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向榮將軍夫人余慎，不習慣別人稱她某某夫人：我有自己的事業

1950年10月的一天，廣州烈士陵園旁的舊營房里人聲鼎沸。中南軍區第二子弟小學就要掛牌，校長余慎抱著厚厚一摞課表，正忙著分發到各個教室。有人悄聲提醒：“蕭副政委夫人，您歇會兒吧。”她抬頭笑了笑，語速很快：“別叫夫人，叫余校長，時間緊。”簡單幾字，把身份與職責分得分明。

向前推十五年。1935年夏，19歲的余慎從山東菏澤師范畢業。那年濟南街頭的新劇社、辯論會、進步書刊讓她頭腦發熱，也讓她第一次聽到“民族解放”這四個字。短短幾個月，她辭去小學教員的固定薪水，加入秘密讀書小組。一次集會上，北大返鄉生拍著桌子道：“不去延安，永遠不知道中國的路在那兒。”余慎心里“咯噔”一下，種子埋下。

1938年1月，黃土高原的寒風割臉。余慎走進抗日軍政大學報到，登記表上寫下新名——余慎。四個月后，她在黨旗下宣誓入黨，被分到軍委編譯科任秘書。共事的都是“大手筆”——郭化若、陳伯達、何其芳，資料翻譯、文件謄抄，每天燈油味熏得人頭暈，但她樂在其中。

也是在編譯科，王長德看中了這個山東姑娘。“你對蕭向榮的文章怎樣評價？”王長德輕聲試探。余慎答得干脆：“文筆好，觀點清。”一句話讓介紹人暗暗點頭。1939年3月5日，延安楊家嶺窯洞里同時辦了兩場婚禮，其中就有蕭向榮與余慎。娶親那天，蕭向榮對新娘說的第一句話是：“不耽誤你工作。”這句承諾，兩人此后一生都認真履行。

抗戰勝利后，1946年冬，東北氣溫零下二十度。羅榮桓決定在哈爾濱辦一所干部子弟學校，校長林月琴向組里要人時一句“科班出身、懂教學”鎖定了余慎。三十來個人、四間日偽舊樓，缺粉筆、缺課桌，她帶頭拆木箱子改課桌，用炭粉加石膏自制黑板漆。半年后，三百多名孩子能正常上課，課后還能唱《怎么辦》合唱曲。

1949年建國，當許多干部家屬選擇回后方休整，余慎卻申請隨夫轉戰華南。中南軍區第二子弟小學的籌建批復只一句話： “人選，無條件保障余慎。”她手里沒編制、沒預算，只帶三名女教員和兩卡車破桌椅從漢口駛向廣州。采訪記錄顯示，她當時說：“學校建起來，比我的軍銜更實在。”這句口氣里，全是山東人特有的倔強。

進入五十年代，部隊授銜、干部家屬回軍隊工作的浪潮席卷。1960年春，軍委辦公廳有人私下提醒：蕭主任點頭，夫人即可穿軍裝、按資歷授銜。余慎回話只有六字：“我有自己的事業。”文件報到表最終空白，連部門章都沒蓋。

同年秋，她調入國務院交通部政治部，兼任組織干部處副處長。面對碼頭工人、遠洋船員、筑路工程兵，她常把子弟校那套“學生匯報制度”搬過來。有人不理解：“照章辦事行了，還搞這些細節？”余慎笑：“人多事雜，更要規矩。”不到兩年，交通部各局建立了統一的人事檔案室，此舉后來被視為行業管理邁出的重要一步。

特殊年代里，蕭向榮多次出席公開活動，攝影記者總想把夫人一并拍下。余慎幾乎從不出現，實在避不開時，也只是站在最邊角。隨行參謀回憶：她上車前總問一句“你們車夠不夠座？不夠我就不去”，然后掀簾就下。

1984年，交通部在京舉辦第一屆水運院校教學觀摩，68歲的余慎堅持把四十多所院校的教學大綱逐份翻閱完畢，夜里兩點才離開辦公室。有人不解：“這年紀，圖什么？”她回答：“新人多，不能走偏路。”

1991年1月18日，北京協和醫院。彌留之際，余慎拉著護士的手輕聲說：“給孩子們留座位。”身邊人猜不透這句話含義。事后，整理遺物時發現一封未寄出的信，收件人是軍委子弟學校，信末寫著：如有合適地皮，可再辦一所專門收烈士、孤殘兒童的免費中學。落款：余慎。

從山東小村到延安窯洞，從冰封松花江到珠江畔教室，再到中央部委的案頭，余慎從未把“夫人”二字當成資本。她堅信，握筆、執教、育人，這才是自己的全部底氣。有人評價，她一生沒留下一枚軍功章，卻留下了幾代人的黑板字、作文本、檔案袋，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紙墨，最能說明她的事業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