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穩定大局，康熙晚年追賜故輔政大臣鰲拜一等阿思哈尼哈番爵位！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一道特殊的圣旨從暢春園傳出："追賜故輔政大臣鰲拜一等阿思哈尼哈番爵位，準其弟孫蘇赫承襲。"消息震動朝野。五十三年前，正是康熙親手將鰲拜擒獲定罪，列了他三十條大罪，最終判了終身監禁。為何到了晚年，康熙會突然追封這位"罪臣"?康熙晚年最棘手的政治困局，便是"九子奪嫡"引發的朝堂派系撕裂。

這一貫穿康熙中后期的事件，從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太子胤首次被廢開始，愈演愈烈。諸皇子為爭奪儲位，紛紛結黨營私：胤禔聯合明珠黨羽，胤初依托索額圖舊部，胤禛拉攏年羹堯，隆科多，胤則聚集了大量滿洲勛貴與漢臣。朝堂之上，派系對立日益尖銳，官員要么被迫站隊，要么備受排擠，連滿洲核心統治集團，也就是八旗勛貴內部也出現了分裂。

更關鍵的是，部分開國功臣后代因"奪嫡之爭"心生顧慮。鰲拜作為滿洲鑲黃旗核心勛貴，其家族自順治朝起便是八旗勛貴的代表之一。自鰲拜被定罪后，其家族長期被壓制，子孫多被貶斥或邊緣化。這種"罪臣之后"的標簽，讓費英東，額亦都家族等其他開國功臣后代惴惴不安，擔心一旦卷入政治風波，家族功績便會被全盤否定。

康熙敏銳地察覺到這一隱患，若任由這種不安蔓延，可能導致滿洲勛貴集團與皇權離心，動搖大清統治的根基。而追封鰲拜，正是安撫這一群體的關鍵一步。康熙追封鰲拜，并非憑空決定，而是基于鰲拜實打實的開國功績。這些功績不僅是大清定鼎中原的重要助力，更刻在滿洲勛貴集團的共同認知里。

崇德六年(也就是1641年)松錦大戰中，鰲拜作為鑲黃旗護軍統領，率部沖鋒陷陣，在明軍炮火中突破防線，生擒明軍副將，為清軍攻克錦州立下首功，被皇太極冊封為"巴圖魯"；順治元年(1644年) 清軍入關后，鰲拜追擊李自成農民軍至湖北，大破李自成主力，徹底瓦解了大順政權的核心戰力；順治三年(1646年)，他又率軍入川，平定張獻忠的大西政權，斬殺張獻忠，穩定了西南戰局。

此外，在順治帝親政前，鰲拜多次抵制多爾袞的專權企圖，全力維護順治帝的正統地位，深得順治信任，這也是順治臨終前指定他為輔政大臣的核心原因。這些實打實的戰功，讓鰲拜在滿洲勛貴中早就成了開國功臣的代表。康熙晚年梳理清初歷史時，曾在朝堂上公開感慨："鰲拜效力年久，且皇考曾經信任。"這句話不是隨口評價，而是對鰲拜開國功績的正式認可。

在滿洲勛貴看來，鰲拜當年專權是過錯，但他為大清打江山的功勞不能抹殺。要是否定了這份功績，相當于否定了一批開國勛貴的付出。康熙追封鰲拜，就是要亮明"功過要分清"的態度：犯了錯要罰，立了功也要認。康熙五十二年的追封，也不是突然之舉，而是之前一系列對鰲拜家族寬容舉措的延續。早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就已經開始調整對鰲拜家族的態度。

這一年，他下旨赦免了鰲拜部分被流放的族人，允許他們返回京城。同時啟用鰲拜的孫子達福擔任三等侍衛，讓他進入宮廷任職。這一步看似不起眼，卻釋放了明確信號，朝廷不再把鰲拜家族當成罪人，而是重新將他們納入統治體系。之后幾年，康熙多次在和八旗王公談話時提到，開國勛貴的功績不能被埋沒。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他恢復了被廢太子胤初的儲位，想借此緩和奪嫡之爭引發的派系矛盾。

與此同時，他進一步松動對開國功臣后代的限制，比如提升鰲拜之孫達福的品級，讓他參與宮廷宿衛事務。這些一步步推進的舉措，既試探了朝野的反應，也為最終追封鰲拜做足了輿論和政治上的準備。到了康熙五十二年，面對短期內難以化解的朝堂分裂局面，追封鰲拜就成了順理成章的決策。追封旨意下達后，后續的一系列安排，更能看出康熙的核心目的是穩定朝局。

首先，爵位承襲的安排很克制，只追封"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一等男爵)，沒有恢復鰲拜早年的"一等公"爵位。這樣既肯定了他的功績，又沒有否定當年的定罪，守住了"專權必懲"的底線。其次，指定由"弟孫承襲"，而非鰲拜的直系子孫，避免他的家族勢力過度反彈。最后，禮部在執行追封儀式時，特意強調"功過兩分，賞罰分明"，明確告訴朝野上下，朝廷不會因為某人過去犯了錯，就抹殺他曾經立下的開國功勞。

這一決策的效果立竿見影：滿洲勛貴集團的不安情緒明顯緩和，不少此前觀望的勛貴后代主動向皇權靠攏；朝堂上關于"功臣待遇"的爭議減少，派系對立的氛圍有所降溫。更重要的是，這一決策為后續康雍乾三朝對開國功臣的評價定下了基調。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進一步追封鰲拜為一等公，正是延續了康熙"功過兩分"的思路。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帝將鰲拜爵位降回一等男爵，也認可了康熙當年"既賞功又懲過"的平衡之道。康熙晚年追封鰲拜，從來不是一時興起的感情用事。這一決策以"九子奪嫡引發的朝堂分裂"為背景，以"鰲拜不可磨滅的開國戰功"為依據，又有"此前對鰲拜家族的松動舉措"做鋪墊，是一套完整的政治布局。無非就是穩定滿洲勛貴人心，康熙的政治權謀確實太高了。