批“多余的人”正是在對多余財富的過度渴求中被制造出來的。若要理解極權主義的起源，就必須追溯到帝國主義的起源。“如果可以的話，我想吞并整顆星球。”英國牧師之子、礦業巨頭、白人意識形態鼓吹者塞西爾·約翰·羅得斯曾如是說道，那時他正熱衷于將非洲資源轉化為純粹的財富，將非洲人民轉化為生產這些財富所需的純粹勞動力。他的這句話絕非玩笑。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第二部分“帝國主義”的開篇就引用了羅得斯的狂言。而接下來的大量篇幅，幾乎都是在駁斥他以及他所代表的瘋狂野心。（每當我聽到商業巨頭埃隆·馬斯克詳細講述將星際殖民作為應對氣候危機的“解決方案”時，腦海中總會浮現羅得斯的這句話。）
羅得斯之外的另一位英國人—— 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則與阿倫特的觀點基本一致。他早先就曾指出，人權的首次崩塌并非發生在20世紀中葉的歐洲，而是要早上整整一個世紀（這在亞洲和非洲早就為人所知）。1939年，他發問，西方聲稱要捍衛的“自由”究竟是什么？在追求“白人民主”的時候，究竟哪些人的生命算得上有價值？正如阿倫特在談及英國帝國主義時所寫的，許多構建種族主義極權統治的關鍵要素，早已赤裸裸地存在于所有人的眼皮底下；只要它們聚合起來，便足以誕出一個完整的極權政府。統治印度的官僚曾提出“大屠殺計劃”，而非洲的殖民官員則宣稱，“人權等倫理考量絕不會成為白人統治的障礙”。
《極權主義的起源》第三部分“極權主義”的新穎性與震撼力，最終遮蔽了前文大量的歷史資料。讀者們只覺得，非洲和印度的帝國主義恐怖不過是更可怕的恐怖的墊腳石—— 而所謂“更可怕”的恐怖，是指其殺戮范圍如今也蔓延到了白人群體。在《極權主義的起源》出版的整整一年以前，馬提尼克詩人兼政治家艾梅·塞澤爾在巴黎首次出版了《論殖民主義》一書。他在書中寫道，歐洲人之所以對希特勒的所作所為感到如此震驚，是因為他“將之前僅針對阿爾及利亞、非洲和印度人民的殖民主義手段應用到了歐洲”。
在英國和法國，白人至上的帝國主義與殖民神話曾一度用于支撐起一種表面統一的國家認同，盡管實際上這些國家自身早已深感不穩。而在歐洲其他日益貧困與動蕩的地區，人們又發明出各種關于種族差異的新說法，以此來解釋為什么某些白人比其他白人“更高級”。19世紀末，泛斯拉夫主義與泛日耳曼主義運動開始鼓吹種族思維，以此作為征服和統治歐洲大陸的借口。就在納粹黨崛起的前幾年，年輕的阿道夫·艾希曼穿著短褲同奧地利的“候鳥團”一起在森林中探險時，他或許并未深入理解，卻堅定又熱切地認為自己正朝著一個更偉大的、統一的日耳曼優等民族行進，而這一種族理應主宰歐洲的中心。
阿倫特明確指出，種族主義并非僅是20 世紀西方所遭浩劫的附屬品—— 它就是那場浩劫本身。她寫道：“種族主義可能真的會導致西方世界乃至整個人類文明的毀滅。無論任何飽學之士怎么說，從政治角度來看，種族都并非人性的開端，而是終點；也并非民族的根源，而是它的衰微；更不是人的自然生長，而是其非自然的死亡。”種族的整個概念都是個神話，種族思維則將這個神話轉化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武器，而這種政治實施了前所未有的行政野蠻統治。正是種族這條“紅線”把非洲的集中營與歐洲的集中營連接在了一起；把倫敦與巴黎的帝國辦公室里以備忘錄和索引卡形式執行并記錄的屠殺，同納粹在柏林下令實施的屠殺連接在了一起。
《漢娜·阿倫特的愛與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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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英]林賽·斯通布里奇
譯者 東野圣時
出版日期 2026.01
內容簡介
21世紀已經過去四分之一，我們的世界有變得更好嗎？種種跡象向我們表明，經濟增速放緩成為無可避免的趨勢，國與國、人與人之間的猜忌隔閡、沖突對抗都愈加明顯。而眼下，這部關于漢娜·阿倫特思想的作品，正是身處21世紀的我們極為需要的。《漢娜·阿倫特的愛與反抗》既是阿倫特生活和工作的概括，也是與我們陷入困境之當下的對話和一部行動指南。它迫切地呼吁我們去思考，就像漢娜·阿倫特在當年所做的那樣——心懷堅定，充滿愛意，鼓起勇氣。
[英]林賽·斯通布里奇
歐洲科學院院士，英國學術協會成員，伯明翰大學人文學教授，牛津大學出版社“世紀中葉叢書”聯合編輯。曾于康奈爾大學與悉尼大學擔任訪問學者。著有多部關于漢娜·阿倫特思想遺產的作品。其代表作《司法想象：紐倫堡審判后的寫作》榮獲英國文學院羅斯·瑪麗·克勞謝獎，《無家可歸的人：寫作、權利與難民》獲現代主義研究協會最佳圖書獎。
東野圣時，山東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翻譯學碩士研究生導師，北京師范大學外文學院訪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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